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科举文献与科举学

科举文献是指直接记载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的文献,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或严格意义的科举文献是指独立存在的专门的科举文献,广义的科举文献还包括非独立存在的科举文献.科举文献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自成体系、具国际性、命运多舛.科举文献的价值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其命运也经历了翻天覆地、变废为宝的转换.科举文献从一个方面有力地支撑着科举学的学科构架,使科举学这一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专学得以逐步成为显学.     

科举学：考试历史的现实观照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在考试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对当今考试的影响波及文化、制度与技术各个层面。现代高考、自学考试、公务员考试,或在考试性质、考试功能方面,或在考试产生的社会影响方面,与古代科举有着继承或借鉴关系。对现代考试制度与古代科举在历史与现实的层面上进行对照,有助于我们探寻考试发展的内在规律,并为今天的考试改革提供历史借鉴。“科举学”研究因此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科举文化与古代文学的关联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反思,在民族文化自觉的大背景下,中国学术界逐渐走出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科举的实态逐渐被还原。研究者逐渐认识到虽然科举制度有其局限和弊端,但在古代社会,这一制度能够不按血统和身份,排除人情和关系的困扰,通过公平的考试竞争,根据一个人的才学来决定其参政权,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创造。在2008年11月于武汉大学举办的“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顾海良校长在讲话中对科举制多所肯定,冯天瑜先生的讲话多次提到“科举精神”,指出在吸取科举制度教训的同时,应积极发扬科举精神,将其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     

盛衰兴废话科举

盛衰兴废话科举马勇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建国立业的一项基本国策，科举制度经历了六、七个朝代，一千多年的历史。任何一件事情，兴盛必然有其兴盛的道理，衰亡也自然有其衰亡的原因。对科举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进行回顾、反思，或许对我们今天的现实有一定的启迪意义。科举制...     

试析科举制度与现代公务员考试视野下的中国“官本位”思想

近年来,“科举学”研究开始兴盛,研究者们对科举制度不再一味地批判,为科举正名者不在少数.重新审视科举制度时,应该看到它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到某些促进作用,保证了中国文官体制的完整性、连续性,让国家机器可以正常运转;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深入发展,自唐代以来几乎所有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皆出身科举.但科举制度也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就是以考试为主要形式的选官制度,促使中国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普遍的“官本位”心态.中国目前实行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又有反复传统“官本位”思想的趋势.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的新思路——评介陈飞的《唐代试策考述》

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 ,中国独有的科举制度自隋唐起一直到 1 90 5年废除 ,历时长达 1 30 0年 ,和中国的历史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里 ,文人们一生的命运际遇也和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无论是进而为仕 ,还是退而为民 ,其中科举带来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无不贯穿其一生。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也深受当时科举导向的影响。因此 ,不管是研究中国的历史社会风俗还是研究中国的文学历史都不能绕过科举这个关键性的社会因素。但是一般人对科举的了解并不深入 ,很多时候把明清的科举当成了中国科举制度的缩影 ,对…     

采摭宏富 利惠学人——评大型文化遗产出版工程《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第一辑）

为了进一步推动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深人，武汉大学出版社计划陆续推出由著名学者陈文新先生主编的大型文化遗产出版工程《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因其采摭宏富、利惠学人，科举学专家刘海峰先生誉之为新世纪科举学六大工程之一。2009年9月，经过近30位专家学者三年多的努力，丛刊第一辑隆重问世。丛刊第一辑包括17种22卷，近3000万字，系统整理、校点了与科举相关的各类史料文献，堪称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清科举制度研究概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清科举制度研究逐渐从感性批判走向理性思考,并注重为现实服务。20世纪80年代的科举制度研究多是制度自身内容的介绍考证,或限于状元等鼎甲人物的一般描述,而与科举紧密相关的学校教育、区域研究等相对不足,理论方法比较单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研究理论和方法多元化,社会学、心理学、“中观史学”等理论方法则被逐渐应用,研究范围扩大,科举制度的运作和区域研究逐渐成为热点,边远地区的科举研究受到重视。研究者不但更加注重明清科举与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而且更加注重与现实有关问题的研究。     

严复与科举

严复是近代著名的学者和启蒙思想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科举制度,与严复一生的经历不无关联。通过从科举取士与严复对科举的体验以及严复的西学之路与其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两方面的考察,探讨了科举取士对封建知识分子的影响。     

中国科举考试及其近代解释五论

近30年来,西方学者开始重视地方社会的差异,并以此作为研究中国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着重探讨科举与地方重要家族、地方教育及地方文化发展的关系.考试的观念和制度是中国科举对世界文明最大的贡献.中国科举考试采用笔试而不用口试,这有利于维护科举的公正性,但也产生了许多弊端.这种注重笔试而不重视辩论的科举传统,塑造了中国人的权威性格,造成了中国人注重文献积累和文字书写的治学方法.     

元代科举与程朱理学关系探析

元朝建立之后,蒙古贵族长时间停开科举,士子通过读书应试博取科举功名入仕的通道被彻底阻断,士子们读书、研究的功利目的因此减少了,这为元朝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作为考试标准奠定了学术基础。与此同时,士子们学习儒学、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导致读书人的数量明显减少。理学家不仅是元仁宗恢复科举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设计者。科举恢复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思想地位得到稳固,这对程朱理学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然而,士子们为获取科举功名而学习程朱理学,与真正潜心研习程朱理学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尤其是部分士子将程朱理学视为谋取利禄的手段,使程朱理学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     

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

明代科举处于中国古代科举发展的鼎盛阶段,具有以下明显特征:完全与官学教育融为一体,形成了包括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以及以科举功名为主、学校功名为辅的层级功名体系,科目单一和考试高度统一,防范和惩治作弊之制空前严密,分地确定解额和录取比例制度合理、完备,实行进士观政制度,规范性、包容性、适应性、公正性和吸引力都空前加强,明中叶后科举功名成为决定士子个人前程和朝廷分配政治资源的决定性因素。这既是科举制自身发展和明代社会内在要求的产物,也是明代统治者统治理念的反映和其高度重视的结果。既对选才和普及儒学文化尤其是促进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带来人力和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败坏和压抑人才、延缓了社会的发展进程等消极影响。     

论北宋神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神宗在位期间全面革新朝政,包括科举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神宗即位初期,就令朝臣对现行科举制度之利弊和变革发表意见.在朝臣中形成意见极其对立的两派.一派以王安石、司马光等为代表,要求办学选才、废罢诗赋、一定程度恢复乡举里选,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派只有苏轼、刘攽寥寥数位,要求坚持科举考试选才,反对废罢诗赋和乡举里选.科举变革大致遵从了多数派的意见,熙宁三年殿试制策,极大程度地改变了宋代士人的读书、写作风习.兴办学校、发展教育、选拔人才、取代进士试等,一直是神宗朝君臣努力的方向,朝廷最终为此出台三舍法.此外,省试经义,废罢诸科和制科,允许宗室参试,都是神宗朝在科举制度方面的举措.     

宋元时期广西文化教育发展的比较研究

宋、元两代,广西文化教育的发展呈明显的落差现象.宋代是广西文教发展的兴盛期,科举考试、学校与书院教育取得较大进展,这跟当时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空前发展分不开.元代是广西文教发展的中衰期,科举不盛,学校与书院教育处于近乎停滞的状态,这与当朝的民族歧视政策及广西地区社会局势的动荡不无关系.尽管发展情况各异,宋元时期广西的文化教育在整个古代广西文化教育发展史上均应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科举制:变迁、反思与超越

科举制的变迁大致经历了6个阶段,分别表现出如下特点：禅让制——使用考察;世袭制——子孙相继;客卿制——招贤养士;察举制——郡县荐举;九品中正制——中正负责、选人定品;科举制——统一考试、公平竞争。中国科举制虽已消亡,但其精神内核在今天的选人制度中仍根深蒂固,使社会遭遇另类的公平危机,使考生的身心依旧忍受巨大折磨;考生的思想被禁锢,考试本身也缺失了应有的评价功能。放眼未来,应制定《考试法》,消解工具理性的考试内涵,建立以人为本的考试评价观将成为超越科举制的应然趋势。     

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承启与转折

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改革主张,对科举尤其是殿试进士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北宋大臣王安礼奉诏拟定的《元丰五年殿试进士策问》试题以及熙宁、元丰年间的科举取士情况,真实地反映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改革情况,体现了王安石崇实尚用的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意义和考试学价值。     

中华帝国后期的科举制度

科举考试是中国帝制时代,朝廷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与士人生活之间互动最为频繁的交汇点之一。作为一种才学能力的测试,科举考试有利于王朝统治与士人文化的紧密结合,为官僚制度服务。科举考试反映了更为广泛的士人文化,因为这种文化已经通过基于经学的官僚选拔渗透到国家体制之中。然而,在中华帝国后期(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经历了曲折的兴衰演变,其功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从政治、社会、教育以及文风等方面表现了出来。     

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

元代建立之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以捍卫其作为"道统"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方广大地区扩展,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元代书院的教学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状元研究

《宋代登科总录》收录了大量宋代状元文献,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确定,除118 位文科状元外,宋代还诞生了72位武科状元、12位贡士及第状元. 宋代文状元有近八成来自于低层官员与平民家庭,与唐代形成极大反差,折射出科举考试对整个社会政治的深刻影响. 宋代武科状元仕途不显,而文科状元中近六成曾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宰执与侍从官等重要职务,这既是国家“右文”政策导向的结果,也验证了科举取士在人才流动方面的推动作用.     

朱熹对科举态度的转变及其改革主张

明清时期,由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官方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与标准答案,因此,朱熹在当时科举中的地位不断被神化,以致近百年来,人们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观念模式:似乎朱熹是热衷于科举的罪魁祸首,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是束缚人们思想解放的紧箍咒。事实上,南宋朱熹一生中对科举制的态度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转变:一是启蒙求学阶段,以最初从众的参与心理逐渐转变为一种矛盾的怀疑态度;二是自书院讲学开始,由对科举的不满逐渐发展到对其进行不断地批评甚至抨击;三是在其晚年的思想成熟时期,在认真批判科举制弊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革科举的主张。至于朱熹离世百余年后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在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中的消极影响,既是他生前不曾预料到的,也是与他倡导改革科举制的主张相违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