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ID模型对中国省管县财政体制的评价——来自吉林省的数据

省管县的财政体制是财政分权模式的新探索,也是对财政放权及县域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度创新。运用DID模型考察吉林省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吉林省县域财政及县域经济的影响,发现吉林省省管县财政体制对政府财政支出能力的影响显著,但由于财政支出更多地流向了政府人员开支等消费性支出,而没有带来县域经济的发展;省管县财政体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各县财政激励效果较弱,财政收入的努力程度较低,省对县的财政支持导致了县乡对上级政府的依赖加大,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省管县”改革背景下县级政府治理模式探析

省直管县的新型体制是着眼于破除"市管县"的体制弊端、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而适时创制的。"省管县"的改革探索既是突破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瓶颈的创新尝试,也是超越传统政府治理模式局限的有力举措。通过契机与考验的双重视角,就"省管县"改革实践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变革的作用与影响,从完善治理制度、更新治理理念以及转变具体治理方式三个层面,提出相应建议。     

县域财政压力、信贷行为与农村商业银行风险

随着县域财政压力的加大,县级政府干预金融资源配置导致县域金融市场沦为政府的“第二财政”,对县域金融稳定产生冲击。基于2011-2021年142个农村商业银行经营数据及其所在县域的财政数据,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县域财政压力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在财政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县级政府主要通过干预农村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和信贷投向,实现对县域内金融资源的配置,进而导致农村商业银行风险增加,即“金融财政化”增加农村商业银行风险。但进一步研究显示,县域财政压力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产生影响需要一定的前提,当财政赤字率高于3%的国际安全线或当县域金融市场为寡占型市场时,县域财政压力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有显著负面影响,否则影响不显著。此外,由于县级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若政府对市场采取激励手段,例如构建县域范围内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或“政银保担”联动机制等,县域财政压力虽然会导致农村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扩张和房地产贷款占比提升,但农村商业银行风险不升反降,这为乡村振兴背景下财政金融协同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我国县级财政风险及其防范机制研究

县级财政风险的出现,有着极其严重的危害。县级财政风险的形成,既有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不完善的因素,又有县域经济落后以及政府非理性的投融资行为等原因。防范和化解县级财政风险,要完善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发展县域经济,培育县级支柱财源;规范政府行为;防范和控制县级金融风险;从存量上化解县级债务和赤字。     

新中国县级财政体制演变述评

建国以来,伴随各个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国家财政体制的变化,县级财政体制的演变历经了三个阶段性的变革。不同时期的县级财政体制对县域社会经济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与计划经济体制相结合的“一灶吃饭”下县级财政体制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分灶吃饭”下包干体制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导致县域经济严重的横向失衡;而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又产生了财政的纵向失衡,使县级财政陷入困境。这种状况的发生有制度环境、收支划分方面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历次财政体制改革都只注重中央与省级财政关系的博弈,县级财政完全失去了参与分权的独立地位。     

对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我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的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本文对中国县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会找到解决之道。     

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实证分析:中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对中国县级数进行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找到解决之道。     

我国“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研究

＂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作为我国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政府层级精简、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对当前我国＂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的对策。     

财政分权、地方竞争与经济增长质量

财政分权是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那么,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有何影响.文章从竞争视角阐释了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机理,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质量间存在"U"型关系,即财政分权在短期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在长期将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地方竞争是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因素,财政分权与地方竞争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更为激烈,阻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意味着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需要考虑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应进一步实行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完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标准.     

财政体制六十年新起点:"省直管县"改革

建国六十年来财政体制经历了"省管县"、"市管县"等几种管理体制。各种管理体制只有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才能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的财政体制改革,将恢复到改革初期的"省管县"。这是一种历史的简单轮回,还是与时俱进的变革?深刻认识这一轮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的“U型”调节效应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制度和政策环境完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环境竞次”的恶性竞争是否会因环境规制的约束而发生扭转?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合效应值得探究。运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估算了2004—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调节模型,系统考察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地方政府间存在着恶性竞争;环境规制对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呈现门槛特征。     

2004年税制改革——积极财政政策的新举措

1998年以来,为推动经济发展,我国政府一直采取以发行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来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目前这种政策的边际效益在递减.与国债投资相比,若实施以减税为内容的税制改革对于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是一种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     

论县域经济民营化--以湖北省为例

本文以分析多年来湖北省县域民营经济发展为例,认为民营化是县域经济振兴发展的重要途径,并且在客观上也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关键是要以中小企业改革为突破口,解放思想,创新体制,全力推进县域经济的民营化进程,激发县域经济的发展活力.     

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分析与对策建议

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建设小康社会的主战场。我国目前县域经济发展缓慢,已成为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虽然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较多,本文仅从经济体制、行政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相关政策制度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改革和完善体制、推行"一主三化"发展战略和制订各县域特色经济总体规划的对策建议。     

山东省沿海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分析

山东省沿海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高,但县域间经济发展差异却十分显著。在分析了山东省沿海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时间和空间特征以及发展速度差异后,选取11项指标对20个沿海县市进行聚类分析,从资源禀赋、交通和区位因素,经济政策因素,以及产业结构因素三方面,分析山东省沿海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成因,从县域合作、政府作用及产业发展角度提出了缩小差异,实现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提高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效果的对策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被正式提出作为进行宏观调控的基本经济手段。当前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运作情况是财政政策的效用递减局面已出现 ,货币政策功能的发挥也因缺乏完善的市场传导机制和信用制度而受到限制。鉴于二者对经济有不同的作用 ,各行其是必然会产生摩擦 ,降低效果力量 ,故本研究提出应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连接点———国债的功能 ,加快有关体制与制度的改革 ,稳中求变 ,在动态中将两者有机协调起来 ,提高其运作效果     

江苏省强县扩权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为了充分发挥县（市）政府在本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避免地级市对县域经济的不合理干预。鉴于“匀质型”地区“市管县”功能已经失效;以及行政组织扁平化的改革的要求,有必要改革目前的“市管县”体制,实行“强县扩权”。即赋予经济发展状况较好、行政管理水平较高的县（市）更多的行政管理权限,并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变“市管县”为“省管县”。     

"恶性暴力"腐败现象的特点及其理论思考

“恶性暴力”腐败现象是指以极端残忍的暴力手段而实施的谋取政治权力或保全政治权力的腐败行为,其中以谋官害命、报复杀人最具代表性。它是腐败现象的一种极端化的表现形式,是腐败现象深度发展和恶性发展的一种危险信号。“恶性暴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具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其中权力的个人垄断性、权力利益的极大化、权力的不受制约性和权力价值的变异性是其主要原因。遏制和消除恶性暴力腐败现象,必须采取“综合治理,标本兼治”的方针,其中特别是要对现行的权力结构和防腐反腐机制进行制度创新,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预防和遏制这一丑恶现象的新体制和新机制。     

省内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基于1999～2004年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1999～2004年的县级数据,测算了历年转移支付在27个省份的均等化效果系数。分析表明东部省份以及一些中西部省份的转移支付在缩小省内县际间财力差异上效果较差。因此,这些省份的中间层级政府应该着力加强转移支付的横向再分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