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开埠与民间商会的发展

分析了伴随济南自开商埠而发展起来的民间商会一城两商会的特色,提出济南商会的功能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扩展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尤其是其协助工商管理的参政职能的发挥,表现出民间组织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然的一种合作互补关系,并且形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有的政治参与意识。     

新旧之间：近代山西的商会与行会

山西商会是近代以来在政府倡导下而产生的新兴工商社团组织,它从成立之初就积极参与到了地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山西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商会的出现并没有作为新生力量取代具有相当历史的传统行会,山西的行会在近代继续向前发展,势力仍很强大。山西的商会与行会之间既有着创立形式、组织结构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明显差别,又有着较沿海大埠更为紧密的依赖和渗透关系。     

近代殖民租借地商业组织的典型个案——以威海卫的商埠商会(1916—1930)为例

威海卫在1898—1930年是英国的租借地。威海卫商埠商会成立于1916年,该商会在英国的殖民下成立和发展,商会领导李翼之、谷铭训等人带领商会整顿商务、福商利贾,倡行公益、服务地方,参与政治、影响社会。这些似乎与其他商会没有区别,但是威海卫商埠商会在成长中与殖民政府进行合作与抗争,体现了近代中国商人在自身、社会、国家利益面前的抉择。而威海卫商埠商会作为一个存在于英国租借地内的近代商业组织,既有其作为近代商业组织的普遍性特征,又有其地处殖民租借地的特殊性。     

潮汕文化对异地潮汕商会组织的影响探究——以深圳市潮汕商会为例

商会的成立和运营依托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但近十年地域性商会研究文献的总结表明,学界鲜少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潮汕文化特质鲜明,潮商异地商会独具文化特色。通过在深圳市实地调查,利用访谈资料、会议记录以及相关二手数据等构建多重数据的质性资料进行探究,发现深圳市潮汕商会通过一定的路径把潮汕文化渗入到商会的组织中,从而影响商会运营的开拓和发展。这一现象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商会存在的法理学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学术界对政府干预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现代化理论、法人制度理论等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团体日益受到重视,商会成了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商会立法迫在眉睫。为了推进商会立法,文中主要从商会与市场经济、商会与政治国家、商会与市民社会、商会与法治制度四个方面对商会的存在进行法理分析。     

行业组织的政治蕴涵——对温州商会的政治合法性考察

政治合法性是我国对民间社团的独特要求,它源自统治系统对自身的合法性考虑,作用是保障社会团体对统治系统的"忠诚".温州商会具有很强的民间性,但它也要通过党建、进入政治体制等方式获得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要求的长期存在,意味着温州商会等行业组织只能按照"合作主义"的道路发展;我国社会团体通过与政府的合作才能成为市民社会的基础.民营经济的发展、法律对政府的制约作用是保证由"合作主义"路径走向治理的必要条件.     

商会存在的法理学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学术界对政府干预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现代化理论、法人制度理论等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团体日益受到重视,商会成了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商会立法迫在眉睫。为了推进商会立法,文中主要从商会与市场经济、商会与政治国家、商会与市民社会、商会与法治制度四个方面对商会的存在进行法理分析。     

构建商会生态圈 砥砺奋进谱华章

商会作为协调地方民营经济规范发展的服务平台,在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推动地方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协调和服务功能。尤其是在当前疫情背景下,商会在如何抓好会员单位疫情防控管理,拓展服务功能以提升会员服务水平等方面面临着更多考验。基于此,本文以福建省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为例,对商会在疫情下构建全新的“生态圈”、创新办会理念和工作思路进行探索,希望通过提升商会的社会责任和服务管理职能,推动民营经济取得更好发展。     

永嘉县商会的缘起与发展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传入,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商会组织渐次步入中国大地,并得到迅速发展.温州作为东南商业重镇,早在上世纪初就成立了自己的商会组织,广泛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社会活动,在近代历史上勾划出自己的图线.通过对永嘉县商会组织的梳理,探讨其由来、初步发展及作用.     

民营经济发展视角下的民间商会特征与功能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民间商会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逐步明显，民间商会的绝大多数服务对象是民营企业，无论其属于官办、民办还是半官半民的性质，都具有类聚性、自愿性、联合，陛、非营利性、互益性等属性，但作为民间的非营利组织，在组织的民间性、自治性方面还存在不足。民间商会在处理与组织内部及组织外部的各种主体关系时，表现为一种合作与互动的“治理关系”，在组织发展和管理方面的治理经验主要包括：要建立与政府的良好沟通与合作关系、组织带头人通常是治理的核心力量、通过积极为会员服务获取发展空间等。事实表明，济南商会对民营经济发展的特殊功能主要表现为：经济协调功能、维权和服务功能、自律监督功能、利益整合功能、政治参与功能和社会公益功能等。     

民国商人、商会与政权力量——基于汕头商会档案中一个商人与商会诉讼案例的讨论

以1934-1935年间汕头市的一件商人与汕头市商会的诉讼案件为例,结合当时的地方社会经济状况,主要运用汕头市档案馆所藏民国汕头商会档案及地方报刊资料,从微观的层面上探析商会、商人与政权力量的互动关系。认为20世纪30年代商会政治影响力的削弱与商会、商人关系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在汕头保证纸币制度下,汕头市商会已不能保持超越具体经济事务的公益组织的角色,有时是市场行为的甲方或乙方,有时是市场交易的担保方,必须在金融市场业务中承担具体的经济责任,这使商人对商会能否代表公众利益产生质疑,使商会在处理公共事务时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大打折扣。     

论越文化对地方商会发展的影响——以中国轻纺城商会为例

中国轻纺城商会是随着绍兴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出现的.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越文化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本文从越文化入手,以中国轻纺城商会为例,探讨文化对地方商会发展的影响.     

商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越发凸显。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下,商会等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商会根植于民间,是工商企业及其从业者与政府、社会联系的桥梁纽带,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有效提升了治理效能。本文分析了商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以地缘关系为纽带推动社会矛盾化解、助力公共服务体系建构、促进社会秩序稳定。     

法治的民间社会基础：浙江民间商会发展考察

近年来在民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浙江民间商会因其在获取信息和协调成员行动方面的优势而获得长足发展。与民间商会发展所仰赖的社会合法性相比当下我国民间商会发展的法律环境令人堪忧,行业协会与民间商会之间缺乏公平的竞争平台。因此,明确商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界定商会与政府的职能划分,规范商会活动及其法律责任,是创设商会发展良好法律环境的必要前提。民间商会构成中国法治的民间社会基础,其实践活动对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的法治意义。     

香港民间商会组织社会治理功能研究——基于香港工业总会的个案分析

香港工业总会的实践运作表明,因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地域的特殊性,香港商会组织既有一般商会的特点又独具特色,它正以其独特有效的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及其与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形成的良性的社会网络关系,在香港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架起了政府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企业之间密切联系的桥梁,并在现时香港社会中彰显其积极的不可或缺的利益整合、自主治理、中介服务、经济促进、民间外交、参政协政以及维护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社会治理功能。     

论商会的互益性质及其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参与

在中国公益慈善组织仍欠发达的条件下,发挥互益型民间组织的公益性功能,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公益慈善现状.中国的商会属于互益型民间组织,商会除了承担其主要的经济职能外,还在近现代公益慈善事业中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要充分发挥中国各地商会在公益慈善事业中的作用,必须积极理顺商会与政府的关系,扩大商会对公益慈善事业政策法规制订的参与权;克服商会的自利倾向,发扬商会的公益性精神;商会要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组织开展公益慈善事业,让社会了解、理解商会及其所代表的新的社会阶层,促进社会和谐.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地传统工商业城市商会——以景德镇商会为中心的考察

景德镇商会在成立、人员构成、运作中与传统社会关系紧密,商会与传统社会联系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商会在发展地方工商业、维持地方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商会具有传统性和现代性。景德镇商会体现了传统工商业城市中商会的特征及其命运。     

中国近代商会伦理道德思想管窥--以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为中心

中国近代商会乃中西文化冲撞与融合过程中催生的新式行业性组织,其形成、发展本身蕴涵着对传统落后伦理道德思想的清算。在近代伦理道德重构中,商会志士围绕在价值取向上追求爱国与利益统一;在思想内涵上致力于中西伦理道德结合;在具体规范上崇尚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竞争、团结平等,在理想人格上努力塑造近代经济人格,并积极社会实践,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化。     

济南商会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历史上济南商会的产生有顺应当时时势的大背景,而济南自开商埠极大地促进了商会的发展。在商会存续近50年的时间里,恰逢中国社会变迁的非常时期,济南商会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商会一样,也发挥了不容抹煞的积极作用。面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变迁,回顾这段历史,至少有以下启示:一要依法确立商会的地位,二要加强商会自身的组织建设,三要正确处理商会与政府的关系。     

2006年:各地温州商会“和谐年”

2006年,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会进一步步入平稳发展时期。商会组织也发展到了又一个高峰,达144家。2006年,在当地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各地商会建设进一步加强,商会品牌进一步打响,商会服务功能进一步凸显,商会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说2006年是温州商会的和谐年,恰如其分。2006年10月26日,第四届全国各地温州商会年会在河北石家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