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价值解释到价值批判——价值哲学的性质及其路径反思

原有的观点认为价值定义揭示了价值的先天本质或是一种共性归纳。但"价值"就是共相,价值定义中的"是"并非表达价值和谓词的同一性,而是揭示了切入价值问题的路径,提出了理解整个价值世界的价值模型,表达了研究者核心的价值关切和价值立场。在广义价值哲学的视野下,整个哲学的核心关切是价值问题。如果作为价值哲学起点的价值定义不过是研究者自身的核心价值关切和价值立场,价值哲学、以及整个哲学的必要性何在呢?如何使价值哲学以及整个哲学超越于消极意义上的个人私见?自觉的价值哲学的核心任务是价值解释、价值批判、价值弘扬,价值批判提供了价值哲学超越单纯个人价值呼吁的可能性,是价值哲学工作的重心所在。价值批判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对价值模型的批判分析。主客体需要关系说的价值模型是功利价值模型,它的流行有深刻的时代理由,时代的发展也提供了超越它的价值理由,而超越的方式首先在于超越其价值模型。     

关于我们的价值哲学研究

从学科层面看,价值论是继存在论、意识论之后形成的一大哲学基础理论分支。在学说层面上,导致“价值论空白”的原因主要有二个：一是非学术的社会因素,二是传统哲学体系及其思维方式对于价值问题的可容纳性问题。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必须把人类生活实践及其历史发展作为价值论研究的最终“文本”,深入到实践结构的内部去揭示价值现象的基础和地位,要用具体的历史的主体分析方法来把握并揭示价值现象的本质,坚持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价值导向。     

《巴黎手稿》中“社会”概念的内在张力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是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原初理论语境。“社会”概念与“类”概念直接相通又是对后者的批判性超越,“人是社会存在物”这一论断表明,“社会”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深刻洞悉。而“社会”概念所内蕴的“人所应是”的规范性界定直接成为马克思批判现实社会与人的历史境遇的重要价值参照系,异化劳动理论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社会”批判话语最初动向。     

“士至于道”与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以春秋战国时期为核心的考察

“士至于道”是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根基所在。为了坚守道统,并与政统相抗衡,人格独立客观上成为士之为士的第一要义。对于与道相违的“无道”社会,士人必然要对之进行无情批判,因而他们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道的“人间性”客观上要求士必须“经世”,这突出表现为士人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高度关注与参与热情。为了保证道的尊严,士人又必须高度注重自身的精神修养。以身载道、人格独立、批判精神、经世传统、注重修身,这些文化价值共同构筑了传统“士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也成为传统士人的理想人格范型。这种独特的“知识人”文化传统于今天仍然彰显出不可忽视的强大精神能量。     

本体、价值与境界：论中国哲学中“情”的内涵

“情”是中国哲学中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在中国传统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与西方哲学侧重形而上的理论追求不同，中国哲学更主要关注的是现实的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而对于现实的人来说，情感则是其基本的属性。因此，“情”理应成为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情感问题，中国哲学历来非常重视，传统中国哲学对于情感的问题作了非常详细的探讨，涉及情感的本源、发生、内涵以及意义、价值等诸多方面。主要从基本的中国哲学文献出发，试图对“情”所具有的哲学意蕴做一个概观性的把握，认为“情”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所具有的内涵包括本体义、价值义和境界义三个方面。     

价值论研究的几个疑点辨析

当前中国价值论研究必须超越“西化和反西化情结”的纠缠,摆脱文化侏儒心态,独立思考,形成属于当代中国自己的学说话语;而中国特色价值学说的形成,应在“关系-实践”说基础上,运用主体性观念与主体性方法分析和反思价值领域中的一切问题并且研究者应有科学精神,保持适当“价值中立”,担负起构建合理健康的价值观念的使命。     

关于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功利性-报告文学本体新论之一

报告文学本体论中的传统“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已不能规范和指导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而必须代之以“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新“五性”。如果说 ,新时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侧重的主要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论性”,那么 ,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则不但将其潜在的批判理性与政治理性发展至新的阶段 ,而且还增加了批判传统、反思历史、文化启蒙与学术性、知识性等理性内涵 ,从而形成了以追寻“现代性”、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理性精神”。“学理性”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有三 :一是在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 ;二是在实践上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三是在精神上启迪心智、激励斗志、陶冶情操。以往学界对报告文学的轻视 ,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文体。实际上 ,注重文学价值的“功利性”是中国现代文论现代性的重要特色。报告文学“学理性”与“理性美”的凸显 ,说明我们的时代仍是一个需要高扬“理性”而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的时代 ,也说明文学的“功利性”价值观仍值得尊重与肯定。     

对近期有关实践存在论批评的反批评——对董学文等先生的批评的初步总结

摘要： 将“实践存在论”理解为马克思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拼凑的观点源自对“存在论”（ontology）理解的片面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的割裂。在马克思那里,“物质”、“自然界”仅是“本原”意义上的“第一性”,而非“本体”。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对于“存在”（on、being、Sein）问题的追问是一以贯之的。马克思对包括旧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古典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真正革命性超越在于他同“实践观”紧密结合的存在论思想,而非所谓的“物质本体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普世价值

面对着当今中国＂官本位＂价值观、＂利本位＂价值观、传统＂奉献型＂价值观和当代青年＂消费型＂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十分重要和完全必要的,也是长期和艰巨的。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信念危机、信任危机,以及对待传统价值观的批判和反思,并要求新价值观的产生。中国神州大地对价值和价值观的研究,出现了高潮。改革开放三十年,人们对价值、个人价值、社会价值、普世价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与普世价值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既要承认普世价值,不能把它看成是虚伪和欺骗,又要承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能把它仅仅归结为意识形态,看成是一种宣传,而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与普世价值的建设统一起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贫困化,传统哲学合法化,西方哲学边缘化,哲学被政治和经济冲击和打压。从哲学上讲,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前进,是一个伟大艰巨的创新工程。     

乌托邦的现代性困境

失去了自我反思和内在批判机制的现代社会,使得乌托邦思维遭遇深刻危机;“地理大发现”所引起的“空间革命”和全球视界的融合,已经根本打破传统乌托邦想象的空间。象征人类永恒超越精神的乌托邦的当代匮乏,至少可以从人的奴化心理、“历史终结论”的文化语境、悖离设计初衷的政治权力结构三个层面对其成因进行解析。总体上,放弃意义和价值的现代性,成为它摒弃乌托邦意义与价值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阐释与价值选择——汤姆林森文化传播思想研究之一

文化传播理论家汤姆林森通过以词源学为核心以语用学为分析框架的关键词分析法对“文化”与“帝国主义”进行讨论,认为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表意实践,主张以一种非精英主义的民主的人类学的价值立场来审视和理解文化,而对帝国主义则倡导超越此前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解释框架,主张用一种系统的、复杂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来观照。通过对文化帝国主义话语的历史考察,汤姆林森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核心内涵主要表征为基于民族国家间的文化的不平等性和支配性的文化传播现象。正是基于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这种理解,形成了汤姆林森文化传播思想中独特的理论关照和与众不同的问题域。     

“头足倒置”抑或“首尾不一”——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主旨的再考察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重点批判了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头足倒置”与“首尾不一”,前者指黑格尔忽视了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决定性因素而非相反;后者指黑格尔未能贯彻自己的原则,既无创见更充满妥协。实际上,“头足倒置”并非直接批判黑格尔国家学说,其主要目标是近代政治哲学,在批判近代政治哲学方面,马克思与黑格尔共享了同一个逻辑。“首尾不一”则沿用黑格尔的逻辑框架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非批判性”之缺陷,这一批判指出了黑格尔法哲学存在的问题,但不是以往研究关注的重点。因此,对于马克思的批判,我们不应简单定论,既要认识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关系,也要认识到马克思批判的错位之处,更要认识到他们各自政治哲学自身发展路径的差异。     

从“多因素决定论”到“道德平静”——论康德的道德心理学

一般而言,康德的伦理学主张,只有出于义务的行动才具有道德价值。但是,针对行为者的道德动机,研究者们却发现在康德那里似乎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解释。汉森就指出,康德所说的道德动机是一种“多因素决定论”,具体而言,其内在构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冲突论”,即理性通过约束感性欲望而促发行动;二是“一致论”,即在理性与感性欲望相互协调一致的状态下所产生的行动。在两种情况下,行动都可以说具有康德所要求的道德价值。但在前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是压抑甚至痛苦的;在后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却是轻松愉悦的。对此,究竟哪一种状态更具有道德价值？或者说更符合康德的义务论诉求？汉森认为康德的论述并没有提供清楚的回答。道德动机的“多因素决定论”在康德那里确实存在,而它主要体现于康德不同阶段的思考中。但在最终意义上,“道德平静”才是其道德心理学的核心特征,也正是借助这一理论,汉森所说的“冲突论”与“一致论”之争才能够得以较好地解决。     

西方政治存在论的语用学转向与困境——论阿伦特政治哲学的方法论特质

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因其形而上学性的谬误,已经偏离了政治实践的要旨并丧失了对人的生存处境的关切,这种形而上学积弊深重根源于它囿限于理性主体性的方法论立场。依赖于对亚里斯多德实践范畴的深刻的海德格尔式的重新思考,阿伦特建构一种新的政治语用学方法论,企图借此摆脱传统政治“理智论”的谬误,实现政治哲学在现当代的存在论转向,并形成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的态势。但是,政治语用学方法论所凸现的现代形而上学性,在对抗马克思政治哲学中自身已陷入困境;并且,其形而上学的弊病最终逃脱不了来自马克思倡导的现实的历史的方法论立场的批判与祛除。     

权力之善：行政问责的价值诉求

权力之善是行政权力的本质规定。行政问责作为一种监督与纠错机制,其核心价值即在于实现权力之善。它一方面通过追究权力责任防止权力异化为“恶”,另一方面又通过监督权力运行凸显权力“善”价值。     

我们所需要的是何种正义?——I.M.扬的政治哲学探究

作为曾活跃于“后罗尔斯时代”的著名学者和活动家,I.M.扬的政治哲学始终围绕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如何应对多元时代的正义挑战。在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论等资源的批判与借鉴中,其正义理论经历了从阶级的去中心化到经济正义的去中心化,从身份政治的去中心化到民族国家框架的超越。于批判反思中,其政治哲学的理论焦点始终投射到对现代社会结构性不正义的揭示和论证以及对规范的正义概念的探求和表述上,尤其是对不利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切始终贯穿于其整个正义理论的批判、建构与设计之中。      

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唯物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实现了从历史之外回到历史之内、从抽象世界回到现实世界的哲学革命,即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观念的彻底革命,使作为“现实中的个人”一种属性的形而上学本身重新回到人身怀抱里;它是“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唯物史观的历史是指包括人所遭遇到的自然和思维在内的“人类史”。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不是以本体论或存在论为核心的传统形而上学。     

政府责任核心价值取向的嬗变及其启示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其责任缘于公民与政府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具体内容包括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百余年来,西方国家管理在由传统行政向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模式演进的过程中,政府责任的核心价值取向经历了侧重“秩序与效率”--追求“公平与正义”--倡导“服务与竞争”的嬗变。鉴于其经验和局限,基于中国的根本经济政治制度安排及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公共性应是我国政府责任的核心价值追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水平施测的四重维度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问题是其水平和效果的测评。就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语境与时代语境而论,施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水平应包括四重维度：科学性、通俗性、实践性和人本性。其中,科学性强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与方法,超越“精英或权威传播”的主体模式,让新时代的大众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正主体;通俗性强调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通俗易懂,使人民群众易于接受和理解;实践性强调在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国情、时代焦点以及人民群众最关切的问题结合起来;人本性强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整个过程要以人民群众为价值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价值标准、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     

中国现代“杂”文学的价值重估

一直以来,中国“文学”的论域总在泛窄、广狭、正野、纯杂之间,到20世纪才进入纯杂分立的时代。经过提纯祛杂,纯文学周边的大量“杂”文学被长期忽略或屏蔽,但杂文学事实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实存的有机构成。杂文学疆域极广,文类众多,借用来自西方的“副文学”、“非虚构文学”、“私人文学”等概念来命名和限定并不完全相洽。杂文学具有一定的文学性,更具有非虚构性、实用性等本体特性,呈现的是一种丰富和驳杂。杂文学同样是“有意义的结构”,具有其特殊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批评价值。杂文学写作是中国现代文人日常文学生活和中国文学国情的表征,只有破除20世纪以来形成的“文学”观念、文类观念、文学史观念等观念规限,我们才能对这种文学实存进行客观、公正的衡估,从而撬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