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诠释学的效果历史意识与文学史的诠释学意识

文学史写作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具有一种深刻的文学史意识.已有的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着效果历史意识的缺席.哲学诠释学的效果历史意识与文学史的诠释学意识的关系表现为:文学史的对象是一种历史性的现象;文学史作者的意识是一种历史性的意识;文学史写作的视域是一种历史性的视域.文学史不只是以史研究史,更重要的是以一种历史性的、开放的文学史意识理解、诠释和建构文学发展的历史,阐发文学史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和人文价值.     

西方文学诠释学的转向

西方文学诠释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向,文学批评对文本理解和意义追寻的行动乃是造成诠释学领域作者、文本和读者间关系变动不居的原因所在。所发生的从传统诠释学向现代哲学诠释学的转变,实则是文本意义从单一走向多元的流变过程。当代法国思想家利科的诠释学思想,则为文学批评基于文本与存在的关联走向读者的自我理解提供了一个务实的可能性空间。     

文学史书写与文学经典的互动——“重写文学史”相关问题的反思与追寻

文学研究界对现当代文学史进行了重新回顾与定位,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肯定。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之间是一个互相改变、互相补充的矛盾运动过程：经典的经典性与文学史的重构、经典的有限性与文学史的自反、文学史的权利与经典的制衡。透过这一现象可以发现文学史书写本身就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话语建构过程,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的深层关系源于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表述和言说,即叙述构建的话语空间。     

从经学诠释学看今古文经学之争

以“依经立义”、“倚传现义”这两种经学诠释学思路来重新观照刘歆立古文经学与经今古文学之争,可以发现：所谓“争”以及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的分歧,其实是两种诠释学思想之间的互补。不论是今文经学的此消还是古文经学的彼长。都是中国经学诠释学思想的内在调整与完善。     

走近与走进:两种文学史论的描述研究

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论与文学对话的文学史论是本世纪50年代至今,我国文学史界影响最大的两种文学史研究的观念论和方法论。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论将文学史的目的设立为对文学规律的揭示,力求运用主体认知功能,通过认识活动建构文学史,认识论方法和社会学方法是其主要的方法论构成。文化对话的文学史论则将文学史建构视为当代文学经验与文学史实的对话,追求在直觉、领悟和阐释的个体语境中显现文学规律,视文学史研究为在文化学方法的运作下,传达当代文化价值与文学经验的表意活动。两种文学史论各具有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又存在着重大缺陷。对它们的反思与扬弃将可能使我们产生新的文学史论。     

书写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学史——对少数民族文学融入现当代文学史的思考

重写文学史在轰轰烈烈中取得一定实绩,但也存在不足和缺憾.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长期互动的文学史实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现状逐渐将真正意义上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编撰工作推向前台,探讨少数民族文学融入文学史框架的可行性途径,强调评价少数民族文学的合理性有效性尺度与标准,对最终抵达浑然汇通的多民族文学史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

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而进化文学史观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它承续了我国古文论中之进化思想因素，又自觉借鉴了西方现代进化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文学史观，以胡适、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尝试运用进化文学史观研究并书写了外国或中国文学史，显示出进化文学史观的主要功能特点与突出缺欠；进化文学史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阶级论文学史观相比异大于同得小于失，同现代性文学史观相比同大于异失小于得，惟有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方可视为科学的文学史观。     

文学史:现状、问题与思考

文学史在近代以来的大学文学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教育发展的某种不平衡性,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从20世纪初第一部文学史问世,到21世纪初琳琅满目的各类文学史的繁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其中所经历的曲折与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正在成为一种历史的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学术背景下,无论是文学史的研究还是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关系,都还有不少问题值得人们认真思考与探索,比如文学史研究如何走近历史,灵性、悟性、文学性与文学史写作及教育的关系,文学史教学与文本阅读问题,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文学史格局,等等,而所有的思考与探索,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人们更接近文学的本质而不是相反。     

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导论

“文学”是一个包括写作、传播、接受并产生影响的过程 ,这一过程不只涉及作品的写作、传播与批评 ,还包含文学观念的演变、作家的活动与交往、社会的文学教养和时尚。对曾经发生和存在的文学过程进行历时性的研究 ,就构成了文学史学。文学史学首先是一门研究文学过程 ,尤其是文学活动的具体过程的学科。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学时代都为文学史的过程研究提供了可能 ,只有明清以后 ,丰富的历史记载几与档案相埒 ,而同时档案也最大限度地充实了历史记载 ,我们才得以从容揭开时间的帷幕 ,走进文学事件和文学史情境中去。明清两代丰富的文献材料为真正进入文学史过程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关于文学史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新编《中国文学史》总绪论

文学史是作为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要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广阔的文化视角对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性。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翼。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将过去惯用的评价式的语言换成描述性的语言，在描述中自然包含着评价。文学史既是当代人写的，又是为当代人写的，必定具有当代性。中国文学的演进是不平衡的。就其演进的内部因素而言，有雅与俗的相互影响与转变，各种文体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复古与革新之间的交替与碰撞，文与道的离合等。中国文学史可分为上古期、中古期和近古期，三古之内，又可细分七段。三古七段说虽然打破了朝代分期，是处理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一种新的视角，但朝代分期仍可作为另一种视角，二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文化生态与文学史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大文学史观的几点想法

倡导生态文明的21世纪，文学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应当成为文学史写作的文学史生态理念，文章对大文学史观的写史理念提出了几点看法。以“现代”作为论述平台，着眼于现代文学史改进和调整的必要性，重申加强被长期被忽视的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在大文学史观的生态视野下构建相对完整的现代中国大文学史。     

用大气派叙写民族文学智慧的新气象——21世纪文学史写作的几个关键词评析

文章认为文学史写作并不是对文学史实的单纯记录,而是以文学的情怀书写民族文学智慧,并据此对“打通”中国文学/古今演变、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回到文学史发生现场等目前文学史写作的热门话题进行了评析,认为这些命题都是用大气派叙写民族文学智慧的新气象。     

《大众文艺》《西南文艺》《红岩》演变的文学史思考

20世纪重庆文学史的写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文艺》、《西南文艺》和《红岩》值得文学史家关注。它们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阵地。目前重庆文学史写作中,文学史家忽视这几个刊物的关系,遮蔽了一些真实的文学史细节。本文就这一问题谈谈笔者的看法。     

论"重写文学史"书写困境的形成

"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与肯定,其理论前提是将"启蒙"与"现代化"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主题。但其后,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与其初衷不尽相符。反差的形成,理论上是缘于"启蒙"与"现代化"思维,并不具备足够的能量和容量说明历史与时代,反而陷入了另一种意识形态思维的迷惘中。同时,"重写"所秉持的"审美与艺术"先行的估价尺度,使得"重写"的考察视阈受到限制、遮蔽;审美的偏执,相应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历史隔膜,这造成了"重写"不能按照其理论预设的"宏大叙事"顺利展开。文学史的重写虽存在困境,但以往文学史的写作模式,必然要有所创新,坚持以文学为主题,以史识为主体是其应取之道。     

敢纳须弥芥子中——《中国文学简史》前言

追溯中国文学的历史流程,不能不瞩目于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千汇万状的优秀作品:作品映现出特色,特色凝固成传统,传统又沉淀为历史。追溯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进程,则不能不期望:未来的"大文学史"除了应当兼有独立的学术品格、独特的学术构想和独到的学术视野外,还应当具备涵盖面更广、包容性更强的全新体系。这就必须从纵横两方面加以拓展——"纵"能思贯古今,勾勒出文学兴衰因革的轨迹;"横"能视通中外,映现出文学源流正变的脉络。     

人类学眼光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对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一种解读

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与实践中,杨义对本土与西方、边缘与中心、书写与口传、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等多重关系的重新审视,显示出丰富的人类学内涵。这既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研究中诸种缺失的自觉省察,也是对方兴未艾的文学人类学思潮的一种回应,在今后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杨义所倡导的大文学观,使得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百年失语之后,有了回归本土范式的可能。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以《红楼梦》两英译本为例

伽达默尔提出的解释学的三大哲学原则,即"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对文学翻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三大哲学解释学原则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历史误读、文化过滤、重译等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文学翻译是对文本重新解释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动态的,同一文本在不同译者的笔下会有不同的译本。名著重译正是哲学解释学三大原则对文学翻译的积极贡献。     

文学史的性质问题

中国文学史著作甚多,对于文学史问题的认识颇多分歧意见。如果就文学史最基本的性质问题,围绕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这一至为简朴也至为根本的原则,从不同层次进行辨析、论述,那么可以认为文学史具有史学的品格,文学史是文学研究的分支,文学史是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