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视角下村落社区组织人才培育机制分析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迫切需要促进乡村文化振兴,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内在动力和精神文化保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奠定坚实的根基。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在于村落社区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而村落社区文化组织人才的培育是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农村社区组织人才的培育必须与村落社区重塑相结合,对村落社区进行组织化再造,让人才培育融入村落社区日常生产生活,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推动村落社区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才能为整个农村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提供坚实的组织人才保障。     

乡村文化传统的实践与乡村文化振兴——以清潭街“舞草把龙”为例

“舞草把龙”是清潭街重阳节期间流行且带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标签的特定仪式,将其置于人类学视野下,追溯并描述其缘起与流变,挖掘其在特定情境中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对维系乡村社会生机活力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清潭街“舞草把龙”仪式的社会实践,即“舞草把龙”仪式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被列入“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等种种事项,不难发现“舞草把龙”仪式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研究认为,这主要归因于“舞草把龙”仪式本身具有社会互动功能、情感联结功能、教育传承功能、社会控制功能。但仪式空间式微、仪式主体缺失等潜伏性危机不容忽视,亟待破解。而时下积极倡导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合理开发与乡村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契机。     

农业文化遗产对乡村振兴的价值研究——以乌拉特后旗戈壁红驼牧养系统为例

农业文化遗产是具有活态性、复合性、系统性等特征的文化系统，融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功能于一体，其多元价值能成为乡村振兴的源动力。内蒙古乌拉特后旗戈壁红驼牧养系统对于遗产地乡村振兴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生态、文化和产业等三个方面。乡村生态振兴方面的价值，主要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和促进生态圈中的养分循环等。乡村文化振兴方面的价值，主要包括帮助牧民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推动文化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乡村产业振兴方面的价值，则是乌拉特后旗在戈壁红驼牧养系统的保护与利用中，探索出了一条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模式，构建了戈壁红驼牧养系统产业体系，通过戈壁红驼相关产业的融合协同发展，为遗产地的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支撑，而乡村产业振兴和乡村文化振兴的高质量推进还能促进组织振兴、人才振兴等方面的实现，从而整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与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村落社区机理探析

乡村振兴与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统一于村落社区整体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就是要以村落社区为基本载体,通过村落社区的整体发展来实现农村文化资源的整体性传承。基于南宁市的案例分析发现,村落社区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与乡村振兴有效融合的机理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村落自治组织引导下的草根文化团体、政社互动下的公共文化事业、资本和市场引导下的文化产业。要实现村落社区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与乡村振兴有效融合,需要进一步从村落社区规划、村落产业开发、村落组织建设、村落主体培育以及多元主体参与等方面进行优化提升。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原乡贤文化的传承发展探究

中原乡贤文化是植根于中原乡土社会而形成的文化形态,它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文化力量。摒弃中原乡贤文化的时代局限和阶级立场,传承并发展其优秀成分,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迫切需要。因此,要直面中原乡贤文化传承中所面临的时代境遇,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和系统阐发中原乡贤文化的优秀资源,培育适应中原乡村发展的新乡贤队伍,从而为乡村治理提供人才保障。     

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社会治理的耦合逻辑——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分析

民族杂居地区社会治理兼具乡村治理和民族事务治理的双重属性。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和社会治理需要将村民组织起来再造乡村集体,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以青海民和杏儿藏族乡为例,从文化资本视域展示一个藏土汉三种语言交汇、藏汉信仰交融、半游牧与农业等多元文化共存、多民族共居的民族杂居社区是如何通过深度挖掘、整理和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并进行有效融合建构出一个乡村文化振兴与社会治理的耦合文化单元的内在逻辑。针对当地村民社会治理参与度低、地方政府对优秀传统民族文化资源缺乏深刻认识等问题,提出将文化资本有效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动能的有效途径。     

乡村振兴视域下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创新探析

传统农耕文化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智慧结晶,乡村振兴要靠文化振兴来铸魂。乡村发展的现实需要、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传统农耕文化自身传承发展的需要,都决定传统农耕文化必须不断传承创新。乡村振兴视域下传承创新传统农耕文化是切实可行且具有深厚现实基础的,其不仅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高度契合,更与现代文化的价值共享与实践层面具有可融合性。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可以主要从激活传统农耕文化内涵、开展农耕文化教育、丰富传统农耕文化形式、夯实人才队伍来推动。     

网络影响下国家与乡村互动方式的嬗变

网络问政的兴起推动着各级政府和乡村社区间的信息交流与互动由串联式向并联式转变,基层政府作为乡村社区和上级政府间的信息中介角色被弱化,其原有的双向信息优势被消解,这导致其自利性施政空间被压缩。网络化背景下社区外的多元社会主体可以参与到乡村与国家间的信息互动过程中,原有的国家——乡村二元互动转变为国家——社会——乡村三方互动。因网络技术而生发的诸变化昭示着乡村政治社会生态的某种趋势性变迁,乡村社区的治理机制需要进行适应性转型,应由封闭型治理转向开放型治理,由控制型治理转向合作型治理。     

民俗传统与乡村振兴

民俗传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民俗传统包含生态、生计、社会、信仰与道德伦理及村落文艺等五大类型。村落民俗传统助力乡村振兴有七大途径:利用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重建乡村精神传统;运用乡规民约之乡村自治传统,实现乡村德治、法治、自治的三治合一;传扬乡贤文化,发挥乡贤与民间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带动和组织作用;以村落节庆、人生仪式传统,增强乡村人际互动,传承与增进乡风文明;以村落口头传统、乡土表演艺术,讲好村落故事;从传统村落与环境协调的生态利用经验中,提炼民俗智慧,为当代村落布局、环境治理等提出对策性的研究意见;发掘村落生计资源,以地方物产、地方特色手艺来助力乡村生产。民俗文化传统助力乡村振兴主要有三大原则:保持和传承乡村民俗文化的品质特性,不能简单地将城市文化移到乡村;对一些乡村的村落传统应该有选择性地传承;要充分重视人、地、物有机复合,强调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产业业态三态并重的整体复兴。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研究

2021 年是“十四五”战略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乡村振兴的起始之年。 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全面发展不仅是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必由之举,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题中之义。 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鲜明阶级属性的思想文化,与文化建设 之间存在紧密联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理念等方面决定乡村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 因此,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乡村文化振兴既丰富我国文化建设的内涵,又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意识 形态在当代的发展。     

社会参与传统村落保护的实践路径——基于永泰县的案例研究

传统村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空间,实施传统村落保护是对乡村文化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有力维系。社会参与传统村落保护能够通过发挥社会多元主体重要价值与功能,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文化振兴,建设和美乡村。基于社会参与传统村落保护的生成逻辑,探析传统村落保护的行动系统及协同机理。以福建省永泰县为例,梳理和阐释其在发挥社会力量、提升传统村落保护效能上的经验价值,提出社会参与下传统村落保护实现路径：优化传统村落保护人才开发机制,推动社会力量与社区主体的融合,加强社会协同的民间融资和信用监督体系建设。     

乡土记忆与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路径研究——基于湖北巴东堂戏的思考

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贴近其原生社区的生活常识,承载村落记忆和文化共识,内含民族文化基因。本文基于"乡土记忆—社区营造"的研究框架,以湖北巴东堂戏保护为例,采用口述史的方法探索非物质文化传承困境和保护机制的创新,认为应通过乡土社区营造,实现地方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并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长的地域空间,构建政府、学界、企业、新闻媒体和村落居民五位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乡村文化建设网络,变"碎片化的补救保护"为"区域整体保护"和"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传承"。     

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重构

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是我国先民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活动中创造的优秀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但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当前乡村传统农耕生产方式趋于消亡、生活习俗逐渐弱化,其传承发展面临着严重困难.推动农业农村发展,贯彻实施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要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所蕴含的优秀品质,赋予其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守护好传统农耕文化传承"载体",加强文明乡风建设,协调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重新塑构,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文化互动与仪式变迁——“武陵民族走廊”跳香仪式的田野调查

跳香仪式是"武陵民族走廊"沅水流域瓦乡人的宗教仪式,在多元文化互动、融合与发展的背景下,仪式的集体性、狂欢性消退,出现世俗化、功利化的趋势,其传承的文化空间逐渐扩展,传承方式呈现自在、多样化的状态。尽管在现代社会族群认同多元化的背景下,跳香仪式传承区域的族群成员分别归属于汉族、苗族、土家族,但瓦乡人认同这种凝聚内部力量的文化表征,使得跳香仪式得以传承延续,成为表现和强调族群认同的一种叙事,体现了全球化社会中文化的多样性,从而证明族群间的文化互动与文化共享是宗教仪式变迁的主要因素。     

乡村公共文化内卷化困境与对策

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主导下的乡村文化建设存在供需不对称、重“植入”轻“培育”、项目制弱化了本真文化等问题,广大村民成为了乡村文化建设的“观众”。乡村文化的执行主体、承接主体、责任主体和参与主体缺位,出现乡村文化内卷化现象。因此,必须通过创新文化服务的供给机制,从空间的角度理解乡村文化建设,重构乡村居民的生活空间、物理空间、价值空间、制度空间、角色空间。通过空间转向建构社会资本,提升乡村居民信息交换效率,提升互信水平,拓展行政权力与乡村居民的对话通道,改变乡村居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激发村民的文化情怀,形成乡村文化发展共同体。乡村发展环境已经从初期发展阶段时专注农业产业转轨到目前的乡域整合发展格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目标在于转变乡村居民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形成基于乡村本真的文化氛围,提升村民的内在素养。     

地方性知识驱动乡村文化振兴:历史逻辑、价值共生与体系重构

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剧烈变迁，乡村文化逐渐衰败，乡村社会严重失序。当前乡村振兴的重难点在于如何振兴乡村文化，而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源自当地文化的知识，与乡村“天然共同体”是一致的。传统社会，地方性知识与乡村文化交互建构，而近代以来，二者又具双向消解关系。乡村振兴背景下，地方性知识是发展乡村产业、培养乡村人才、保护乡村生态、推进乡村治理的重要资源和保障，它与乡村文化振兴存在育民、富民、乐民等方面的价值关联。以地方性知识“内生性重构”乡村文化，能够促进乡村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发展，进而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乡村文化振兴与共同体重建：基于浙江省诸暨市的案例分析

文化振兴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而文化振兴的推动机制与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机制是同构的。在浙江省诸暨市的两个村落案例中,我们利用社会学对共同体的解释框架,从人才、组织、活动、空间和价值观念五个维度探讨了乡村文化振兴的结构性要素。我们发现这五个维度的要素彰显了政府与社会、村外与村内在各个方面上的沟通、赋能与合作。在外部资源引导和内部制度设计的支持下,诸暨市的两个案例村庄涵养了各具特色的优质乡村文化,并以文化振兴带动了乡村共同体整体的复兴。诸暨市的案例可以为其他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诸多经验。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对指引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意义重大。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乡村文化振兴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两者构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并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阐释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内涵与核心内容,并明确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政治方向、揭示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规律、回应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之问。在强国新征程中,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乡村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党对乡村地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铸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在乡村地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坚持对乡村地区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与弘扬,着力赓续中华文脉;坚持推动乡村地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促进实现农民农村精神共同富裕。     

社区的发展与建设:基于地方文化的理性思考

社区总体发展与建设策略是国外近年来出现的具有一定建设性的文化方略。它以一定特色的文化或者具有共性的文化基因联系社区成员之间沟通、协作和发展。同时,使得每个社会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共同利益和相似的认同意识,既有利于社会力和政府资源互相整合,让文化施政重新衡量如何与社区民众产生有机性的互动,也极有利于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智慧农业保险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在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及加快农业转型升级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智慧农业保险作为农业保险创新的重要方向,通过“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智慧农业保险服务乡村振兴内容——智慧农业保险服务乡村振兴专项监管——智慧农业保险服务乡村振兴优化反馈”的作用机理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针对智慧农业保险服务乡村振兴中产生的问题,需通过构建多主体协同机制、完善智慧农业保险产业链、创新数据共享模式和培育复合型人才等路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