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后制宪时代的中国宪政--学习新宪法修正案的若干体会

人权保障、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是本次修宪的两大法治亮点,彰显了共和国宪法日趋成熟的宪政文明和法治文明.全社会在关注文本上的宪法修改的同时,更要关注制度层面的宪政建设.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入宪,"人权"将成为约束公民权力的"关键词",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将进入一个新时代.人们将更加关注人权入宪后的具体的法治实践--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承诺如何落到实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等规定的入宪将开辟私产保护新时代,国家立法机关应对相关法律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补充、修改并完善有关保护公民财产权的规定.通过渐进式的宪政建设切实维护宪法的权威,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权威的宪政保障,依然是"后制宪时代"的中国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使命.     

公民不服从与良知拒绝之关系探析

作为宪政的一个特例,公民不服从在稳定宪政制度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缘于公民不服从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人们常或将公民不服从和与之有密切关系的良知拒绝相等同,或将二者完全割裂开来。从二者的思想源泉与概念解析出发,我们可得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是非此即彼,而是同一概念的两个不同侧面。     

论我国公民的宪法信仰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明确载入我国宪法。依法治国的核心与关键就是依宪法治国。依宪法治国的前提条件是人们应当树立起对宪法坚定不移的信仰。宪法信仰是法治的灵魂,是走向宪政的精神支持。但是,由于受我国传统意识的消极影响、宪法自身的不完善及现实生活中诸多法治条件的不成熟,公民宪法信仰的严重缺失仍然是我国宪政和法治建设面临的难题。本文从宪法信仰与法治的关系入手,分析了确立宪法信仰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公民宪法信仰缺失的原因,提出了从培养公民的宪法情感与态度、保持宪法的相对稳定、完善宪法实施的监督和保障机制等方面培植我国公民的宪法信仰。     

新宪政论与行政宪政化

行政宪政化源于新宪政论。新宪政论十分重视公民的作用,更试图构建一个受约束的有效政府。因而,界定行政宪政化应当考量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政府管制与自由市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效率与正当程序、职权与职责五对关系。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宪法目标层面上,行政宪政化是对依法行政的内涵从宪政角度进行的提升和深化。     

从“法治民主”到“宪政民主”——当前我国民主与法治的发展道路纲要

"法治民主"是在肯定民主原则的前提下,主张对民主要有所限制,强调民主与法制的统一,以弥补民主的不足,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但是仅有民主与法制的结合还是不够的,当前需要在这一基础上思考如何制约国家的权力与保障公民的权利问题。为此需要提出"宪政民主"这一概念。"宪政民主"是对"法治民主"的深化。宪政民主在我国的提出是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的时代背景下,强调如何实现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之间的"平衡"。"宪政民主"在我国具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内容。"宪政民主"需要在民主实践中予以具体落实。     

宪政经济理论体系论析及其启示

宪政的核心在于对政府权力进行规则或制度的约束.宪政经济学有利于构建法治政府,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有利于公共政策民主化,促进公民参与;有利于增强公民宪政意识,保障公民权利.     

检察权配置的制度环境探析

检察权需要进一步优化配置源于其宪法与宪政地位的张力。检察权配置是指立法机关在一国宪政框架内,按照一定的立法程序,根据传统文化及社会公众领域内生的主观法权诉求,授权检察机关行使特定职权和职责的规范性活动。检察权配置的基本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权力制约与监督,其终极目标是为了保障人权。检察权的配置必须考量其宪政制度、经济体制、文化传统及法治进程等相关环境因素。从力学的基本原理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政框架下,权力运行不具有双向性,权力运行缺乏动态平衡,制动装置运转失灵,"润滑系统"——公民权利救济系统不完善。我国当前处于法治国进程中的"行政国家"阶段,属于"形式法治"和"社会主义法治"的范畴。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法治都将处于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转型过程当中,这一法治图景为我们科学、理性地配置公权力和公民权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现代刑事程序的人本思想

刑事诉讼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就是不断走向人本位的过程。通过强制国家权力服从于公民个体应当服从的法律规定,从而实现"公民服从的是抽象的法律而不是具体的强权"这一法治理想。以人为本位,特别是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主体地位以及无罪推定原则已成为现代刑事诉讼法发展的趋势。以人本思想,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人权的保护,是建立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现代刑事程序制度不可或缺的。     

论公民财产权的宪政价值

公民财产权的宪政价值,即公民财产权对宪政建设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公民财产权既是个人自由的组成部分,也是个人自由的渊源,还是个人自由的保障.财产权是一切人权的物质基础并促进了人的本质的实现.公民财产权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石,有利于建设有限政府,有助于弘扬现代法治理念.     

法律内在权威与公民自愿守法——从《论权威》谈起

恩格斯笔下的权威不仅仅是意志与服从,更重要的在于权威的内在品质.法律权威也是同样的国家强制力仅仅是法律的外在权威,外在权威无法解决公民的自愿守法,只有法律的内在权威,才能解决公民自愿守法,因此必需构建法律的内在权威.     

卢梭公民理论探析

卢梭在其社会契约理论中提出了公民概念,并将公民和自然人、臣民、人民做出区分。卢梭认为,公民是主权权威的积极参与者,拥有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卢梭还在公民和法治之间建立起必然联系,认为法律是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保障,同时公民必须服从法律的统治;卢梭还赋予了公民以道德人格,把公民美德作为共和国良性运转的内在要求。围绕卢梭的公民理论,人们展开了关于共和主义公民观和自由主义公民观的争论。争论的实质在于,如何既能保障个人享有充分自由权利,又能维护共同体稳定的秩序     

论宪政的概念

如何理解和定义"宪政",作者认为并非不证自明。文章首先比较了中西法学家对宪政所作的阐释,并考察了宪政文化的历史背景,进而认为现代宪政的概念模式应当是自由、民主与法治的三位一体。     

法治:概念及其实现——兼答几位法学界人士的质疑

法治建设核心点是培育国民为人格、法权主体;实现法治是个历史过程,要付出长期的、艰巨的努力。法治至少须具备六方面前提——动念贿赂法官或审判前向法官"做工作"的人或事极为罕见;全民把法律看作神圣的,不再从功利角度视法律为手段,律师以维护社会正义为职责;作伪证的人或事极为罕见;人们恪守规则,建立起无条件服从规则的意识;公民成熟为自由的——意即学会尊重他人,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公民对社会责任有高度自觉。法治内涵的理念——发展公民人格性,人格性生于自由意志反观自身、互观他者;实践上须国家、社会团体、个人三方面共同努力、齐头并进。法治建设要注重治心。     

论民主与宪政的关系

本文从对民主与宪政范畴的分析入手,主要论述了宪政与民主的辨证关系,包括紧张关系和互动关系。笔者认为宪政与民主的互动关系是民主是宪政及法治正当化的先决条件,是宪政合理构成的依托;民主是宪政实践的核心内容;确认并维护公民的民主始终是现代宪政的基本职能之一;民主与宪政应相互推动,才会营造出更好的社会状态。     

百年中国宪政的历史反思

近现代中国百余年宪政发展的历程告诫我们,当代中国的宪政之路必须彻底摒弃以往的工具主义态度,树立法律尤其是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积极努力推进公民社会建设。     

美国政府治道变革的原因与进路探析

美国政府宪政危机表现于政治体制结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权威与自由等多个方面,它的本质是国家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对宪政制度造成的危险与其政治经济功能不足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合法性危机.西方法治社会的政治传统为解决这一危机提供了强大的理论资源,通过追溯先贤的理论而提出的"民主制行政范式"因此成为克服宪法危机的合理进路选择.     

中国宪法的文化传统与特色

宪法是法治的纲领,其宗旨是保障公民权利,因而是社会和谐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法理基础。中国现行宪法是新中国制宪、修宪和法治实践的政治经验和理论总结,既反映了其历史性的曲折坚韧,也保存了其民族性的人本主义价值。其突出＂公民＂观念的法律性,淡化＂人民＂观念的阶级性为人权入宪、法治入宪标明了思想路径,显示中国宪法实现了传统的＂人本＂价值观向近代宪法＂权利＂价值观的现代性转化,以宪法权利信念的神圣性和效力权威的至高性表达了中国社会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和宪政体制的政治目标。     

法治:从神性回到理性--斯宾诺莎的理性法治观

斯宾诺莎是近代西方理性主义法治思想的奠基人之一.他较早冲破中世纪的神秘主义的法治学说,从人"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推导出理性的法律统治的正当性和必然性.他认为,服从法律是公民的"天职",也是国家和统治者应尽之责.因为公民和最高统治者作为一个人,也存在个人的情欲和私利,最高统治者和国家还可能存在着罪过,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受理性的法律的约束.不过,真正的法治应当以民主为前提,以实现人的自由权利为宗旨.     

论宪政与知情权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信息公开立法,公民的知情权尚无法得到来自于法律特别是宪法的有力保障。而让公众了解与个人切身利益或社会全体成员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信息,是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宪政国家特征之一。因此,全面建立公民的知情权保障机制和国家机关的信息公开制度应当成为我国宪政建设中关键的一步。     

试论公务员的不服从

公务员管理中要求公务员负有服从上级决定和命令的义务,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政令畅通,保证国家机关运转的统一和效率。所以,公务员有"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的义务。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即使是公务员有服从上级的义务,也必须是在法治原则、依法行政原则的前提之下,公务员服从上级的义务不应当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