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互助养老的组织基础研究

以老年助餐实践案例为基础，讨论外生型农村社区互助养老实践的特征和困境，内生型互助养老实践的组织机制，以及发展低成本农村社区互助养老要处理的两组辩证关系。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型农村社区互助养老实践因其标准化运营，导致对互助优势的消解；市场供给型互助养老实践使村级组织的动员能力难以得到发挥。对比而言，由村庄自组织发起的内生型村庄互助养老实践，一方面，通过最大限度地调用村庄内部资源，使互助养老得以低成本地运转；另一方面，在对村民志愿者的动员和组织基础上，通过公共监督和村内信任关系来控制为老服务的风险。这种实践在推动互助养老的过程中，也推动了对留守村民的组织。     

空间再造与秩序重构：农村互助养老的运行逻辑与生成机理——基于上海市奉贤区“四堂间”的经验观察

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逐渐呈现割裂式发展,两种模式之间缺乏互动平台,农村养老面临养老空间挤压和秩序失衡等问题,互助养老成为农村社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一种新策略。上海市奉贤区通过再造养老空间重构农村养老服务格局,建构了一种新的互助养老样板。空间依托、养老文化和现实需求是互助养老运行的逻辑要素。农村互助养老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村庄自主供给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结合,形成了多元主体合作共治;通过依托在地化的组织环境、凝聚共同化的合作行动、建构生活化的场景体验,互助养老实现了以家庭为单一主体的家庭养老到个体、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和政府等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助共养的秩序转变。     

结构化社会互动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研究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存在意义认知单一、支配机制不健全与身份合法化难等问题,以吉登斯结构化社会互动理论为基础,明确自治主体与社会组织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调控作用,探析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意义结构、支配结构、合法化结构,发挥吉登斯结构因素与行动因素的相互作用,完善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主体人员自治、政府党建引领、社会资本嵌入等动态过程,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     

农村互助养老社会基础的新制度主义探索:中日比较及启示

农村互助养老是在家庭养老基础上发展的一种新型互助养老模式,正随着社会基础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从规制性、规范性、文化—认知三个维度,对比分析了中日两国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社会基础。在日本社会中,受到政府和农协支持的农村互助养老,拥有法律、政策和具体帮扶措施三位一体的帮助。受社群养老价值观的影响,日本老人有较强意愿参与互助活动。因此,根据农村互助保险社会基础三个维度,中国应从建设农村互助养老组织管理条例、实现云端看病、互助的信息化管理、进行农村互助养老认知宣传和提倡退而不休这五个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准市场供给研究：原因、逻辑及策略

准市场理论是西方国家提升养老服务供给效率的重要理论指导。以准市场理论为指导，探究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准市场供给机制建构问题，指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公益性供给、现实性困境是准市场供给的原因所在。当准市场机制嵌入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后，以提升供给效率为目标导向，更新服务理念为切入点、完善主体结构为基点、优化资源配置为着力点、创新供给方式为抓手搭建准市场运行的逻辑框架，作用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准市场政策设计、培育准市场环境、优化准市场资本结构、理顺准市场主体关系、建立城乡融合互助养老机制等策略，以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准市场运作提供参考。     

需要与互惠: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与经验——以粤赣结合部H村为例

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农村空心化的现象不断加剧。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养老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回应当下农村日益严峻的养老问题,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的养老方式开始付诸实践。研究显示:农村地区的熟人社会、独特的经济方式以及传统乡土文化为互助养老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农村老年人的基本需要是互助养老实践的出发点,各主体之间的互惠是维持互助养老模式的重要机制。     

农村互助养老内在行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农村互助养老是具有中国乡土特色的农村养老模式之一。在传统乡村文化“互帮互助”的理念下,以地缘、亲缘为主的乡村生活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提供了可能。农村互助养老的本质是“自助?互助”,文章通过社会资本理论三个核心维度,对农村互助养老实践的内在行为逻辑、现实困境以及可能的实践优化路径进行探讨,提出未来互助养老模式可以在多元主体参与、农村互助养老的供给体系、传统文化优势及提高老年人信任等方面不断发展完善。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长效发展提供了可行性的理论支撑以及路径优化措施,有助于提高农村老年群体幸福感,促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长足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叙事与发展路径

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高度重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基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农村社会生态,互助养老成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有效补充。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农村养老问题,尤为注重发挥互帮互助传统文化在农村养老中的重要作用,不断进行政策设计与完善,以推进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大致经历了宗亲互助养老、生产合作社互助养老、集体互助养老、社会互助养老和互助养老制度化规范化共5个阶段,并呈现出以下显著特征:互助主体以伦理文化资本为核心,家庭始终发挥核心功能;互助内容以社会组织资本为指引,由单纯经济救济到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互助方式以正式制度资本为保障,从代际互助向代际互助与老老互助相结合转变。发展农村互助养老需秉持社会资本视角,聚焦互助养老之主体、内容、方式,完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资本,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水平。同时,亦要发挥农村社会组织资本力量,彰显互助养老共同体之优势;弘扬农村伦理文化资本,营造敬老孝老的社会氛围,促进农村老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助力共同富裕最终实现。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主体特征及模式选择

基于合作生产理论和社会参与理论,构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主体特征及模式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社会调查数据,通过潜在类别分析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参与不同类型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老年人在个体特征、意愿、能力、认知上存在群体特征差异,经济保障能力特征差异不明显。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可分为全面互助模式、生活 情感互助模式、日常 情感互助模式、低互助参与模式四类;与低互助参与模式相比,老年人对其他互助模式的选择受到个体、家庭、村庄和社会层面因素的影响。建议提高农村专业照护服务供给、重塑农村互助理念、降低互助养老可替代性、释放老年人互助养老积极性。     

三孩生育政策下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的实证分析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农村养老问题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三孩政策想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当前农村面临着家庭养老模式功能弱化、社会养老模式保障不足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互助养老模式成为解决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新出路。为进一步了解老年人对互助养老模式的参与意愿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促进互助养老模式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基于西安市357名60岁(含)以上老年人的调查数据,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SM)对老年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研究表明,影响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因素中,社区人员互动频率、“养儿防老”观念和社区满意度是直接表象因素,生活担忧度是间接中层因素,居住方式和家庭年收入是次间接中层因素,婚姻、生活自理能力、文化程度、子女学历和年龄是根源深层因素; 为解决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困局,需要在思想上进一步改变部分老年人“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鼓励引导老年人主动积极参与互助养老,在硬件上完善互助养老基础设施,建立管理者和组织者的竞争激励机制,在内容上扩展互助养老服务范围,不断满足老年人对于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社会保险理念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完善

新农合是政府主导、财政补助较高、农民缴费和保障水平都较低的、处于“试点”中的初级社会保险制度.将新农合提升为正规的缴费型社会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险法》确定的发展方向.新农合制度完善和创新的决定性因素和首要任务,是贯彻社会连带、互助共济、社会契约、社会共同责任等社会保险的理念,建立科学的筹资分担机制,并明确参保农民参与新农合管理监督的途径和方式.     

场域视阈下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分析——基于闽西地区SM村的个案调查

基于对12名农村老年人的访谈,以场域理论为分析视阈,以文化惯习约束与社会场域型塑相融合的研究路径来深化对中国农村老年贫困现象的认识：微薄的家庭经济收入、失衡的农村家庭财富支出结构、不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老年贫困的原生性型塑因素;农村孝道文化的式微、“养儿防老”社会风俗的固化、“代际互惠”的依赖型养老心理是农村老年贫困的次生性建构因素。二者相互依存交互影响,将农村老年贫困的型塑与建构融合于农村老年生活的实践。要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需要破除农村老年贫困的养老惯习,建构改善农村老年贫困的生活场域,强化突破农村老年贫困的社会实践。     

市场转型期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展与偏差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对农村养老、医疗、社会救助等主要社会保障项目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的尝试和探索。这一时期的改革在制度本身的建设、制度环境的建设及立法保障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多种原因,总的来说,农村社会保障改革的步伐不大,制度化程度还不高,家庭保障仍是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模式,保障功能差且比较脆弱。改革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偏差主要表现在对土地的保障功能估计过高,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缺乏明确的目标定位和稳定的推进措施,政府本该履行的角色不到位等。     

社会结构中的法治建设进路

通过对都市乡村进行调查,揭示了在都市乡村的社会场景中,乡土社会形成的传统礼俗与现代法律制度,经过不断地融通,最终提供了各种既非礼俗又非西方既有法律的制度,满足了社群主体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变化的生活需求;说明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乡土社会形成的地方性知识与政府推进型知识的相互改造、融合,形成各种满足人们社会生活需求的法律制度。     

补充货币、社区货币及其试运行的路径

通过对克鲁格曼、列特尔和党爱民等的文献解读,提出了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中国试运行的四种选择路径：公益互助性的城市社区货币所昭示的时间经济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农村流行的道义性“社区货币”中硬塞进一个信用券证无助于扶贫济困;以名目繁多的消费券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分红试验显示出全民分红逐渐推广的重要迹象;对网络虚拟货币突破货币发行政府垄断之“门”的小小缺口,宜疏不宜堵。     

农村低保及配套政策发展水平的地区性差异——基于29省市相关数据

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低保制度及配套政策,其"兜底功能"在再分配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中国农村地区在初次分配领域中,存在区域间苦乐不均的状况,在再分配领域中是否也存在此种状况呢?分析结果表明,中国29省市的低保及配套项目水平呈现出显著的"分层"格局,这种区域差距表明,中国农村地区在再分配领域中也出现了不公平的格局。从公共产品的理论来看,农村低保制度属于地方财政负主要责任的项目,所以地方政府应该逐步加大低保的财政投入,同时中央政府也应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权。     

农村互助养老:历史演变、实践困境和发展路径

当前,农村养老成为整个社会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农村互助养老具有传承孝道文化、发扬互助精神、提升农民参与养老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等优点。我国的互助养老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演变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以宗亲互助养老为主;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是以集体互助养老为主;改革开放至今逐步形成了社会互助养老模式。当前的农村互助养老实践面临诸多困境:村民参与互助式养老的意识淡薄;现行的体制机制匹配度不高;基础的养老服务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保障资金来源的渠道有限且不稳定;参与养老的社会资源呈点状分布等。需要从革新观念,提升参与意识;完善机制,先行顶层设计;丰富内容,服务体系多元;拓展渠道,资金保障到位;群策群力,协同社会力量等方面加以解决,使其持续、健康、有序地发展起来。     

论中国农村养老模式选择

在进入了老龄化的 2 1世纪 ,占全国老龄人口 75 %的农村如何养老已成为日益严峻的社会经济大问题。分析农村现有养老的利弊 ,目前宜采取一种新型养老模式即对农村老人和准老人以互助家庭养老方式为主、青壮劳力以参加社会养老保障为主的主动型养老方式 ,方适合中国农村的基本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