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白”到“交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

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和新的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面临范式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从“独白”走向“交往”的转换迫在眉睫。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的理路应当是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成材”走向“成人”、从“教材”走向“文本”、从“理论世界”走向“生活世界”。     

“在”与“着”的平行虚化及成因

“在”和“着”演变轨迹大体上是平行的，都经历了动词-介词-动态助词-语气词不断虚化的语法化过程，句法位置和语用影响为它们的平行虚化提供了条件，而两者之间出现的差异是“在”和“着”原始意义的制约造成的。“在”和“着”的兴衰更替是语言系统自我调整的结果。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五四”乡土题材小说民俗描写的文化意蕴

“五四”作家对民俗的关注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对民俗的描写使“五四”乡土题材小说具有开阔的思想视野和丰厚的文化意蕴，显示出更为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文化色彩。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指事”新说

“指事”定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中的“识”历来被理解为“认识”,造成定义语义重复,分野不明确,分类也颇多分歧。“识”当作“分别、分辨”讲,“视而可识”是说可以从形体上将一组关系字分别开来,“察而见意”是说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字的意义指向。这样理解,指事字的范围和分类都比较明确。     

沈从文之于“乡土”——兼谈乡土文学在当下的发展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发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乡土”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思考提供了现代启示；他的乡土文本使民间习俗文化与风物传统以及多样的民间生活成为了乡土文学的重要“养料”与“维生素”，完成了乡土中“自然人性”的美学构想，并为历史与文化、乡情与理性、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审视的文化母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解答思路。当下乡土文学应该注意当代农村问题、乡村题材的创作与研究，城乡整合中农民的关注与关怀，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建构以及土地大地的生态追根等问题。     

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理论析论

“情感结构”是威廉斯讨论最多的核心概念,指一种当下的、现实性的、不断变化的和具有某种建构意义的社会或个人的共同经验,具有总体性、多义性、主体性、建构性的特点。每一代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对所继承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世界做出反应,并把自己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情感结构。一个时期的“情感结构”,实际上就是这个时期的文化。“情感结构”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关键词”。研究这一概念,对于威廉斯文化哲学的理解和评价及一般文化研究、文化哲学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析基督教和儒家的罪恶观

在《旧约》(希伯来圣经 )和《尚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以色列人和中国的上古先民在有关上帝的观念 ,以及上帝如何护佑善人和他们的国家 ,如何惩罚罪人和毁灭他们的国家方面 ,存在诸多相似看法。而在《新约》和《论语》中 ,随着保罗阐发“原罪”和“基督拯救”的观念 ,和孔子对“天命”和“君子”的义务的新解释 ,它们间的重要区别就显露出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基督教和儒家思想各自的特色。本文试以保罗和孔子的观点为代表 ,比较基督教和儒家有关罪与恶的看法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     

论西方"替代国制度"的本质及危害

近年来,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国对外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遭受反倾销诉讼有增无减,呈上升势头.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将中国认定为"非市场经济体"国家,随意使用"替代国制度",频频发起对中国的反倾销,使中国企业蒙受重大损失.西方国家针对"非市场经济体"的出口商品计价实行的所谓替代国计价法,往往在替代国的选择上随意或恶意选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市场经济国家,甚至用发达国家来做所谓的"替代国",将中国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真实低成本人为认定为虚拟的高成本,从而将反倾销设定到出口企业无法承担的程度,使中国企业失去正常的国际市场机会.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依法治国价值理念的内在统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党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两者宏观上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大业之中.就相互关系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依法治国价值定位的精神本原和理论基础,依法治国的价值取向始终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动力支持和现实保障,两者的良性互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方针的提出及历史渊源。论述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五四知识分子从“医国”到“医人”的精神嬗变历程

五四知识分子在“医国”思想的支配下走出了国门,他们在初期大多数都没有选择学习文学。然而,随着异国体验的加深和自身精神的发展,他们开始转向文学,从“医国”走向了“医人”。在文学革命之后,许多知识分子直接走上文学之路正是“医人”思想影响的结果。梳理五四留学生的这一精神历程,并分析五四精神的本质特征,认为它是五四知识分子受西医思维的影响而对中国采取的一种破坏性的治疗。     

论南宋浙东学派的军事思想

南宋浙东学派的学者们 ,在国家陷于分裂 ,民族处于危难之际 ,参考、研究古人用兵的进退得失 ,分析历史 ,立足现实 ,提出了丰富的军事理论 ,为实现国家的统一、百姓免于战火 ,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本文试从他们的战争观及其如何运用军事战略战术两个方面来论述其军事思想。     

"三个代表"与国家统一及"一国两制"

“三个代表”思想与国家统一及“一国两制”有着必然的联系。“三个代表”思想把握了共产党立党执政的规律、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 ,正确处理治党与兴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关系 ,为实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国策提供了前提保障、理论基础和战略依据。     

孔子依“礼”重“德”治国思想再探

孔子的依“礼”重“德”治国思想 ,包括“为国以礼”和“为政以德”两个重要治国方略 ,二者有其政治含义和思想内涵。孔子依“礼”重“德”治国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 :“礼”“德”相辅 ,“导”“齐”相济 ;“德”“礼”为先 ,辅以“政”“刑”;依“礼”重“教”,以“德”化民。     

一国两制的法律意蕴及其意义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从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创造性地提出的一个伟大构想."一国两制"逻辑地蕴涵了"一国两法",它不仅本身具有法律的属性,而且,它主要体现在法律规范所确认的制度中."一国两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