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

在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影响下,近代知识分子逐渐产生。他们一方面继承并发挥士大夫与政治密切结合、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角色认同;另一方面又开始与政治分离,向知识回归,以卓越的学术成就服务于社会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实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     

试谈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是以“士大夫”状态存在的 ,一身二任 :既为政治负责 ,又为文化考虑。随着近代社会的专业化 ,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历史任务之一即是与政治分离 ,回归文化本位。本文主要考察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现状对这一过程的影响以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过程     

论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的社会角色认知与变迁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脱胎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在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经历了多次转型,知识分子自身对其角色的认知也发生了数次变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必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在社会变迁、国家建构、知识生产为主线的分析框架下考察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社会角色认知的变迁,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真理探究者的身份日益增强,知识生产者数量逐渐增多,而知识生产观察者的数量不断减少,年轻学者知识生产者的角色认同度较高,以学术为志业的研究场域逐渐形成;技术专家与价值倡导者角色在时间维度呈现增长势头,但年轻学者对此角色的认同度不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不同类型政治学者共同关切的理论命题。作为社会的重要群体,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身份认同是社会变迁逻辑、国家建构逻辑、知识生产逻辑合力作用的结果。     

解析"反中国情结"--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冲突,产生了知识分子的所谓"反中国情结".这种"情结"可以解析为"传统与近代"个人与群体"有道与无道"三对矛盾,又可以从"面向未来的民族主义"与"回向传统的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中找到原因.     

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两重性分析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通称.秦汉之后,士大夫从先秦的"游士"逐渐转变为依附于专制皇权的"士大夫",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身的"两重性",即士大夫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方面存在着诸种看似矛盾而实际又相维系的特点.这些特征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局势以及士大夫的政治性格等因素所造成的.     

论晚清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

晚清是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作为文化的人格化代表和文化的创造、传播者的晚清知识分子,在晚清的文化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文化转型过程,他们的文化份值观念、文化心态和文化角色地位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蜕变过程,由传统型的士大夫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推动了近代文化与近代社会的转型与发展。     

旋转的"认同环":"福街商会"的象征与仪式

"福街商会"是草根民间商会在政府部门支持下合法化的组织形态,它酝酿产生的民族志故事表明,社会群体认同是流动不定的.社会人属于某一不确定"认同环"上的一分子,当其所属的"认同环"呈现强势之时,该社会人就以此类"认同环"属性表现出利益诉求,而其他的潜在认同属性则暂时被掩盖.社会群体认同的流动性决定了社会群体认同及其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具有流动性与可塑性,"福街商会"这一官方与民间共建的政治共同体,包容着福街草根民间组织、福街管委办和福区总商会等不同的社会群体认同.他们各自的"认同环",时而为"隐性认同环",时而为"显性认同环";时而其间产生矛盾对立,时而其间产生交叉甚至耦合.这种类似"旋转"动态的"社会认同",构成了转型期社会重建过程中的多样性与过渡性等特征,它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妥协与合作提供了合理性.     

省籍意识与文化认同:叶德辉重建湘学知识谱系的努力

由于"半吴半楚"的特殊身份,叶德辉对湖南学术文化兼具认同与区分两种矛盾心理。他一方面继承了近代湘人的文化使命感,视维护道统为己任;另一方面明确表现出对湘学的疏离,而以继承原籍江苏的汉学传统为荣。叶德辉对湘学的批判与近代以来湘学内部的自我反思相契合,使重建湘学知识谱系、树立湘学新传统成为叶德辉与部分湘人的共同努力。此种努力不但化解了叶德辉个人对于湘学的认同危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近代湘人学术风尚,反映了近代省籍意识强化背景下地域学术文化之间的互动与竞争。     

试论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

对于赵树理这样一个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重要贡献的作家,只有把他置于"知识分子"文化范畴中才能显示其特殊意义.他的"社会角色"身份游弋于"启蒙者"与"实践者"之间,"情感角色"、"权力角色"则在"知识分子性"的自觉强化过程中被定位.在当代复杂多变的文化语境里,他的"角色焦虑",一直以困惑、痛苦的方式呈现着.他的创作体现为对"知识分子性"的完整性的坚韧卫护和摆脱痛苦、冲出困惑的不懈挣扎.     

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

河上肇作为日本近代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思想有着极其密切的双向联系一方面,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河上转向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的日本近代,他始终亲近中国传统文化,从儒学中汲取"求道"的精神动力,并以中国古代思想为媒介来论述他的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和人道主义;另一方面,河上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又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现代中国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者,都借助他的著作学习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对现代中国的革命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与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关系密切。一方面,知识分子在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动剧烈,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也十分明显。在团结、争取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重的教训。     

中国新文化的几个层面--段国超先生《鲁迅论稿》序(续)

中国新文化有三个重要的文化界面:外省文化界、京海文化界和跨国文化界.外省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多是间接的、文字的,平时的生活环境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权力的或物质实利的.京海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接触不但是文化的,也是生活的.它在更大程度上超越了政治权力关系和物质实利关系的束缚,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的、人性的联系形式,但它不如外省文化界的地方,就是对"个人成就感"的重视.个人成就感一方面极大刺激了中国文化的再生产,一方面也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颗粒化、沙漠化.跨国文化界由国内研究外国文化或外国文学的知识分子及在国外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成就感在跨国文化界的形成和发展中也起到了巨大制约作用.影响之一就是使跨国文化界表现为向单一文化靠拢,主要是向美国文化靠拢;影响之二就是当代世界文化的输入在起到解放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的同时,也逐渐强化了自己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压迫力量,逐渐强化着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否定趋势,从而加强了他们与京海文化界和外省文化界广大知识分子的对立.     

中国新文化的几个层面--段国超先生《鲁迅论稿》序

中国新文化有三个重要的文化界面:外省文化界、京海文化界和跨国文化界.外省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多是间接的、文字的,平时的生活环境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权力的或物质实利的.京海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接触不但是文化的,也是生活的.它在更大程度上超越了政治权力关系和物质实利关系的束缚,但它不如外省文化界的地方,就是对"个人成就感"的重视.个人成就感一方面极大刺激了中国文化的再生产,一方面也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颗粒化、沙漠化.跨国文化界由国内研究外国文化或外国文学的知识分子及在国外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成就感在跨国文化界的形成和发展中也起到了巨大制约作用.影响之一就是使跨国文化界表现为向单一文化主要是向美国文化靠拢;影响之二就是加强了他们与京海文化界和外省文化界广大知识分子的对立.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寻根

现代性的冲击导致传统的解体,即
脱圣入俗
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生存的根基, 成为社会流民、政治流民和文化流民。这造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于是, 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寻找生存家园即自我认同的过程。他们投身革命,并在传统社会主义中获得了社会认同、 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但在这个过程中, 知识分子也付出了牺牲现代性特性的代价。随着现代性进程的重新启动,中国知识分子将重新确立自己的生存根基。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

本文集中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问题.从中国传统社会中解放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进入新闻报刊、文化出版和教育领域,建立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这"公共空间"在推动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转型和知识分子自身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人论政":青年毛泽东的体认、传承与超越

在论述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文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坚守古代"文人论政"、"言论报国"的理念和传统,主动介入大众传媒,竭力彰显变法维新、民主共和等思想的基础上,探讨了忧国忧民、立志改造社会的青年毛泽东与近代资产阶级文人"办报论政"、"以报参政"的联系与区别.主要结论:青年毛泽东虽然受到近代资产阶级文人"文人论政"的浓重浸染,但在自觉意识、认识水平、价值取向等方面却明显超越了他们.     

批判与实践的双重维度——试论现代性历程中人文知识分子立场的逻辑转换

人文知识分子作为现代性过程中的产物存在着身份认知的危机,他们的批判性身份想象是从近代延伸到现代一个座架性的假设。实质上,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并不完全是他们合法性存在的依据,相反是社会权力的需要决定了他们进入社会和被社会接受状况,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就在于对政治治理性的重要作用,存在的空间就是处于联系私人领域和国家权威领域的中间地带——公共领域。但另一方面,进入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又如何可以独立地批判呢?目前,人文知识分子面临着身份的困扰,站在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实践性双重维度的身份想象互相缠绕的路口。     

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嬗变特征

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半个多世纪的近代历程中,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可以大略分为以鸦片战争时期"师夷"思想的提出,学习西方自然科技和初步探求西方社会政治思想,以西方社会政治思想为基础寻求中国社会根本变革三个时期。在逐步加深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认识中,富于社会责任意识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中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与传统渐行渐远而趋向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