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周书》时代略考

《逸周书》一中,至关周史研究。然其价值,则迄今犹未被完全认识。究其原因,主要是其时代尚不明确、无有定论。笔者于此,拟对其时代略作考论,冀学界予以批评。前人论《逸周书》,或以为战国时人作,或以为战国前人作,或以为战国后人作,或以为秦汉间人作,或以为汉以后人作,或以为东汉魏晋间人作,或以为历战国秦汉而渐增成,或以为春秋已有,而战国后又辗转附盖而成,不一而足。论说虽繁,但各家均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其书有《序》。我们知道,所谓“《周书》七十一篇”,实际     

《逸周书源流考辨》序

《逸周书》是一种很重要的古书,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此书在《汉书·艺文志》已有著录,作《周书》七十一篇,言系“周史记”,列于《尚书》诸家之后。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许慎《说文》引用则称之为《逸周书》。凡此都可说明,当时学者认为此书与《尚书》有某种关系。虽然如此,《逸周书》的地位在过去历史上究竟不能同《尚书》并论,直至清末《书目答问》列之于古史类,反不如《汉志》之在《六艺略》。历代研究注释此书的也不多,于晋孔晁注后,惟有《王会》一篇多有学者讨论,书中其他部分几乎无人顾及。清代乾嘉学风兴起,才有卢文昭、王念孙等家陆续加以整理。道光时,朱右曾著《逸周书集训校释》,堪称集成之作。随后又有朱骏声、俞樾、孙诒让,以至刘师     

“共伯和”还是“共和”——关于周厉王被逐后贵族“共和”难以为继的讨论

出土文献“清华简”《系年》和《竹书纪年》都提到“共伯和干王位”,这与传世文献如《史记》中的“共和”存在差异。关于贵族参与驱逐周厉王的可能性,传世文献如《国语》《左传》《逸周书》的记载影绰,而出土文献及出土文物则表述明确。虽然记载不同,但两者都表明贵族和国人合力驱逐了周厉王,共同佐证了驱逐事件的真实性。基于西周宗法制,“国人”关系到王朝政权基础,且与高级贵族关系紧密。正是西周封建制和宗法制的自身逻辑引发了贵族与国人驱逐周厉王的事件。而在此后,西周贵族势力转向内部的利益争夺,王朝畿内贵族与外诸侯也都会因王位空缺而产生矛盾,“共和”难以为继,“共伯和立”成为政治平衡的权宜之计。然而,受社会环境和文化意识难以协调以及私欲纷争的主导,共伯和很快“归宗”,王权恢复,贵族的联合执政彻底宣告失败。     

《荀子》引《书》辨析

近现代以来的《尚书》研究者在分析《荀子》引《书》时存在不同的看法.荀子引《书》共22次,引用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引用《书》中文句,共17次,其中重复引用者两次;二是化用《书》中文句,共5次.《荀子》引《书》涉及《书》篇范围广,集中引用《周书》内容,引议结合,往往断章取义.辨析荀子引《书》问题有助于我们探究《书》学在先秦的流传、荀子与《书》学的传授关系以及先秦引用学等一系列问题.     

张家山汉墓古竹书《盖庐》与《伍子胥兵法》

江陵张家山西汉初年墓葬所出古竹书《盖庐》 ,是托名伍子胥的古兵法著作。该书与《汉书·艺文志》中兵技巧家的《伍子胥》1 0篇无关 ,而可能是同书著录的杂家《伍子胥》8篇中的一篇。其成书时间当在楚汉之际或是战国晚期     

简评《逸周书源流考辨》

我校文博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讲师黄怀信同志,积4年心血写就的《逸周书源流考辨》一书,今年年初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逸周书》是一部极堪珍贵的历史文献。共10卷,71篇,亦称“周书”、“汲冢周书”、“周志”、“周史记”。该书内容丰富,记载了商周交替之际及西周时期的政治、思想、军事、宗教礼仪、道德修养以及天文、历法、时令等方面的内容。是研究西周和商周之际历史的基本史料之一。《逸周书》的上述有用价值,有的已被发现利用,而多数则闲置至今,未被发现,更未被充分利用。其原因主要是书之源流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即成书确切年代和性质、各篇内容始终没有定论。《逸周书》源流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书的不同名称各产生于何时?诸史《志》所著书的面貌有何不同、来源如何?汲冢是否出有《周书》,若出,其书与今书有无关系?今传本为何时、何人编定?篇名     

关于贾谊《新书》版本的初步调查

贾谊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五十八篇,贾谊赋七篇”;《隋书·经籍志》著录“贾子十卷;录一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贾子九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新书十卷”。应劭、颜师古、司马贞等称贾谊作品为《贾谊书》;《崇文总目》说:“本七十二篇,刘向删定为五十八篇”。这些材料说明,北宋以前贾谊的著作已有《贾谊书》、《贾子》、《新书》三种名称,9卷、10卷,10卷录1卷、72篇、58篇等记载。而《新书》的真伪问题,历来就存着怀疑和争论。     

试笔：宋人“偶然欲书”情境下的文献生成

明茅维本《东坡先生全集》所载苏轼篇题《泗岸喜题》,宋本原貌应作《闻骡?试笔》或《骡?驿试笔》。所谓“试笔”,既指试写行为,也指在书写准备阶段所自由书写的诗文。以“试笔”为篇题,滥觞于晚唐郑谷的《试笔偶书》,并在宋人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陆游等文士那里蔚然成风,《欧阳文忠公集》甚且专编《试笔》一卷。试笔作为日常书写情境,深度参与了宋人的日常书写与文献生成。试笔具有“书以自识”的个人化特点,承载着作者的生命意识,并被作者用来自抒情志与自述身世。以“试笔”为篇题的诗文大抵冲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意,有着“偶然欲书”的舒展和自由,因此也最大限度地释放着试笔类诗文的文体自由,为诗人检点身心行止提供了宽松的文本空间。     

试论《左传》的引“谚”

《左传》中除了引《诗》《书》之外,最常见的称引行为便是引＂谚＂①和引＂言＂。文章从《说文》中＂谚＂的本义入手,主要以《左传》为范本探讨春秋时期＂谚＂的内涵和特点,并对春秋时期口头文献的产生和传播状况进行梳理。     

《逸周书》成书于战国初期

《逸周书》是一部很重要的先秦古籍,其成书年代至今仍众说不一。我们就相关史料及是书内容,再次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并从词汇发展史的角度,对书中几个常用词的使用情况作了历时的考察,初步推断《逸周书》的成书年代宜在战国初期。     

《汉书·地理志》所记部分职官考略

刘邦进入关中以后,"承秦之制"着手重建政治体制,其中包括了最重要的财政体制。经过汉初的努力,西汉建立了完备的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比秦更加完善、完备。两汉财政机构,特别是财政职官体系,实际上代表着统一的封建王朝初期财政职官体制状况,也成为封建社会中期和晚期财政职官体系的雏形。《汉书.地理志》作为我国第一部正史地理志,它为我们研究西汉史提供了许多重要史料,其中记载了大量地方财政职官的设置情况,如铁官、盐官、工官、服官等。研究《汉书.地理志》所记职官,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汉财政职官的组成、发展概况具有重要意义。     

先秦文献中“尚书”非经书名综考

先秦文献中“尚书”的表达仅两处。一处在传世文献《墨子·明鬼下》中,此处的“尚书”并非经书名,也非讹误,而是《夏书》的修饰语;“尚”是表尊崇的程度副词,反映了墨子对大禹以及《夏书》的极度推崇。另一处在出土文献帛书《要》中,此处的“尚书”也并非经书名,而是指所有“上古的典籍”;“尚”是表时间语词,为了突出《周易》的特殊地位。因此,“尚书”在先秦文献中均与经书名《尚书》无关。     

西周军赋问题研究

过去学术界谈到西周军赋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但其证据都是根据春秋以来晚出的《周礼》、《左传》甚至《汉书》来论证的，这些文献能否证明是西周的军赋是有问题的。本文据西周金文考察，西周时期的军队武器设备和军用服装都是有专门的官职及机构来管理的，而六师军用马匹和牧场也是有专门的地点，并且也是由专门的官职来管理的。这也和《周礼》所反映的有关官职情况是相互一致的。     

论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

西周末期,中国的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制度化地记录史事,至战国时期私修史勃兴,编纂水平超过官方。历经秦与西汉,官方史学呈现衰微和停滞,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私修史的巨大跨越,而且有将史学发展拉向突出个性精神、离开先秦以来传统路径的倾向。但东汉明帝支持班固撰修《汉书》的同时,倡修《东观汉记》,开创官方不仅记史而且修史的局面,将史学重新拖回依附朝廷政治的方向。东汉对私修史引导而不堵塞,构建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双轨发展的新格局,这奠定了传统史学的基础,促成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其历史文化魅力,导致后来少数民族政权的仿从,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最重要的先导因素,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告地策的行文格式与相关问题

本文通过对秦代官府文书和汉代告地策的行文格式的对比,认为所谓告地策的行文程式,实际上是秦代官府文书的一种照搬。如果按照这种官府文书的行文程式来检讨那些被认为是告地策的材料,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告地策都是出土于湖北江陵一带,而且一共也就5块而已。     

“召南”的命名和风雅颂的分类原理

“召南”不是国家,而是根据召公系诗,召公指历代召公的统称,不是一个人。召公有燕国和采地召封地,又曾和周公分陕而治,“召南”由燕风和贤臣身份的作品构成。西周以来,根据礼制,大夫也可以拥有礼乐。只是孔子删诗时没有保留,所以《诗经》中没有大夫这一种类诗。“周南”和此相类。十五国风不是曾猜测的根据区域决定,而是按照礼乐性质划分的,风雅颂也是如此。召公是周代著名的诗人,留下作品在十首左右。召公是燕赵文化的奠基人和缔造者之一。     

春秋“聘问”礼仪与歌诗必类原则

西周到春秋末期,诸侯国之间的大事处理实施聘问制度,表达主张为赋诗言志,就是用诗句委婉地表白,对方作答也是如此。早期用的是一首或一组诗,后来只取一首中的几句来说,就是断章取义。这些诗都是当时朝廷编订的礼乐用诗,因此每个时代的诗有些不同,但始终有一个根本原则就是赋诗必类,即一定要符合诗的本义。早期的赋诗都是天子礼乐,春秋末期除了鲁国外都自己编诗,如《郑诗》、《卫诗》等。到了孔子把这些作品整理删定,就是现在的《诗经》。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载,对武帝时期、昆明的迁徙活动,、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走马”为秦爵小考

最近发现的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材料,反映了走马在秦代为爵称,而非官称,且秦爵走马相当于汉二十等爵中的簪袅.簪袅、走马在字面上都可理解为驱马疾驰.秦汉爵称由职名演变而来,簪袅与周官走马的地位也是相适应的.走马、簪袅二名在秦代可能通用,汉初整理爵位时对同爵异称的情况进行了规范,从而废止了爵称走马的使用.     

先秦官吏考核制度考述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建于秦汉时期,先秦只是萌芽或是雏形,并未形成制度。实际上,官吏考核制度建于先秦时期,西周已较为规范。先秦时期的官吏考核制度,其考核目的、对象明确;考核内容、尺度具体;考核方法多样;奖惩措施严格,它是秦汉以后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发展、完善的渊薮。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先秦时期的官吏考核制度有其时代局限性,应客观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