《读张元幹词札记》补正

王兆鹏同志的《读张元幹词札记三则》(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读后深受教益。该文其一“洛滨”考,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宋词选》第267页张元幹《点绛唇》词注“洛滨:不详(疑是陈与义)”之误,考定“洛摈”不是陈与义,而是富直桑。所考极是。此条词注在今年出版的《唐宋词选》修订版中已作订正。其二“谪仙”辨,王文认为张元幹《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词中“谪仙”,只能是李纲,而不可能指苏轼。其说甚当。唯其三“张元幹自编词集质疑”一则中所引材料有疏误,现特补正如下: 王文中有二段引文说,南宋曾噩《芦词·序》有一段很明确的说明: “公(指元干)之子靖,裒公长短句篇,属为序。余晚出,恨不得见前辈。然诵公诗文久矣,窃载名于右,因请以送别之词,冠诸篇首,庶几后之人尝鼎一脔,知公此词不为无补于世,又岂与柳、晏辈争衡哉?” 王文认为这是张元幹的儿子张靖,裒集乃父词作后,再谁曾氏写序的。并说,曾氏以此二词压卷之“深意”在于欲后人“知公此     

浅谈苏轼的“骂”与“谑”

苏轼有才、有识、有胆。黄庭坚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豫章黄先生文集》卷19 《答洪驹父书》)曾敏行说:“东坡多雅谑。”(《独醒杂志》)苏辙说,苏轼作诗为文“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确实,苏轼的诗文多有寓讽于骂或谑的。“骂”、“谑”、“讽”是苏轼诗文战斗性的统一内涵,也是苏轼诗文的艺术特色之一。     

《历代世变》非苏轼所作考

在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苏轼文集》卷六十五“史评”类中,收有《历代世变》一文(原文略)。据现存资料,此文早在南宋编刻《三苏先生文粹》时已收载,明代毛九苞重编《东坡先生外集》、茅维编《苏文忠公全集》时亦加著录,袁黄、王世贞所编的历史教科书《纲鉴合编》,也在卷首《读纲鉴法》中载录此文,且与程颐、朱熹等理学名儒的读史方法并列。近年有学者分析苏轼史论,还特加征引,说其“将苏轼深湛的史学功力表露无遗”(张元《苏轼的史论》,载《宋史研究集》第二十五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5年编印)。可是,此文真是苏轼所作吗?试辨之如下:剖…     

“羽扇纶巾”析

苏轼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羽扇纶巾”究系指谁?许多同志都说,“这是古代儒将装束,形容周瑜态度从容闲雅”,其根据是“从‘遥想公瑾当年'以下六句是写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与上段的‘周郎赤壁'相应,不容割裂开来.”(见胡云翼同志注的《宋词选》)对这种解释我认为不对.近读郭沫若同志的《读书札记四则》,很有启发.郭老对“羽扇纶巾”的解释,才是正确的. 这首词上、下片之间有没有结构上的“相应”或说是照应呢?当然有.但是我认为并非“遥想公瑾当年”照应“周郎赤壁”;而是下片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照应上片的“一时多少豪杰”.     

佛道思想与苏轼仕途生涯

宋人罗大经引述朱熹批评苏轼兄弟的话说:“‘二苏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倾危变幻之习,早拾苏(秦)张(仪)之绪余,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谓此文公二十八字弹文也。”“苏轼早期文章,颇有《战国策》纵横议论之风,这一点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至于苏轼与佛老的关系,在他遭贬以后,对佛道典籍的兴趣明显增浓,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苏轼接触佛道典籍并醉心于其中的思想,实际上可以追溯到他儿时在家塾学习时,苏轼对于庄子思想和文辞的喜     

“块”字辨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出亡》这一部分,是先秦散文中的名篇,众多的古代散文选本大都选入。该文在记叙公子重耳“过卫,卫文公不礼焉”之后,紧接着有这样一段文字:“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     

“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论苏轼的和陶诗

一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曾说:“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所谓苏轼“晚喜陶渊明”主要是指他晚年贬官惠州(今广东惠阳)、儋州(今广东海南岛儋县)期间特别喜好陶诗。实际上,苏轼喜好陶诗,早在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期间就开始了。当时他就把自己躬耕的东坡,比为陶潜游过的斜川,把陶潜的《归去来辞》隐括为《哨遍》。苏轼写作和陶诗,也是从元祐七年(1092)知扬州时就开始了,曾和陶潜《饮酒》诗二十首。不过,苏轼大量写作和陶诗确是在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到达惠州以后,这同他在政治上的失意是分不开的。苏轼认为自己同陶潜的性格和遭遇有很多相似之处:     

再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原是孔子称赞子产的辞令的。我在本刊2003年9 期11页《知识窗》栏中写过“溯源”,提到孔子此语见于《左传·鲁襄公二五年》。之前,在本刊2002年12期扉页介绍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对孔子此语的引用。     

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

曾巩是一位擅名两宋、沾丐明清,却暗于现今的作家。庆历元年他始识欧阳修时,欧便“见其文奇之”(《宋史,曾巩传》);次年曾巩落第南归,欧作,《送曾巩秀才序》说:“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惋惜抱屈之情,溢于言表。他并认为,“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曾巩)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他曝书得王安石《许氏世谱》,忘其谁作,说“介甫不解做得恁地,巩是曾子固所作。”(《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引)无独有偶,在知贡举时,他得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     

补校《宋史·司马光传》一则

《宋史·司马光传》:“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此段文字源于苏轼之文。《东坡七集》正集卷39《司马温公神道碑》:“辽人、夏人遣使入朝,与吾使至虏中者,虏必问公起居,而辽人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慎勿生事,开边隙。”苏轼原文,敕边吏者惟辽而已,而《宋史》删“辽人”二字,主语承前,变成敕边吏者     

晚明张燧《千百年眼》征引苏轼、苏辙著述考

张燧《千百年眼》中有三十个条目源自苏轼、苏辙之文：或完全抄录苏轼之文,或简单删改、节录苏轼、苏辙之文。张燧抄录苏轼、苏辙之文的原因是：“二苏”相关著述在明代的刊刻,为张燧学术研究提供了载体;学术识见或学术观点的相近;明代中叶以后“苏文”评点热潮的兴起。     

姑溪居士杂考

李之仪字端叔,号姑溪居士,著有《姑溪居士文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凡七十卷,他是苏轼门人之一,苏轼有“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之句,谓读其诗,使人顿悟。其词亦工,尤长小令,清婉峭蒨,不减秦观。《宋史》本传(卷三四四)谓其“能为文,尤工尺牍,轼谓入刀笔三味。”这样一位诗、词、文皆佳的苏轼门人,《宋史》仅有一百一十二字的小传,又     

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

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寇养厚欧阳修的古文理论，从总体上看，继承了韩愈的传统。他曾对苏轼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引）就是说，他的古文理论总是把“文”和“道”联系在一起的。《与张秀才第二书》中，欧阳修对自己古文理论中的“道”...     

“风瓯”新释

苏轼《雨中过舒教授》“起听风瓯语”中的“风瓯”,陈迩冬先生《苏轼诗选》注为:“瓯,瓦制小盆、小盂之类。这里风瓯指建筑上瓦制铃铎之类。”此后注家多承此说。我认为这种解释尚可商榷。 何为“瓯”?《说文》:“瓯,小盆也。从瓦区声。”“瓯”本是盆盂类瓦器。这种瓦器可作酒杯,亦指深碗,又为茶杯。后一义在唐宋时代常用,如白居易《食后》:“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     

《初发嘉州》解

嘉祐四年(1059)苏轼父子离眉山,沿氓江、长江东下,南行赴京,作《初发嘉州》诗。嘉州即今四川乐山。学界多把这一题目解释为“由嘉州出发下荆州”(如陈迩冬((苏轼诗选》、刘乃昌《苏轼选集》)。但细审诗意,我觉得是初何嘉州出发,即由眉山发船何嘉州的意思。理由如下:(一) 诗中有“朝发鼓阗阗”,“钓台寻暮烟”语。钓台即钓鱼台,《嘉     

《曹刿论战》中“乘”字注释的异议

<正> 初中语文课本第五册《曹刿论战》一文中,有“公与之乘”一句,我对课文后边关于此句的注释有异议。请看课文后边的注释:[公与之乘]鲁庄公和他共坐一辆战车。之,代词,他,指曹刿。(见初中课本第五册)很显然,此句的注释是把“乘”当做动词“乘坐”讲了。我以为有不妥之处,因为“乘”(shèng)在古代是量词。古时一车四马叫“乘”,     

周邦彦及其《清真词》(上)

周邦彦字美成,自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杭州)人。北宋著名词人。生于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卒于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享年六十六岁。有《清真集》传世。《宋史》卷444,《东都事略》卷116,《咸淳临安志·人物》有他的传记。 一、家世和青少年时期 邦彦父、祖以上事迹无可考。他的叔父周邠字开祖,嘉祐八年进士。熙宁间,苏轼为杭州通判,多与唱酬,《东坡集》中所谓“周长官”者即其人。邠元祐初知管城县,后知吉州,累官至朝请大夫、上轻车都尉。元符末上书入邪等。事迹见《咸淳临安志·人物》。据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下简称《遗事》)所考,《茅山志》所载周邦彦佚诗《芝术歌》中“庐陵太守蕴仙风”句所谓“庐陵太守”就是指周邠,因为周邠尝知吉州。周邠之孙周莘字     

为《左传》注一字

读上海版《春秋左传集解》(以下简称《集解》)和北京版《春秋左传注》(以下简称《注》),发现昭公十三年传文末数第二节“吴灭州来,令尹子期请伐吴”中的“期”字有疑,当为之作注,而《集解》和《注》皆未注,笔者于此愿有所说明。一、不应是“期”,而应是“旗”。通观昭公十三年和十四年传文,可知此处之“子期”当是“子旗”之误。上观昭公十三年传文,可知子旗即佐楚平王(公子弃疾、蔡公、熊居)乘乱夺取王位之成然(蔓成然、(?)成然),以其佐立之功,楚平王“使子旗为令尹。”     

“与之块”考辨

五年制中学高中语文第二册《土地》后引了《左传》上一段文字:“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于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课本将“与之块”注释为“给重耳泥块”,将“块”解作“泥块”是正确的。 《说文》“(土鬼)(块)”写作“”,说“”或作“(土鬼)”。那么“(土鬼)”与“”当为异体字。《说文》又以“”释“(土鬼)”,“(土鬼)”就是“土块”。《国语·吴语》:“(楚灵)王寐,畴枕王以而去之。”韦胎注:“,(土鬼)也。”《尔雅·释言》:“(土鬼),堛也。“段玉裁认为“堛”即“”之异文,可见“(土鬼)”,、堛三字都是“土块”的意思。晋杜预在注“野人与之块”这句话时,虽未对“堛”直接加以解释,却说:“得土有国之祥,故以为天赐。”可见杜预也是把“块”解作“土块”的,不然,何以有“得土”之说呢?     

《九歌》互文求义

最早对“互文”下定义的是唐人贾公彦,他说:“凡言‘互文’者,是两物各举一边而省文,故云‘互文’”(《仪礼注疏》)。这就是说互文的内涵具有互相体现、互相渗透、互相补足的作用。本文所谈的互文即贾公彦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