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前后知识分子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在戊戌前后法制现代化进程中,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东渐实质上是一个近代中西政治法律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也是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思想启蒙的过程。在“西法东渐”过程中,戊戌前后处于转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起着独特的作用,对推动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谭嗣同《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思维

古代臣民政治文化如何向近代公民的政治文化转型 ,是中国近代政治思维的难点。谭嗣同的《仁学》试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 ,建构“废君主 ,倡民主 ,变不平等为平等”的近代公民政治文化 ,故而他在融通中与西、古代与近代的政治文化过程中表现出了双重“误读”。但这种“误读”有历史的合理性 ,它成为连接两种类型政治文化的通道     

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启蒙的承载者，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文化重建和社会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2007年底在武汉举行的“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从“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政治”、“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文化与教育”、“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野”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青年毛泽东与德国近代哲学

青年毛泽东受到近代德国哲学的影响,主要有“心性”本源论、以“自我”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以理驭行”的实践观。他接受德国近代哲学体现出的新文化运动的某些时代特征:为救亡而选择思想武器;在选择过程中的扬弃;文化选择的多维空间。本文探索了我国先进知识分子曾推崇德国近代哲学的三点原因:近代中国与德国有相似的社会背景;德国近代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有契合之处;德国的迅速崛起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振兴中华的榜样。     

试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及其影响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封建"士大夫"形式存在,"学而优则仕",与政治紧密结合,形成了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投身仕途的"角色认同",造成了千年的角色错位。到了近代,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近代知识分子逐渐产生。他们一方面继承并发挥了士大夫与政治密切结合、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角色认同;另一方面,又开始与政治分离、向知识回归,以卓越的学术成就服务于社会科学文教事业,实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近代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一方面促进了近代社会的变革,另一方面推动了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在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论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与转型

近代四川知识分子群体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开始觉醒。他们紧跟时代步伐,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而开始了自身的文化和政治分化与转型。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与转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封建知识分子向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从近代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转型,从向往资产阶级民主的知识分子向信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说学的知识分子转型。     

从“奇技淫巧”到“政治思想”——近代中国人“西学东渐”发端之浅探

近代中国历史是一部由国别史走向世界历史,由闭关自守到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从被动接纳到自觉学习,从鄙视西方器物的“奇技淫巧”到主动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近代知识分子主动考察西方社会,可以称作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肇始,考察这段历史可使我们更加清晰的看到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文化时的状态,更加清晰的看到从1840年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取得的成就.     

略论民初进步知识分子推进教科文事业的近代化

变专制和不独立为民主独立，变贫穷落后为文明富强，实现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近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和任务。从这个角度观察问题，民初那些进步知识分子“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的实践活动，有力地推进了教科文事业和经济、政治、社会的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化总进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民初进步知识分子在推进教育改革、留学教育、华侨教育、科学研究和培养科学、教育、文化人才以及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方面建树的功绩，他们在教科文领域的奋斗，是弥足珍贵的     

近代小说观念与"他者"视野

当近代中国社会的外部情状和内部结构发生变化时 ,中国文学也随之发生了某种局部的意识分野 ,即由原来的崇尚诗赋传统变为对小说功能的片面强调。这种意识是建立在对域外小说作用的认识基础上的 ,同时也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中学“位移”有关。由此 ,“他者”视野和“改良群治”的目标使得中国近代文学的生长环境变得既单一又复杂 ,而这又本源于用文化和文学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路和模式     

从人名符号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人名是个人的代表物,是一个很有意蕴的文化符号。它或隐或显地透露出人名所有者的文化心理内涵,因此,可以作为审视人的内心世界的一个窗口。这里,我们试图窥视近代知识分子人名的文化内涵,揭示出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知识分子是一个拥有智慧的社会优异阶层,其界说似未获得学术上的共识。本文中使用的“知识分子”,兼具传统“儒者”、“士绅”、“留学生”和“自由职业人士”(作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等)的多种特色。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和文化载体的双重角色,以自己的文化反思,参与了这一时代的文化建构工程,从而实现了人生价值,但其心路历程却是艰难复杂的。     

胡秋原论中国知识分子

胡秋原有关知识分子的定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特色及其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系之论,秦汉政制比较、汉代政治制度的文明化过程与儒家知识人、传统政治文化与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系之论,涉及了中国古代的开明专制问题、道统与政统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与知识分子之应然问题、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及人格尊严、民族尊严、学问尊严“三大尊严”问题.胡氏之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知识人也有警示与启迪作用.     

西学传播与晚清社会的蜕变

晚清时期西学传播本身既是中国近代社会蜕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起过复杂的作用。经济领域中生产力的变革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政治领域中维新变法与革命、思想文化领域中对传统伦理价值观念的怀疑,以及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都可以说是同西学的传播密切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封建守旧势力依然盘根错节的近代社会。梁启超所说的。西洋思想运动”始终不可能奠定一个“健实之基础”。     

论晚清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

晚清是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作为文化的人格化代表和文化的创造、传播者的晚清知识分子,在晚清的文化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文化转型过程,他们的文化份值观念、文化心态和文化角色地位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蜕变过程,由传统型的士大夫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推动了近代文化与近代社会的转型与发展。     

“发现”与“丢弃”——试论梁启超的小说观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无人可及的地位。本文以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的近代小说观的得与失、贡献与不足。     

民国时期传媒与现代学院互动机制的形成——以报纸为中心

民国时期传媒与现代学院的频繁互动,是中国近代社会的重要现象,也是考察许多近代文化现象的社会基础.以民国时期的报纸为中心,其与现代学院的互动方式主要表现为:文人论政、学者办刊和大众传媒上的学术活动三种方式.这些互动形式的形成,在报纸方面是出于公信力建设的需要,在现代学院方面则是民国知识分子为实现未尽政治理想的必然途径.民国传媒与现代学院的互动推动了近代“公共领域”的建设,但学院派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属性的麻木也使这种互动成为一把双刃剑.     

论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以“五四”为标志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具有现代特征的一种新质的文学,但它的新质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历史证明,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先驱者经过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沉痛反思后而实现转换的。它的发展变化,始终同社会文化意识结构的变动同步,与中国人民的意识觉醒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政治意识的觉醒到伦理意识的觉醒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陈独秀曾把近代中国人的意识觉醒概括为三个逻辑阶段,即科技的觉醒、政治的觉醒和伦理的觉醒。当欧洲上空出现资本主义曙光的时候,中国仍然处在封建主义的昏睡状态之中。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闭关锁国,造成了对世界的极端无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前,出现了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改革派人士,他们面对满目疮痍、内外交困的黑暗现实,发出了更法改革的呼声,但他们所提出的兴利除弊主张仍局囿于古老的圣经贤传内。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被镇压,近代中国愈发落在世界后面,濒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开明之士,从现实的教训中认识到西方“战舰之精”、“机器之利”,主张“师其所长而用之”,积极从外国引进新式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于是洋务运动兴起,即所谓科技觉醒。与洋务运动发起者的主观     

“超验之思”权变到“体验之思”——现实主义文学退场与先锋文学亮相的哲学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发生巨大变化,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开始退场,先锋文学开始亮相。这一巨大变化,实质是中国文学进步的标志,是中国文化进步的标志。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新时期以来广大作家对中国进步文化政策的自觉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进步的现代、后现代西方哲学文化理论的自觉接受与传递;是中国作家的创作思维由“超验之思”向“体验之思”的权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中国落后的传统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那种主张理性至上、具有“超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先锋文学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落后的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社会理性至上思维———超验思维的扬弃,并与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文化那种主张人性至上、具有“体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     

“五四人”启蒙角色的转换及文化反思

“五四人”作为本世纪初一个特定的文化阶层，其角色定位决非我们以往学术研究中的习惯性理论预设———一成不变的启蒙者。实际上，他们既有一个由传统文化精英向近代启蒙者转变的过程，也有一个由启蒙者转变为被改造者的过程，而且二者之间相互纠结，很难理清。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滥觞于学界的“知识原罪意识”，对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命运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十字架上的拯救──中国与俄罗斯知识分子忏悔意识之比较

中国和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历史上都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但俄罗斯的西方文化渊源，使它承继了基督教的原罪意识与忏悔感，中国文化则具有“乐感”色彩，直到近代，受西方影响才出现知识分子的人性忏悔。而１９世纪以来，中俄知识分子面对民众所产生的阶级忏悔，则构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与欧洲近代民主

本文从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新视角,阐述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对欧洲近代民主的影响。尽管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不是现代意义的民主,但其中“重民”、“德治”、“吏制”以及“有教无类”的“教育平等”思想,对于17—18世纪欧洲一大批启蒙学者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成为他们开创近代民主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这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