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澳门记略》及其作者

<正> 澳门是我国最早遭受西方殖民主义侵占的领土,也是在中外关系史上曾经占据重要地位的一个城市。但是关于澳门历史的文献资料,在中文古籍里保留的并不算多。这大概是由于澳门一地的兴盛发展,时在西方殖民者占居之后,而中国人自己对它反觉陌生的缘故。然而澳门毕竟是中国土地的一部分,它的兴衰去留是不会不被国人所关注的。从明代起,中国若干官、私著作里即有关于澳门的记述,例如万历年间郭棐纂修《广东通志》的《澳门》条、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的《香山澳》条以及庞尚鹏、郭尚宾诸人的有关奏稿等。到了清代,有关的记载和专论在一些政书、方志、笔记里更显增多,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系三论

史书《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的关系 ,历来为《三国演义》研究者所重视。通过实证性研究可以看出《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三国志》并未为《三国演义》提供叙事结构框架 ,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史书《资治通鉴》;不宜简单地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     

上博《诗论》的论诗特点与《毛序》的作期

上博《诗论》与《毛序》相比,《诗论》的论诗具有明显的两个特点,既注重诗篇的一般性的政治内容,也重视诗篇所体现出的某种共通的道理;而《毛序》的解诗则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即对诗的解释更加具体、更重视史实、更强调政治性。从《诗》学接受史考察,认为《毛序》是经累积而成的、以《诗》为载体体现自春秋以来的儒家思想的一部经典。《毛序》由秦、汉间人编纂而成。     

清代关学的《小学》之教

对于清代关学学者来说,《小学》一书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小学》成为学习《大学》的初学入门之书;二是《小学》工夫成为学者道德修养的基础性工夫;三是将是否尊信《小学》与学问纯杂和儒佛之辨联系起来,成为判断学问是否为儒家"正学"的一个重要标准.清代关学学者对《小学》之教的重视,既反映了清代理学的一个特点,同时也体现了关学重视下学实践的品格.     

牛河梁遗址的易学架构与黄帝《归藏》易传说

据我国古代文献记载,古有三易(《连山》《归藏》《周易》)传说,一般认为伏羲时代施行《连山》易,黄帝时代施行《归藏》易。《归藏》易的特点是重视坤卦,坤为地、属阴,故《归藏》易是一种贵坤崇阴、重视大地和母性的易学。史前考古文化中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特征性器物与黄帝行《归藏》易崇阴贵坤的传说相吻合,牛河梁遗址晚期遗存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当地原生的以龙纹为特征的红山诸文化碰撞融合而产生的文明火花。牛河梁遗址庙、坛、冢从宏观设计、局部布局、器物造型等各方面都反映出成熟的崇阴贵坤的《归藏》易特征,表现出与黄帝易学传说具有强烈的对应关联。     

对六经为儒家经典说的再思考——兼论六经的其它问题

新编《辞海》“六经”条目说：“指《诗》、《书》、《礼》、《易》、《春秋》、《乐》六部儒家经典。”其实,这只是汉儒的观点,以此阐释“六经”是不确切的。从记载春秋时期的古籍来看,事实上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前,这六部重要著作早已盛行于世,并为当时诸侯各国的开明统治者所重视。因此,孔子及其儒家重视“六经”,与“六经”为儒家经典是两回事。既然这六部重要著作盛行于孔子创立儒家之前,那么这六部重要著作当然不是儒家的经典;春秋;诗经。     

《老子中经》形成于汉代考

《老子中经》对早期道教修炼术的发展影响很大,但因其形成时代不明确而未引起当代道教研究的重视。本文首先考察了《老子中经》与《玉历经》的关系,然后主要从主张元气、自然的哲学思想,崇尚太一、中黄的宗教信仰,重视丹田、太一紫房的修炼方法,所见官制称谓之特征等四个方面考察了《老子中经》的形成时代,确认其为东汉时期的作品,并认为《老子中经》是东汉道书《玉历经》的一个传本。     

多方透视 千秋功就——《左传》战争描写之我见

左氏擅长描写战争,本文从重视智谋与战术、重视人物刻画、重视礼义等方面论述了《左传》战争描写的特点,以求窥斑见豹,展现《左传》语言和行文的特色及那个特殊时代的风格。     

从“唐人选唐诗”看文学史著作选评唐诗的得失

“唐人选唐诗”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学史论著选评唐诗的得失。“唐人选唐诗”与文学史著作选评李杜诗异同情况：两者都重视李白乐府与歌行;后者重视李白绝句,前者不重视;《才调集》突出了李诗题材“近俗”的特征,文学史著作则忽略了。两者都推重杜律;诗史类作品不被前者所重视,为后者所重视。皇甫冉《巫山高》和祖咏《苏氏别业》为“唐人选唐诗”重视,不为文学史论著关注。王维山水田园诗应该进入文学史,但编撰者有偏爱之嫌;王翰的《凉州词》进入文学史著作的方式以及是否应该进入文学史著作,都需要讨论。     

边吏张虔陀与唐朝、南诏关系之破裂

天宝年间,由唐朝一手扶持的南诏地方势力与唐朝决裂,转与宿敌吐蕃结盟。南诏政治态度的急剧变化,造成唐朝政治格局的改变,因此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值得重视的事件。关于唐朝与南诏关系的破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籍认为是张虔陀等边吏无理欺压南诏所致。笔者就此提出不同看法,并分析《旧唐书》等史籍持有上述看法的原由。     

杨简思想渊源探析

从杨简问学悟道的经历看，家传的影响、象山的启沃、环境的熏陶以及他本人的勤思默想都是他思想形成不可或缺的因素；从思想构成看，他继承和发挥其父杨庭显与张九成的思想更多一些；在后人眼里，张九成、陆九渊、杨简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耐人寻味。考察杨简心学的思想渊源及形成过程，对我们重新认识浙东心学的来源以及浙东心学与江西心学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论苏轼初期词

苏轼的词创作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多数论者都把苏词研究的重点放在苏词创作的成熟期,这自然无可非议。本文提出苏轼初期词的概念,意在延伸苏词研究的视野,以使人们更为客观准确地把握苏词创作的全貌。     

梁启超论教育宗旨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最早关注教育宗旨问题的学者。甲午之战后,他从救亡图存出发,提出了“以政学为主义,艺学为附庸”的办学方针,强调对改革急需的政治人才的培养。戊戌变法后,高举培养“新民”的大旗,率先对中国近代教育宗旨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阐发。“五.四”运动后,又提出发展“圆满人格”、“学做现代人”的教育方针,倡导以人格教育为核心的“三达德”教育。他对教育宗旨问题的不懈探索和大力倡导,突破了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推进了精英教育向社会教育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他已关注到现代教育的真谛,即人格教育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推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     

论孟子惠民利君与相对均衡的统合变革思想

孟子思想就是要使君民同乐互利,“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爱人的政治、利民的经济、人伦的教育三者要统合实施。而教育要注重每个人的人性修养,以至“化民成俗”;君主应“仁民爱物”,重民、亲民,与民共同追求惠民利君与相对均衡的社会。     

略论李邕

李邕是盛唐时期在文坛上有着崇高声望与巨大影响的人物,他直言极谏的政治品格,爱民疏财的仁义举动,能文养士的领袖气度,驰猎自恣的豪侠生活作风等,正是盛唐文士极其张扬个性,扬厉奋发的精神风貌的突出表现。在文章创作上,他是盛唐时期的一代文宗,其文章风格具有形象鲜明,格调高昂,气象恢宏,气势充沛等特征。置于文学发展史中,可以看出李邕是改革南朝文风,推进古文运动的一位杰出代表。但是长期以来,对李邕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这应该说是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疏漏。     

周恩来关于加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思想

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是周恩来一生思考和实践的主题。他的关于如何加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正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 ,其主要内容包括 :注重政治思想工作、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构建严密的监督体系、坚持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     

百年吴趼人研究的回顾与评价

任百强《我佛山人评传》等21世纪新成果终于将吴氏三千年世家的传承图谱完整地联结起来,填补了国内外关于吴趼人研究的一项空白。郑振铎、阿英、刘大杰、任百强等从1956～2010年耗时半个多世纪校正了鲁迅对清末谴责小说的贬低。王国伟的《吴趼人小说研究》,可谓是对吴趼人创作的各类小说比较系统化研究的一个新收获。任百强于2010年出版的煌煌大作《我佛山人评传》百年来有关"晚清新小说主将之一"的吴趼人研究之集大成者,除了对吴氏创作的各个方面详加论述外,对吴趼人的世家、生平、众多谜团做出令人折服的实证考辨、对比分析、假设推导、逐个否定。《我佛山人评传》在研究方法上提供给学界的启示有如下七个方面:其一,采用微观史学方法,以小见大、显微知着;其二,注重人物心灵的探寻;其三,重视人物身体器官的文化象征意义;其四,注重细节的放大;其五,注重叙事,借用传记、说书、话本小说之类讲故事的笔法;其六,借用了英国政治比较概念史的写作方法;其七,超越名利、学术归宗。     

建国初期毛泽东发展社会事业的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人民政府除进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文化建设外,同时也相应地进行了包括社会事业在内的社会建设.毛泽东对社会事业的发展作了许多论述,包括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教育,鼓励和推动技术革新,发展全民体育运动和积极开展卫生和防疫工作等内容,这些思想表现出了严格的实用性和鲜明的人民性特点.由于时代的局限与主观的原因,毛泽东发展社会事业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全民性、运动性,政治化的社会事业及发展的不平衡性.无论是它的特点,还是局限性,都对我们今天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元代畏兀人偰百辽逊的送别诗

“华夷一体”是元代文坛的重要特征。高昌偰氏家族在元代多族士人圈中活动频繁。偰百辽逊的别集孤本藏于韩国,待阐发处甚多。其送别诗投赠对象有汉儒、西域亲友、入华穆斯林、僧道等,这证实了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有之精神财富。其诗歌呈现出西域人善于理财的文化特征,乐观幽默、勇武任侠的民族性格,为诗坛增添了新的光彩。在体裁选择上,偰百辽逊将西域音乐特点融于汉语诗歌创作中,五句诗、六言诗等“杂体诗”别具一格。其诗感情真挚,证实了元代多族士人间关系之紧密。西域诗人对于科举的关注,畏兀家族连胜科场,当是元代文史不同往古的新异之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元代诗歌有别于唐宋的“异量之美”,更好地构建涵括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文学史”。其中教益,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借鉴。     

从“兴复汉室”到夺取凉州——诸葛亮“北伐”新论

诸葛亮为“兴复汉室”而进行的北伐，因形势的变化和实力的悬殊，注定不能成功。诸葛亮之所以坚持北伐，是因为北伐的目的，除了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外，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低级目标即夺取凉州，借以增大蜀国的疆域和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