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把身份初探

舍把称呼仅见于湖广土司管区 ,为湖广四大宣慰司万分倚重的巡察各旗政务并外出走差办事的中枢要人 ,亦为土目、土舍等土司自署官员才能求得的临时性差使。本文在考察舍把身份及将其与土舍、土目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对土司制度研究中这一异常薄弱的链条进行了初步探讨 ,以期初步解开舍把之谜     

清代湖广土司自署职官系统运行状态初探－－主要以容美土司康熙42年事为基础

清代湖广土司自署职官系统具体运行状态中土司衙署办公存在有不确定性 :致仕宣慰使钳制已袭宣慰使并使其衙署成为执行机构 ,衙署按一定礼数接待贵宾 ,其每一次行动均牵扯到各旗 ,宣慰使衙署及中军五营均能很好使用旗的功能 ;经历司从属于宣慰司 ,有一定文化修养见过世面的舍把出自经历衙署 ,颇得土司信任和各旗尊祟 ,在土司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诸多事象迥异于整个大西南地区 ,与湖广土司所处的最接近中原的独特地理位置、深受中原政治影响以及本地土司封闭的地理环境分不开。     

论青海土官、土司制度的历史变迁

研究青海地区土官、土司制度的变迁 ,对了解元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政治制度史具有典型解剖的意义。青海土官制度创始于元代 ,明代得到普遍推行 ,清代演变为土司制度。清代土司制度与明代土官制度大同小异 ,随着时代的进步 ,土司制度日益不合时宜 ,终于走向消亡。     

土司制度论

“土官”与“土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土官”一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词语,宋代开始成为统治少数民族的官职、官员的称呼。“土司”一词的原意是指统治少数民族的官府衙门,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出现。“土司”分为文武两个系统。明代中叶以后“土官”与“土司”被混同了起来。土司制度是以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机关——土司为中心而实施间接统治的政治体制,因此它不应称为“土官制度”,而应称为“土司制度”。     

明代惠水八番土司探析

使用大量史料,对明代在惠水地区八番土司的治理措施进行了介绍,并从建置沿革、职官设置、土司承袭、奖惩、朝贡等方面作出详尽分析说明,从而揭示了明代土司制度的逐步成熟与完善的进程。     

略论湖广土司的文化政策

近年来关于土司制度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进展,然而对土司时期的文化状况,土司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政策、措施鲜有论及。本文就明清时期湖广土司的文化政策、文化成就及社会效果进行探讨,以求引起史界同仁对土司制度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研究。一、湖广土司的文化政策元代在今天鄂西、湘西土家族地区正式建立土司制度,明清时期这一地区属湖广土司领     

明清对湟水流域土司的管理方略概述

研究明清政府对湟水流域土官土司的改革方略,对了解明清两代统治西北地区的军政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湟水流域土司制度始于元代,明代臻于完善,清代虽然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但并未根本动摇湟水流域土司制度的根基,可是清代对土司制度的调整和改革,使河湟地区的土司制度逐渐衰微。     

雍正朝在鄂西的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鄂西历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本文对鄂西改土归流的经过及其前因后果作一概述。 据一些史志记载,从元代起,中央王朝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对愿意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采取招抚政策,给以土司官职,以统治本族人民,这种制度,史志上称为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元朝统治者在总结了前代封建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的基础上,也就是在总结了“以土官治土民”的基础上,制定出承袭、考核、朝贡、征调等制度。土司官职按等级分为宣慰、宣抚、安抚、长官或蛮夷长官。元代在今日鄂西自治州境内仍设施州,除了汉族聚居的清江(后并入州)、建始二县设流官外,在土家族聚居的地方,普遍设置了土司,计有施南道宣慰司等十四个土司。明初中央王朝对待元代土司,凡来归附者即以原官授之。其后为了便于控制,还采取将大化小,遂使鄂西土司数目增加到三十一个。这三十一个是:宣抚司四、安抚     

盘顺司小识

我国自宋元以来,中央王朝治理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政策即实行土司制度。鄂西民族地区在土司制度大盛的明代设立了些什么土司衙门?其事载在《明史·湖广土司》,《明史·地理五》对鄂西土司衙门还作了整理排列,细读《元史》和《明实录》,深觉《明史·湖广土司》略盘顺司不书是重大疏漏,《明史·地理五》排列盘顺司之地位亦欠准确。现就所蒐集之盘顺司史实及吾人对该司认识作如下论述。     

明代广西土司制度散论

明代广西土司制度散论韦东超论者一般认为，中国土司制度作为一种自成系统的特殊的地方政权组织是从元代开始萌芽的，明清两代则是土司制度成熟发展以及走向衰落的历史时期。本文所论，主要着眼于广西土司制度。一、关于土流之界元代虽已建立起土司制度，但土司的职名、品...     

明清之际桂西土官政治抉择之考察

明清之际,帝国边陲的桂西土官在面对清、农民军余部以及南明政权时表现出坚定的政治立场,他们奉南明政权为正朔;出兵勤王、纳粮助饷;桂西土官如此抉择不仅仅是深受国恩的报恩行为,也有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因,更有深层文化认同因素。     

关于秀山杨氏土司的几个问题

秀山杨氏土司为唐末诚州刺史杨再思之后。其民族成分为土家族。而同是杨再思后裔的杨姓族人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布依族、水族等民族成分,这无疑是与当地民族融合的结果。秀山杨氏族人的字派主要采用“再政通光昌胜秀”七字轮转,而其他地方杨姓族人则纷繁复杂。秀山杨氏土司治下的土兵在明代及清初,多次奉征参加各种军事活动,并为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作出过一定贡献。     

明代永顺土兵军事征调述论

明代的土家族土兵制度作为中央王朝军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双重影响下飞速发展。永顺土司区作为明代最大的土司区之一,其土兵的发展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发展的直接表现就是明代永顺土兵频繁受到中央王朝的军事征调来维护明朝地方社会稳定。而永顺土兵受到频繁征调的原因也与明代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论明代永顺土兵的军事制度

明代永顺土兵的军事制度是明代永顺土司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永顺土兵的军事制度在军队建制、军事阵法、防卫设施、军事装备、军队管理等方面已趋于完备,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中央王朝军事制度的发展,也使永顺土兵时刻保持其战斗力,在保家卫国中建立了不朽功勋,成为明代中央政府十分仰仗的一支地方军事力量。     

再论清初的“复明运动”

清朝初年旨在推翻清朝统治、恢复明朝的政治活动被称之为“复明运动”,它是南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复明运动”的性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通过对“复明运动”个案的研究,“复明运动”应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它是清初民族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参加者不仅有明朝的宗室、文武官员,还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的目的是为恢复汉族的衣冠文物制度。     

论“土司学”的独特性

任何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都有它的独特性。舍此,便不能称“学”。土司学的形成,不仅是土司研究长期发展的产物,更在于它有独特的学术内涵。这一独特的学术内涵源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自元以来,土司制度就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它对西南诸省的治乱兴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西南各省之历史,土司制度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土司制度的独特性表现是代表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土司作为世袭的地方官,其承袭、朝贡、征调等规定,也与流官完全不同。特别是作为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土司制度与明代东北的卫所制,清代蒙古的盟旗制、新疆的伯克制也是差异明显的。而现存众多的土司遗址、土司文化遗产更集中表现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独特性。可以说,没有独特性的土司制度,就没有土司学的独特性。     

国家、市场与西南：明清时期的西南政策与“古苗疆走廊”市场体系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注重对西南的经营,宋代对西南政策有一个大的变化,即逐渐由过去的政治、军事政策向经济政策转变;明代为了构建从西北到西南的整个国家防御体系,建立了从湖广经贵州到云南的“通道”,并在沿线设置卫所,进行军事化移民,形成一个国家化民族走廊,即“古苗疆走廊”。明清时期,国家对西南的经营在加强军事、政治控制的基础上,开设市场、利用市场对西南非汉族群进行渗透与控制,由此,在“古苗疆走廊”形成一个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市场带,这一市场带不仅成线性分布,而且处于汉苗之间,成为民族贸易的节点。清代,国家正是利用市场,将“古苗疆走廊”市场向“苗疆”渗透,将“苗疆”纳入全国乃至世界市场体系。     

永顺彭氏土司司治研究

晋天福四年（939年）“溪州之战”前,溪州彭氏土司司治尚无法确定。“溪州之战”后,彭士愁“乃迁州城,下于平岸”,此州治实亦位于今之会溪坪。此后,永顺彭氏土司之司治,先后兴废、迁徙凡三处：龙潭城、老司城、新司城。其中,集军事、政治功能为一体的“土司王宫”-- 老司城是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不可多得的瑰宝。它是复原永顺土司社会结构、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中央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物证,是研究土家族乃至华南民族史的重要资源。老司城选址与修建体现了自然地形和军事防御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实物案例。     

两广总督府驻肇庆史事三题

明清时期,两广总督府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其常驻地初在广西梧州,后移驻广东肇庆,终迁驻广州.总督府实际常驻肇庆的时间约为1 53年,迂驻肇庆的原因主要涉及嘉靖以后两广军事形势的变化、肇庆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历史及政治基础以及吴桂芳个人情感等因素.肇庆总督府衙的建置也经历了由简到繁、由盛而衰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