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型农村互助养老：衍生逻辑·实践框架·路径取向

农村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养老模式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政府在这一过程担当了主要推动角色。目前学界对于政府主导型农村互助养老及其产生原因与实践框架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政府主导型互助养老的衍生呈现出自身的逻辑理路，以X县的典型个案为例，在实践中表现为目标取向多维、主体多元参与、结构多层次的实践框架。为有效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家庭功能式微、社会经济转型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农村养老困境，应科学界定政府在农村互助养老中的地位和作用,构建面向老年人需求的互助养老政策体系、加大政府主导型农村互助养老供给机制创新，丰富政府主导型互助养老的服务内容和方式。     

老年人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模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老年人是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本文利用苏冀陕三省农村老年人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识别老年人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模式类型,运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不同供给模式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意愿水平整体不高,且对不同类型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意愿差异较大;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供给具有多元化的选择和组合偏好,可分为情感-管理型、情感型、低参与型、低管理型及高参与型5种供给模式;个体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均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模式选择有显著影响;建议针对老年人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不同模式,发挥家庭支持作用、健全政府激励机制、加强互助养老宣传,精准引导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供给。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主体特征及模式选择

基于合作生产理论和社会参与理论,构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主体特征及模式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社会调查数据,通过潜在类别分析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参与不同类型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老年人在个体特征、意愿、能力、认知上存在群体特征差异,经济保障能力特征差异不明显。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可分为全面互助模式、生活 情感互助模式、日常 情感互助模式、低互助参与模式四类;与低互助参与模式相比,老年人对其他互助模式的选择受到个体、家庭、村庄和社会层面因素的影响。建议提高农村专业照护服务供给、重塑农村互助理念、降低互助养老可替代性、释放老年人互助养老积极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叙事与发展路径

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高度重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基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农村社会生态,互助养老成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有效补充。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农村养老问题,尤为注重发挥互帮互助传统文化在农村养老中的重要作用,不断进行政策设计与完善,以推进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大致经历了宗亲互助养老、生产合作社互助养老、集体互助养老、社会互助养老和互助养老制度化规范化共5个阶段,并呈现出以下显著特征：互助主体以伦理文化资本为核心,家庭始终发挥核心功能;互助内容以社会组织资本为指引,由单纯经济救济到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互助方式以正式制度资本为保障,从代际互助向代际互助与老老互助相结合转变。发展农村互助养老需秉持社会资本视角,聚焦互助养老之主体、内容、方式,完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资本,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水平。同时,亦要发挥农村社会组织资本力量,彰显互助养老共同体之优势;弘扬农村伦理文化资本,营造敬老孝老的社会氛围,促进农村老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助力共同富裕最终实现。     

从冲突到协调：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进路

互助养老已成为国家破解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要方式,但仍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困境的根源来自制度冲突。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需超越制度冲突而转向制度协调。制度协调有助于提高制度效率、明确行动主体的权责、提升社会预期和增强道德激励。制度协调下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推进路径为：明确府际间互助养老的职责权能、厘清养老服务政策与养老救助政策的对象范畴、强化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主体间的协同、发展以超义务为准则的互助养老文化。     

空间再造与秩序重构：农村互助养老的运行逻辑与生成机理——基于上海市奉贤区“四堂间”的经验观察

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逐渐呈现割裂式发展,两种模式之间缺乏互动平台,农村养老面临养老空间挤压和秩序失衡等问题,互助养老成为农村社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一种新策略。上海市奉贤区通过再造养老空间重构农村养老服务格局,建构了一种新的互助养老样板。空间依托、养老文化和现实需求是互助养老运行的逻辑要素。农村互助养老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村庄自主供给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结合,形成了多元主体合作共治;通过依托在地化的组织环境、凝聚共同化的合作行动、建构生活化的场景体验,互助养老实现了以家庭为单一主体的家庭养老到个体、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和政府等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助共养的秩序转变。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准市场供给研究：原因、逻辑及策略

准市场理论是西方国家提升养老服务供给效率的重要理论指导。以准市场理论为指导，探究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准市场供给机制建构问题，指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公益性供给、现实性困境是准市场供给的原因所在。当准市场机制嵌入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后，以提升供给效率为目标导向，更新服务理念为切入点、完善主体结构为基点、优化资源配置为着力点、创新供给方式为抓手搭建准市场运行的逻辑框架，作用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准市场政策设计、培育准市场环境、优化准市场资本结构、理顺准市场主体关系、建立城乡融合互助养老机制等策略，以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准市场运作提供参考。     

从“碎片化运行”到“协同性供给”: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有效供给之进路

互助养老虽为农村养老新模式,但当前整体运行状况不尽人意,其症结在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以"条块分割"等为特征,在身份、区域、运行等层面,呈碎片化运作之势,具体表现为认知难以产生共鸣、养老资源零散化、政策设计失衡、服务运行地方化、养老需求偏好与服务供给目标偏离等,直接影响着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据此,可从需求、资源、供给三个维度设计出"3个动态链接+1个良性循环+多个优化结果"的碎片化整合思路,以指导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协同供给机制的建构。在整合思路指导下,从完善政策设计、优化主体关系、创新服务方式、建立瞄准机制等层面来建构具体、可行的路径,以实现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从"碎片化运作"走向"协同性供给",从而打破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碎片化运作格局,全面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能力与供给效率。     

三孩生育政策下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的实证分析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农村养老问题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三孩政策想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当前农村面临着家庭养老模式功能弱化、社会养老模式保障不足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互助养老模式成为解决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新出路。为进一步了解老年人对互助养老模式的参与意愿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促进互助养老模式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基于西安市357名60岁(含)以上老年人的调查数据,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SM)对老年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研究表明,影响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因素中,社区人员互动频率、“养儿防老”观念和社区满意度是直接表象因素,生活担忧度是间接中层因素,居住方式和家庭年收入是次间接中层因素,婚姻、生活自理能力、文化程度、子女学历和年龄是根源深层因素; 为解决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困局,需要在思想上进一步改变部分老年人“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鼓励引导老年人主动积极参与互助养老,在硬件上完善互助养老基础设施,建立管理者和组织者的竞争激励机制,在内容上扩展互助养老服务范围,不断满足老年人对于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农村互助养老内在行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农村互助养老是具有中国乡土特色的农村养老模式之一。在传统乡村文化“互帮互助”的理念下,以地缘、亲缘为主的乡村生活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提供了可能。农村互助养老的本质是“自助?互助”,文章通过社会资本理论三个核心维度,对农村互助养老实践的内在行为逻辑、现实困境以及可能的实践优化路径进行探讨,提出未来互助养老模式可以在多元主体参与、农村互助养老的供给体系、传统文化优势及提高老年人信任等方面不断发展完善。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长效发展提供了可行性的理论支撑以及路径优化措施,有助于提高农村老年群体幸福感,促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长足发展。      

脱嵌与重塑：社会组织嵌入农村互助养老的困境根源与因应策略

当前农村互助养老总体上呈现出“高需求—低供给”的结构性难题,社会组织嵌入能够有效提高养老服务的专业性,弥补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缺陷。在梳理已有文献基础上,以嵌入理论为基础,构建社会组织嵌入农村互助养老分析框架,分别从认知嵌入、能力嵌入、资源嵌入、关系嵌入四个维度分析社会组织嵌入农村互助养老的可行路径。研究发现,当前社会组织在嵌入农村互助养老过程中存在认知滞后、能力不足、资源有限与关系不稳等多重脱嵌困境。基于此,提出社会组织应该进行认知重塑、能力重塑、资源重塑与关系重塑等建议,以期为社会组织更好赋能农村互助养老提供经验镜鉴。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历史嬗变与现实审思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根据互助养老的组织主体,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可以分为宗族互助养老、集体互助养老、社区互助养老三个阶段。从周代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以家族组织为依托的宗族互助养老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是以农村集体组织为支撑的集体互助养老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是以农村社区为依托的社区互助养老阶段。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历史嬗变过程中,经济、文化、家庭等始终是支撑其持续发展的“不变” 因素,而组织载体则是推动其历史演变的“可变”因素。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将是解决当前农村养老困境的可行选择。     

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的定位、模式与进路

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短板在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是中国农村非正式互助网络和互助组织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农村现实地情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各类互助组织在互助型社会养老体系建设中起主导作用。与此同时,乡村振兴的理想形式是互助共同体重建基础上的振兴,故虽是互助养老,更应当放到乡村振兴战略和善治社会构建之中去看待。互助型社会养老可以从微观-宏观的互助行为-互助组织-互助系统进行理论解析,同时从救助性的互助服务和适度普惠性的互助服务+进行体系划分,根据对文章4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其特点可以总结为立足互助组织、联动多方资源、发展互助服务、救助与适度普惠相结合、分阶段进行、构建圈层化的互助型社会养老体系和乡村互助共同体等。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中国特色与发展路径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的发展形式，是对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它扎根于农村传统的亲邻互助网络，其本质在于经济互助，表现为有组织地发动邻里、志愿等社会力量，充分利用以老年人为主的各类人力资源的闲置时间、资源低成本地相互帮助和服务。社会各界应将其作为重要实施方略，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之中。其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资金互助为基础，以组织动员为抓手，以服务互助为重点，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要阵地，创新各类互助养老模式，着力形成稳定多元的资金来源，培育互助队伍，增加互助内容，从无偿到无偿、低偿相结合，探索建立标准规范的服务管理评估制度，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互联互通，最终尝试建立圈层化、整合化、网络化、制度化的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体系。     

基于数字技术治理的农村互助养老合作生产

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互助合作难以形成和老年服务形式由娱乐向照料转向困难两大困境。以数字乡村建设为契机,借助数字技术的数据集成处理、信息分析匹配和远程数字视频等功能嵌入农村互助养老合作生产,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互助养老模式的改造。通过建设权威数字平台、建立可量化的互助积分以及利用数字视频技术推进互助照料落地的方式,重塑互助合作生产流程,提高互助服务供需配置效率,实现互助养老的精准化和可持续发展,形成多元互助主体协同共治格局,为农村互助养老合作生产注入新活力。     

中国特色的农村自发互助养老模式的村级补持探索

农村养老问题,关系到农村基本秩序的稳定,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目前政府尝试构建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更多侧重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这与当前我国农村的养老需求存在结构性错配。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应兼顾农村基础条件、农民需求偏好与农村文化心理等因素。农村内生性的自发互助养老模式正是切合当下中国农村现实的一种养老模式,它具有低信任成本、低经济成本、低监管成本和高情感受益的优势,同时它也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未来需要农村村支“两委”充分发挥组织优势,提供农村自发互助养老需求的信息、资源和保障,方能使农村自发互助养老朝着可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进而有效缓解农村养老压力。     

自主治理：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模式选择

从“村庄本位”角度提出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关键在于自主治理。美国“村庄”互助养老的本质特征就是“老年群体本位”自主治理,其通过“在地化养老”目标统领、自主组织引领、适应性规则供给、以老年人为基础的资源供给、全过程监督等保证互助养老福利的合作生产与有效供给。深化中国农村互助养老自主治理,需要树立人本主义与合作生产理念,建构以自治基础的合作治理体制,培育自主组织引领的参与式治理方式,完善资源保障、制度供给与多元互助的长效治理机制,从而形成内外协同、上下互动的“发展术”,保障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持续性与有效性。     

农村互助养老:历史演变、实践困境和发展路径

当前,农村养老成为整个社会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农村互助养老具有传承孝道文化、发扬互助精神、提升农民参与养老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等优点。我国的互助养老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演变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以宗亲互助养老为主;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是以集体互助养老为主;改革开放至今逐步形成了社会互助养老模式。当前的农村互助养老实践面临诸多困境:村民参与互助式养老的意识淡薄;现行的体制机制匹配度不高;基础的养老服务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保障资金来源的渠道有限且不稳定;参与养老的社会资源呈点状分布等。需要从革新观念,提升参与意识;完善机制,先行顶层设计;丰富内容,服务体系多元;拓展渠道,资金保障到位;群策群力,协同社会力量等方面加以解决,使其持续、健康、有序地发展起来。     

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化演进及完善

农村互助养老能弥补现有农村养老保障的不足,提升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质量,但农村互助养老尚存在定位不明确、资金难持续、管理欠规范和专业服务缺乏等问题。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效果的最佳路径是制度化。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从价值共识、规范制定和组织管理三个要素和普适性、稳定性两个维度分析发现,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正处于由自发地、无序地互助到有序、规范、稳定、普适的互助养老模式发展的制度化演进中,现阶段还存在互助价值偏离、资金人员匮乏和结构功能失衡等文化认知困境、组织困境和规则困境,需转变理念,增进共识;整合资源,多元筹资、合理配员、明确权责,以理顺秩序,提升效果。     

需要与互惠: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与经验——以粤赣结合部H村为例

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农村空心化的现象不断加剧。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养老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回应当下农村日益严峻的养老问题,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的养老方式开始付诸实践。研究显示:农村地区的熟人社会、独特的经济方式以及传统乡土文化为互助养老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农村老年人的基本需要是互助养老实践的出发点,各主体之间的互惠是维持互助养老模式的重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