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传播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传播确定了两个前提: 传播的理论必须是科学的、真正无产阶级性质的;这种传播的成功与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变化相联系。政治传播者需要具备四方面素养: 智慧、思想、风格、知识。政治传播的主要目的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政治传播中的传播者本身,是最重要的媒体。政治传播者要具有持久的政治传播毅力,不为一时一地的成功或失败所左右。传播目的正当,手段也必须正当。     

“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政治传播及历史启示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均产生重大影响、历时最长的一次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在其政治传播过程中:领袖号召是主导;组织传播是保证;媒介传播是主体;参观、会议形成的场际传播是重要补充。分析其政治传播过程,对当今党的政治传播机制创新具有现实的启示作用,即如何利用政治传播中的各种途径,使党的号召成为社会的普遍认同,从而群策群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方学者视野中的“大跃进”运动

西方学界有关"大跃进"运动的研究主要涉及大跃进运动的起源、失败原因、影响、评价等问题。无论是从学术的角度、功能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角度,国内学界都应正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综述了西方学界关于"大跃进"运动研究的主要内容。     

启蒙的抑或政治的?——解读“五四”白话文传播的历史密码

关于"五四"白话文传播问题,研究者往往受到新青年派白话启蒙叙事框架的影响,将研究重心放在了文化学者如何倡导、发起白话文运动的问题上,而对于政府权力的正面介入或者语焉不详,或者将其置于白话传播的对立面。其实,白话文的传播上挂政治,下连教育,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运行机制,不但有在野知识分子的鼓吹,也有政府制度化、组织化的推广。在野的新青年派倡导白话文运动注重的是白话民主的启蒙诉求,而北洋政府的制度化推动白话文传播则源于"强南就北"的语言统一配合政治统一的政治策略。虽然朝野势力对白话文传播有着不同的诉求与打造,但双方的颉颃互动却共同造就了"五四"白话文传播的历史辉煌。     

论“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政治传播

领袖、组织、媒体、参观、会议等几个方面的合力作用,使“农业学大寨”运动成为当时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均产生重大影响,也是历时最长的一次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分析其政治传播过程,对当今党的政治传播机制创新具有现实的启示作用。     

论新民歌运动的历史特征

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发起的一场全民性群众文化实践。作为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战线,新民歌运动实践着为大跃进呐喊的使命和重任,这是一场全民政治狂欢。新民歌运动与工农业生产紧密结合,新民歌内容具有政治倾向性,它调动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通过政治宣传实现了为大跃进服务的使命。     

论时代变迁视野下的《自然辩证法》传播（一）——1930～1980年代的文本解读与政治状况的研究

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和思想变革。在此背景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不单单是一部经典著作思想的传播,而是思想的传播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变迁密切联系在一起。从三十年代到政治化时代,经历了思想传播到政治注释;思想解放运动以来,开始突破对《自然辩证法》的僵化、教条认识,这无疑也是对思想解放的推动;进入八十年代,展开了对《自然辩证法》的真正学术研究,这种学术研究也是思想解放的组成部分。由此可以得出对《自然辩证法》的认识突破与思想解放相互促进的结论,同时也展示出《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传播的清晰脉络。     

作为历史文本的大跃进民歌

大跃进民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及文艺界的推动下,通过动员群众而创作的。它首先是文学文本,同时也是历史文本,它产生于"大跃进"的年代并构成了解读"大跃进"的重要材料。大跃进民歌的创作具有政策指向性,传播具有规模性,同时情感流露具有浪漫性。这些都是大跃进民歌的历史性特征。通过对大跃进民歌文本历史性的考察,可以看到大跃进年代文化的运动机制以及大跃进民歌本身的历史悖论。     

人际健康传播与公共卫生运动：国际进展与启示

脱离了人际网络的卫生运动无法真正实现健康促进,人际间传播行为对卫生运动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影响。文章在收集国外关于人际健康传播与卫生运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时间跨度、国家分布、卫生运动主题分布三方面,采用知识图谱方法展示该领域的研究概貌;利用内容分析法,从人际传播的理论渊源、传播行为分类、触发因素和对卫生运动后续影响四个方面归纳研究体系,并尝试构建人际传播对促进卫生运动的作用机制框架。研究结果表明,国外卫生运动情境下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成果丰富,但对人际传播的作用规律以及在我国卫生运动实践中的运用仍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与大跃进的发动

大跃进运动前夕,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苏联并参加莫斯科会议,这次出访活动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实,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赶超英国",既与其在国内反"反冒进"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也深受苏联的影响;同时,莫斯科会议使毛泽东感到中国作为政治大国受到了经济束缚.为消除经济束缚,实现"赶超英国"的目标,毛泽东决心发动大跃进运动.     

基于“大跃进”运动中从众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作为一种群体效应,从众行为对"大跃进"运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大跃进"运动中的从众行为较多于各地刮浮夸风、共产风和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导致人们从众行为的主要因素有,传统的文化心理、群体压力和群体凝聚力以及新闻传播的影响等。"大跃进"运动中的从众行为具有场景性、互动性、无序性和爆发性等特点。它的意义和作用是正反两方面的: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广大干部和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整合了群体行为,为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充分的人力资源,弥补了其它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使"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左"的错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得不到根本纠正。     

大跃进时期文学史论略

大跃进文学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文学创作违背艺术规律，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来从事诗歌创作，小说、戏剧、散文等出现了粗制滥造的急就章，内容上以表现个人崇拜、歌颂人民群众改天斗地决心和“三面红旗”为主，人物类型化，结构公式化，语言普泛化，以空洞的说教代替了形象思维。大跃进文学彻底政治化，丧失了艺术的品性。     

"大跃进"时期国家技术观特点分析

"大跃进"时期的国家技术观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片面夸大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将意识形态狭隘地归结为政治思想与政治意识;力图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技术革命,忽视知识分子在技术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不考虑客观的物质技术条件,片面强调高速度和数量;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在重工业中又片面发展钢铁工业,造成技术结构的畸形化。     

大跃进文艺发生论

长期以来,学界多把大跃进文艺的发生看做极左文艺思潮或领袖政治的产物。这一看法有着合理性,但却忽视了群众介入文艺这一历史因素对大跃进文艺发生的影响。宏观把握20世纪前半期的文艺发展,可以发现其呈现出知识分子一群众的转向趋势,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合法授权则起着关键的衔接作用。大跃进文艺之根早已种植在文艺的群众转向中,是其历史性发展在特殊时代土壤中突破的结果。它的发生不仅赋予了群众特殊的文艺权力,标志着文艺群众转向的高潮,而且形塑了群众新的文化形象。     

社会流动模式改变对大跃进时期教育的影响

论文试图从社会流动模式改变的角度去了解大跃进时期的教育.1949年后,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与干部群体规模的膨胀,极大地提高了民众对教育的需求.大跃进时期教育变更的最大特点是教育规模扩大与教育更加政治化,而教育规模扩大与大跃进前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无法满足有关,政治化也与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的手段相关.     

“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及其反思

唯意志论倾向是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大地上掀起的大跃进运动的哲学依据;大跃进时期唯意志论倾向体现为当时人们对主体意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大肆喧染;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的形成有四方面的根据：即大破条件论,把虚拟条件当作真实条件,以制度优越论代替条件论,误用类比推理。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的特点是：背离实事求是原则,诉诸群众运动,轻视科学和权威。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导致的灾难给了我们以下启示：一是应切实贯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二是正确理解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关系。     

"大跃进"运动的社会心理成因研究述评

探讨“大跃进”运动的社会心理成因,对了解“大跃进”运动的全貌和历史启示尤其重要。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探索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以后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首先,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其次,研究的内容和问题意识可以进一步深厚些;再次,要在充分、合理地利用和挖掘已有的资料的同时挖掘新的资料;最后,研究手段和方法应该进一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特别是要运用心态史学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分析。     

柯庆施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提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三面红旗”之一,也是导致“三年灾害”的祸根之一。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坚决支持并推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上海和华东地区的人民公社化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在3年的“大跃进”彻底失败后,人民公社的弊端暴露无遗,但柯庆施仍然极力维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正确总结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的教训制造了障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政治化科学观的形成及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整风与反右运动后全民政治意识畸形发展并向各领域渗透,急于求成的全面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以及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与功利主义科学观的泛起,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政治化科学观,并在其指导下,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科技文化发生了严重的畸形演变,历史教训令人深思。     

刘少奇与大跃进

刘少奇积极参与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与推动 ,除了在当时发明“公社”这一用词外 ,他还曾大力提倡大炼钢铁与供给制。随着“大跃进”危害日益明显 ,从 196 1年开始 ,刘少奇对“大跃进”的错误有所纠正。与当时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一样 ,他对“大跃进”的错误也有一个认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