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语言哲学观

清代考据学的基本信念是"道在六经",方法则为"由训诂以通义理",即以语言文字的释义以通达"六经之道".章学诚与清代考据学的分歧主要是在语言观方面,一方面章学诚认为,"言与意"有时而背离,"通其辞"之外还必须"通作者之心志";另一方面,章学诚认为六经语言的本性是象征性的,<易>之象和<诗>之比、兴"兼通六艺",因此当"因象而求道"而非"因言而求道".章学诚的语言观与历史上的道家、禅宗、心学的语言观存在着一定的思想脉络关系.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章学诚杂文学思想探析

清代浙东学派经史文三位一体,不仅有理论上的阐述,而且有文学上的实践,章学诚即为其中之集大成者。以《文史通义》为考察对象,相比于浙东先贤,章学诚在对经典的引用与表述中,更加注意六经之间的互通,对六经的表述趋于细化。相比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对史的重视则更多在于理论的提升方面,“六经皆史”极大提高了史学的地位。章学诚的文学思想在关注文学性的同时,将经史引入文学,体现出杂文学的特质。章学诚的文学创作亦体现出经史文的融合。     

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刍议

章学诚认为文集的价值在于"与史相辅"、补史之不逮,如此便形成了一种"纳文入史"的文史观念,强调文集的史学意义。首先,他以"六经皆史"的史学观为基础,完成了"纳文入史"观的理论构建,其中"文体"是他把文集纳入"道—六经—战国之文"这一史学体系的关键。其次,《文选》兼览八代、汇聚各体又各以类分的编排体例,与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学方法相契合,这也成为后世文集与章学诚县志文征编纂的范例。对"《文选》之体"的借鉴,是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得以实际运用的关键一环。     

章学诚的认识论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生活在考据学盛行的乾、嘉时代,独创文史校雠之学,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哲学方面,他也续承和发展了前代和清初进步学者的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道器合一”的命题,阐发了他那“即器以明道”的认识沦。本文试就他的认识论作些探讨。     

略论章学诚对目录学的贡献

章学诚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杰出的史学家和目录学家。他生于1738年(清朝乾隆三年),卒于1801年(清朝嘉庆六年)。他所生活的时代,是考据学盛行、理学仍被统治者尊为学术正宗的乾、嘉时代。他一方面认为考据学专重考据,罕言经世致用,象这样脱离实际的学风必须纠正;另一方面又认为理学“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同样是脱离实际,必须加以矫治。为此,1773年,他开始撰写《文史通义》这部名著。同一年,章学诚还编写了《和州志》,其中有《艺文书》一篇,按照“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分为八个大类,三十五个小类,分别著录了和州人士的著作。1779年,章学诚又撰写了目录学专著《校     

姚鼐与理学和考据学

姚鼐与理学和考据学刘守安清代统治者极重理学,视程、朱理学为治国之根本,康熙皇帝称程、朱理学“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清实录》）。但明末以来,一个实学思潮在思想文化方面逐渐发展。入清之后黄宗羲、顾炎武、毛奇龄、阎若璩等注重对六经、孔孟之本意进行考索,...     

略论明清时期的考据学思潮

明中叶学术界兴起的考证之学,迤逦发展至清代乾嘉时期而蔚为大国。这期间经历两个阶段:(1)从求博到求真。明代考证学以博奥夸耀于世,实事求是之意不足,而哗众取宠之心有余。入清以后,学者鄙弃明人治学的浮嚣之气,考证之学转向求真。(2)从求古到求是。清代乾嘉时期的学术,有吴派和皖派之分,吴派稍早于皖派,其学标榜“求古”,唯汉是从。皖派不以为然,治学主张“实事求是”。清代学术的思想理论性不如宋明之理学,但亦自有其特色。本文重点分析了戴震“以情情”的思想意义,以及“由词通其道”的治学方法,同时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方法论作了分析与检讨。     

论王夫之诗学的语言之维

在明清学术嬗变之际,王夫之系统阐述了气一元论语言观,认为语言是天地间象器的一种存在形式,形上之道寓于形下之器,离器无道,道以言显,如此以语言开显人生境界,彰明天地之道,为"道学问"打下坚实的语言哲学基础。而他将时间维度引入语言意义的理解中,批判了语言工具论,辨析了"名"与"实"的一体两面性及其间存在的断裂性质,认为"名"不表现本体,而是通过言说本体之用来表述意义等观点,揭示了语言的时间性和实践性等特点。这又不同于清代的考据学,彰显了王夫之思想的独特性。这种语言哲学思想体现在诗学上,是主张"以言起意",不作预设地进入语言世界和意象世界,以明诚之心亲近自然、关怀宇宙,开显人生的诗意境界。     

清代学术平议

我国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学术发展源远流长。在历史长河中,代有新变,一直到现在。清代,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高峰。清代学术,与过去血脉贯通,不能割断联系。研究清学,便得从源头说起。早在先秦,九流百家争鸣。儒、道、墨、法,号称“显学”,儒居其首。儒家奉六艺以为经,章学诚以为“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类。”“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俱见《文史通义》)由此可知,六经所阐述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学术,也就是我国远古奴隶社会时期的学术大要。战国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战国百家争鸣,著书立说,有的是当时著作,有的还托始于较远或很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道家托始于商、周之书《伊尹》、《太公》、《辛甲》;墨家托始于周     

追寻六经之本———曹元弼的《孝经》学

在晚清民国经学中，曹元弼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曹元弼遍注群经，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而在他的经学思想中，他通过注解《孝经》，为其经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继承郑玄的思想，认为《孝经》是六经之道的总汇。在曹元弼看来，六经之道，在于人伦，而《孝经》恰恰提供了这一人伦思想的核心。同时，他认为通过《孝经》中的“爱” 与“敬”，可以贯通百王之道，六经之法。     

“六经皆史”与章学诚的文体观

“六经皆史”说是统贯章学诚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在其文学思想和文体观念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此说对“文本于经”的传统文体学思想形成一定冲击,为宋代以来开始盛行的“诗史”说注入了新的内涵,催生了章学诚以史为宗的独特古文观,也影响了章学诚的小说文体观.     

章学诚论“佛学不该称经”质疑

章学诚《文史通义》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六经皆史”说。他认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这种观点颇受学术界重视,至今聚讼纷纭。但是,他在阐述经的意义时,往往认为佛学不该称经,这个问题却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实际上这种观点很难成立。     

清代《孟子》考据学综论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考据学鼎盛期,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并形成“时代思潮”。清人考《孟》,涉及孟子本人与家世,孟子生卒年月与游历时地,孟子游事之君与弟子,《孟子》作者与篇章次序,《孟子》字词句章与思想主张,名物训诂与典章制度,可谓无所不考,卓然有成。成果丰硕,考证全面,研治深入,影响深远。     

章实斋评戴东原——章学诚史学研究之二

会稽章学诚字实斋,休宁戴震字东原,都是清代中期著名的学者。章氏是杰出的史学评论家,戴氏是著名的思想家。 由于章学诚在做学问上强调“经世致用”,反对为学术而学术,对脱离当时现实生活的考据学(亦称汉学)笼罩整个学术界的不正之风,抱着“持世而救偏”的宗旨,因而对这种处于官学地位的考据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和批判。在批判中间,势必要涉及当时的社会名流和权威人物,所以他这种批判精神,在当时社会不仅没有得到支持和欢迎,相反遭到了社会上对他很不公平的待遇,明枪暗箭,一齐袭来。特别因他批评了汉学大师戴震,于是长期以来一直遭到指责。说他批戴完全是出于“门户之见”,目的是“维持宋学”。直到解放后,有的文章还把批戴笼统说成是章学诚“六经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特色与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清代常州今文学家宋翔凤先著有《论语纂言》,后又“别录私说”为《论语说义》,从传统考据学转出,发挥孔子微言大义并形成系统的士大夫之学;以《春秋公羊传》贯通《论语》而阐发“性与天道”之说,又以《周易》《老子》会通《论语》并推论孔、老同源于《归藏》之《易》。宋翔凤之群经互证与焦循等人将《论语》《孟子》与《周易》互证有所类似,但独特的《论语》与《老子》互证则走得更远,故《论语说义》虽有穿凿附会之嫌却也体现了《论语》文本的开放性以及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周易》“观”的哲学内涵及美学意义

《周易》“观”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其通过观“天地”、观“生”、见“情”、观“会通”以及观“卦”等方式,达到明察、教化、颐养、建制和通情等目的。《周易》“观”是中国历史上诸多“观”之见解的滥觞,直接启发了“观物取象”的审美方式,构建了中国艺术独特的“重象写意”传统,对中国乐、诗、画等领域的文艺创作理念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中国美学有原初性的指导意义。     

并非"反《红楼梦》"之作——《儿女英雄传》新见

清代旗籍作家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历来被研究者认为是一部“反《红楼梦》”性质的作品,本文从小说中文康本人对《红楼梦》的评论、文康的性情观、文康的写作动机等方面反驳了这一观点,认为《儿女英雄传》并不是一部“反《红楼梦》”之作。     

“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最大理论成果——论“自然之道”才是《文心雕龙》体系的基石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序志篇》中,曾明确提出“益《文心》之作也,本乎道”。这说明该书是以一定的“道”为其所本。道是他写此书立论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它集中体现了刘勰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刘勰把《原道》篇作为“文之枢纽”列为全书第一篇。因此了解其所原之道的内涵,对把握全书总观点至关重要。但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历来论者分歧很大,或认为“儒家之道”;或认为“佛家之道”;或认为“道家之道”。本文的中心内容,试就“道”的“倾斜性”,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众多的学者。     

论《周易》之“象”

在《周易》中,“象”是“道”的显现,圣人由直观之“象”可以实现对形而上之“道”的体悟.并且,圣人通过效法万物之象而创设卦象,由卦象这种符号系统对“道”进行阐说.象虽直观却不同于形,它表现为“未形”之“几”的动态存在.象是整体情境中的象,它存在于整体境象中.简言之,《周易》之象具有直观性、动态性、整体性、形上性等特征.《周易》之象与中国文学艺术之象有很多类似或相通之处,它构成了文学艺术之象的直接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