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关中士人的分布与构成

士人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并见之于史乘的各种人士,士大夫是士人中分化出的一个特殊阶层,是官吏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其融知识、身份、道义于一身,视人格完成、文化创造与社会责任为一体,官僚不过是士大夫的"二重角色之一"。唐代关中士人分布的空间结构及其成分结构有其鲜明的特征,精神风貌呈现多样化。唐代关中知识分子士的作为和精神面貌反映并影响着唐朝全国知识群体的众多方面,乃至反映和影响唐朝社会生活、精神、文化多方面的情态。     

试析唐代落第士人的游历之风

游历是唐代很多落第士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唐朝科举制度设计本身不完善、相关制度执行不严格、唐朝特有的政治格局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所致。落第士人大规模的无序流动,给社会稳定带来危害;同时,也造成自己家庭在经济上、日常生活上的诸多困顿。但落第士人游历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同地域的文化交流,对唐朝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士大夫与知识分子

士大夫是中华文明的国粹,其知识结构是熔文史哲经于一炉的人文知识,主要历史使命是通过道统与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完善来维护社会安定,社会功能颇似方向盘;知识分子则是西方文明的精英,其知识结构是分门别类的自然知识和实用知识,主要历史使命是通过知识的传承、积累与创新来推动社会发展,社会功能就像发动机。士大夫与知识分子两者具有质的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内直外方与人性旷达：唐代关中士人的精神特质1

唐代关中士人普遍具有的内直外方的性格特征,不仅是唐代关中士人的处世方式和人生态度,而且与忠奉社稷的爱国情怀密不可分;关中士人在时局险恶、仕途蹭蹬的际遇下,则移情临泉山野,隐匿寺观庭院,在归隐之中彰显生命的个性,张扬生命的旷达,以曲折的方式显现了唐代关中士人的内直外方的精神风貌。     

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

隐逸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它对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士人文化心理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隐逸风气兴盛,对其历史嬗变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唐代文人的行为心态、人格理想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对其递嬗缘由的追问,也是深入剖析唐代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概而言之,初唐承继魏晋隐逸遗风,盛唐在隐逸中贯注入世因素,中唐淡化了士人的担当精神,晚唐以隐居避祸全身。     

精英文化的现代使命

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精英文化的独到价值被逐渐得到确认。确切地说,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精英”是指社会为其设置专门职业或特殊身份的知识生产传播应用者。精英文化在精神上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一脉相承,“以天下为己任”,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规范导向的功能。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知识分子展示其独立的文化价值提供了机遇,知识分子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     

试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

在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影响下,近代知识分子逐渐产生。他们一方面继承并发挥士大夫与政治密切结合、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角色认同;另一方面又开始与政治分离,向知识回归,以卓越的学术成就服务于社会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实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     

试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及其影响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封建"士大夫"形式存在,"学而优则仕",与政治紧密结合,形成了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投身仕途的"角色认同",造成了千年的角色错位。到了近代,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近代知识分子逐渐产生。他们一方面继承并发挥了士大夫与政治密切结合、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角色认同;另一方面,又开始与政治分离、向知识回归,以卓越的学术成就服务于社会科学文教事业,实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近代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一方面促进了近代社会的变革,另一方面推动了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在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隐逸·山水·士人审美心态

(一) 古代士人的社会地位,是在群雄竞起,思想活跃解放的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确立的。社会地位的确为他们人格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人格理想的形成则标志着古代士人的生存意义追求已经开始了,隐逸便是士人人格与生存意义双重追求的结果。 西周时期,作为萌芽状态里的士人,还是贵族宗法制度里依附卿大夫的底层力量,还不能参与政治,社会的各种规范要求他们不得超出礼制的藩篱,从事越权的社会活动。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传统的宗法体制逐渐解体,束缚人们身心自由的礼法制度也逐渐松弛起来,贵族士大夫失去对士人的支配力与控制力,士人便不再依附宗族、受士大夫的役使,并获得较大程度的人身自由,成为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新形势下,各种诸侯、新兴地主势力蓬勃兴起,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国君侯王为实现自己独揽天下     

士人文化的隐逸思想与徽派园林

"隐逸"是中国士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特色,山水、园林则是士大夫们抒情矢志的凭藉。徽州新安文化是北方士族文化与本土的山越文化的融合,士人文化的隐逸思想是徽派园林重要的造园思想之一。文章以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一支——徽派园林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们的隐逸生活和审美情趣对于中国古典徽派园林造园的影响。     

从唐传奇看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心态

科举制度诞生于隋朝,至唐代体制逐渐完备。从此,文人与科举之间就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唐传奇作品多取材现实生活,涉及爱情、历史、政治、豪侠、梦幻诸方面,全方位地展现了唐代的社会生活。本文拟通过唐传奇作品来探讨唐代科举制度影响下的文人心态。     

论牡丹欣赏与唐代社会文化心瑾变迁

“唐人尚牡丹”的说法有失周密。原因有三：其一,牡丹玩赏的高潮仅在贞元、元和间;其二,仅限于“京城贵游”;其三,有唐一代,文人在牡丹中所寄寓的社会文化心理变化很大。中唐时,他们对牡丹热是质疑甚至批判的,晚唐则既有对盛世繁华的追忆和反省,也暗含日暮途穷的伤怀。     

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

唐末五代,士风败坏。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最终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宋代“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演化为宋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为宋代士大夫营造了新的生存环境,成为宋代士风转变的时代文化大背景。范仲淹注重个人品德的自我修养和完善,并在一生的仕宦经历中身体力行,最终归纳为“先忧后乐”的精神风貌。北宋士风转变,至宋仁宗时期大致完成。范仲淹活跃于政坛,出将入相,逐渐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范仲淹以其言行对时人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成为时人学习的楷模,是这一转变过程完成的重要标志。     

初唐宫廷宴集诗歌探析

初唐诗歌的主体是宫廷诗,在这些宫廷诗歌中,有不少作品反映了初唐各种宫廷宴游、集会活动,且名目繁多。有为友人饯别的,有文士雅集聚会的、有节日应景的,有大臣侍宴的、有相携游赏山水风光的,有同僚聚会联络感情的等等,《全唐诗》和《全唐文》中留下大量此类“命题即同,体制复一”的宴集作品,是初唐宫廷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进士与《红楼梦》

清代进士是《红楼梦》的主要读者群,他们对《红楼梦》的阅读、改编、题咏及接受折射出清代文人精神生活的一个生动侧面,并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时尚。但作为当时社会的上层文人,他们对《红楼梦》的接受理解却是参差不齐的。由于深受封建礼教的熏陶,其中一些人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态度。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评《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

葛景春先生《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一书不是对李杜进行简单的优劣品评,而是深入到唐代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论述从李白到杜甫的诗歌流变的现象与原因。他从李杜所处的时代的变化、文化诗潮的转型以及李杜自身原因三个方面对李杜之变进行研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剖析了以李白为代表的大唐盛世浪漫诗风向以杜甫为代表的衰变之世写实诗风的转变。     

盛唐边塞诗文化性征

边塞诗是唐朝诗歌的独特流派,盛唐边塞诗又是唐代边塞诗的典型代表。盛唐武力强大,士人精神腾越,盛唐边塞诗不仅呈现出乐观主义的基调,还把唐人尚武传统变成了审美对象和时尚内涵。盛唐边塞诗是唐朝新边疆主义的产物,为唐朝鼎盛时期国家过剩精力的显现。盛唐边塞诗彻底地扭转了六朝以降的颓靡诗风,它特有的文化观念,有效地改良了盛唐士人的精神。边塞诗树立了一面崇尚阳刚、标举慷慨的大旗,舍弃了六朝宫体诗的诗歌道路,延续、发展并超越了建安风骨的内涵,属于唐人在吸收了包括罗马、波斯和阿拉伯文化后所缔造出的新的文化品类。盛唐边塞诗所达到的文化高度,是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后的产物,同时体现了大唐风华和盛唐精神的最根本价值。     

神话的解构:以古典诗词为例

在神话传承的过程中,传统文人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神话思维的承袭,还是对神话母题的解析与重构,其间,传统文人都担负着文明薪火相传的重要使命。但是,延至唐宋时期,传统文人不再斤斤于原生态神话及其变种的转述,而更多地着眼于与神话相关联的思维方式的表露及仙话的开掘,明显地表现出以仙话替代神话的倾向。正是文人的这种创新精神,给神话注入了一种全新的内涵,开启了神话演变的新天地。     

南宋中后期诗词干谒现象探析

自唐代以来,干谒便成为中国传统交情世态中的常见行为。继唐代的盛行之后,诗词干谒在宋代逐渐衰落。及至南宋中后期,江湖游士的干谒活动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与唐人相比,江湖游士的诗词干谒行为呈现出新的面貌：干谒目的从科举仕途转变为钱财谋生;干谒对象不再局限于权贵名流,而是覆盖到整个士大夫阶层;干谒者的心态逐渐由原来的骄傲自信变得谦卑压抑,世人对于干谒行为也给予了不少批评指责。受到科举制度的变化、政治高压与朋党之恶、诗歌地位的变化、礼遇士人的传统等因素影响,南宋中后期的干谒之风兴起,彰显了底层士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当时独特的权力制约与文化氛围。     

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的嬗变

为研究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地嬗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唐宋诗歌中关中及秦岭文化意象地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认为,唐宋时期的关中地区经历了从帝都到“故都”的巨大政治变迁,唐宋诗歌中的关中地理意象也表露出迥然不同的文化感知:唐都长安既是帝国的国都所在,又是无数文人士子实现政治梦想的目标之地,因此有唐一代题咏长安的诗歌俯拾皆是,长安、关中题材的诗歌占有相当份量,以讴歌长安及关中平原“帝王州”恢弘气象、寄托举子科举入仕的政治梦想居多;宋代国都东迁,长安关中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关中平原周秦汉唐时代的大量历史遗迹每每触发宋代士人伤时感世的心灵,宋代的长安访古诗,总有麦秀黍离的历史沧桑感。研究还认为,在唐宋诗中,秦岭在唐代是士大夫政治顺达或困顿的分水岭,在北宋是隐士文化的象征,到了南宋,则成为爱国人士北伐抗战、恢复中原的地理象征。分析,对于认识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地理意义的传统政治中心地区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的嬗变无疑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