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嵌入乡村礼俗社会的可能路径及其调谐

在当下中国,随着以“技治主义”为核心的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乡村社会治理逐步显现数字治理与乡村礼俗社会运行二者之间衔接不畅的问题。这一现实反映出,以技术理性为核心、以现代性为导向的数字治理与以价值理性为核心、以传统习俗为准绳的乡村礼俗社会二者之间存在着潜在张力。这一潜在的张力,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表现为由于二者在自身所要求的制度规范、过程适应以及价值耦合等方面的差异性而产生的抵牾、摩擦乃至排斥,但这并不表明数字治理和乡村礼俗社会之间是不可调谐的。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又是可以相互融合并达成相互依存的同一体。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过程中,既要适切地评估数字治理嵌入乡村礼俗社会后技术理性作用、正式制度运行、过程衔接顺畅以及价值理性耦合等方面的治理效能,又要重视和运用好乡村礼俗社会固有的非正式制度、礼俗秩序以及乡土人情等文化传承禀赋的治理价值,并在价值取向、治理边界以及运行秩序等方面进行调谐,逐步构建二者相融相合、相互依存的乡村治理体系。     

乡土社会秩序的巨变 ——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适

文化转型背景下,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正在发生变迁,并遵循着从“差序格局”、到“文野之别”、再到国家权力下行的路径。在宏观层面上,中国乡土社会秩序在政治制度和权威关系、个体意识等方面均发生改变。民国以后,在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基层乡村的一系列制度（保甲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中,呈现出村庄内生秩序和国家建构秩序的共存和调适的情形。本文从社会秩序的概念入手,围绕三个问题进行阐述：社会秩序在历史中的嬗变;社会转型期两种社会秩序（礼治秩序和法治秩序）过渡与并置的局面;以及试图描述文化转型进程中乡土新秩序的变迁和文化调适的图景。最后提出人类学家应对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应该具有的态度,即理解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需要重视文化的“粘合剂”作用以及我国传统礼俗社会的人情因素。理解乡村社会问题应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师乡土情感的缺失与重塑

乡土情感是乡村教师在认识、了解乡村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乡村"、"乡村生活"和"乡村教育"稳定的情感体验与情感认同,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具有丰富的教育意蕴,它既是提升乡村教育品质的精神支柱,也是强化师生爱土兴乡的价值导向和推动乡村社会革新的重要力量。受当今时代社会巨变的冲击与影响,乡村教师存在对乡村教育的疏离、对乡村生活的陌生以及对自身角色的迷茫等乡土情感缺失问题。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土情感作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和乡村教育质量提升的根基,其重塑需要有效发挥各方合力,即完善各级政府保障机制,增强乡村教师乡土安全感;健全乡村社会关爱机制,强化乡村教师乡土归属感;加强教师情感修养机制,激发自身乡土责任感。?更多还原     

理解转型中国乡村社会的新视角——读懂《后乡土中国》

理解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把握乡村发展的未来方向,是乡村社会研究或农村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从基层看上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6。由此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概括为"乡土社会",即"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也就是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或不同于"法理社会"的"礼俗社会"[1]9。乡土中国一直是理解和分析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理论工具和视角,而且也成为农村社会学研究的范式之一。     

从“礼俗社会”迈向“法理社会”——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乡村占地面积广阔,其乡村振兴问题既独具特色,又十分重要。基于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若干村庄的田野调查,通过对当地"人口流动性、规矩的形成方式、交互秩序的确立方式、社群结构、核心价值观、家庭的构成、亲族之间的关系、保持社会运转的力量、地方治理与纠纷调停者"等九个方面的要素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乡土社会正处于从"礼俗社会"迈向"法理社会"的转型与变迁过程之中,从"礼治"迈向"法治"是其未来振兴的必由之路。为此,必须坚持边疆治理的"多元一体"格局,建立新型的"纠纷认知观",并且高度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法律制度配套和文化转型。     

多维理论视角下的我国乡村治理

本文从多理论维度对乡村治理进行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是适应时代要求和保障农民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必然选择;通过国家正式制度和乡土制度的博弈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行提供一个乡村制度框架保障;通过改造和升华传统乡村社会资本、大力培育现代乡村社会资本,为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提供扎实的现代社会基础;通过多中心治理体制促使同时满足乡村公共利益和农民个人利益最大化要求善治体系的形成.     

试析我国当代小说中的乡土经验与都市感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都市化倾向,吞噬着文学的乡土内容和乡土经验。在人云亦云的所谓后现代鼓噪中,作家如果不是匍匐于古老乡土之上,而是寻找虚无缥缈的都市神话,那么,他的作品将无法压倒都市的无病呻吟、彰显来自底层生活的审美想象。无论是表现都市题材还是展示乡村生活,只有探索和呼唤人性的作品才是文学的本质,才能真正成为艺术。     

我国乡土社会民事纠纷解决现状透析——对皖北乡村民事冲突的实证调查与思考

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诉讼被视为是纠纷解决的最正规方式.在此思想影响下,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乡村社会,一次又一次的农村普法和送法下乡使中国的农村发生着变化,然而对皖北乡村的社会调查与实证材料表明,农村仍未从根本上改变在解决民事纠纷途径选择上的价值取向.在乡土社会,诉讼及支撑诉讼的现代性法律知识和制度被抵御,其他社会冲突解决方式也并未因此丧失其存在的价值.乡村共同体仍然存在、城乡"二元"格局短时期内不会改变、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的基本状况仍然保留着以及诉讼本身固有的弊端则是农民不愿将纠纷的解决寄托于司法的原因.     

社会变迁视角下的医患信任

本文通过综合考察西方医患关系的变化、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当代乡村医患关系的优势,认为医患关系的变迁并不是一个线性发展历程,而是与信任密切相关.传统社会和乡村的医患关系是否良好主要基于医患双方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人格信任与温情,医疗技术水平高低不是决定因素.研究表明,现代都市为代表的陌生人社会中,医院的等级越高,则制度信...     

农民工的都市想象——基于对重庆“棒棒”入城动机的人类学考察

＂都市想象＂是农民对作为＂他者＂的都市的＂先入之见＂,着重于由城乡差异带来的对＂他者＂的想象。这一带有人类学意蕴的概念表明,农民工入城动机研究中社会和文化的因素与经济理性同样不可忽视。通过考察重庆零散人力搬运从业者入城前获取都市信息的来源,分析其乡土经验和城乡差异对其都市想象图景形成的影响,回答了基于乡土生活经验的和文化观念的都市想象如何构成入城动机的问题,探讨了乡土性在农民工流动决策中的作用,为进一步理解重庆＂棒棒＂此类农民工群体都市融入过程中的特殊性表达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现代性变迁与村庄传统结构的重塑——鲁中D庄调查

基于对鲁中D庄的驻村调研,分析了现代化、市场化进程所带来的现代性变迁对农民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生计结构的深刻影响以及对传统的村庄社会关系、伦理习俗与社会结构的重塑。文章着重从"离土不离乡"的兼业化生活、"分家不分舍"的代际关系、"简约不简单"的风土人情、"动帐不动田"的两田制活标本四个方面对D庄的现代性变迁与村庄结构的互动过程加以描摹和分析。这些现象,在发达地区或城镇化进程较快、人口流动性较大、市场化程度较深的农村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政策角度,努力实现农村现代化进程、农民现代性变迁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系统之间的匹配与协调,整体推进新农村建设,应当成为一项共识。     

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的公共政策研究

城乡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缓解阻碍城乡和谐发展的矛盾,但城乡差距似乎日益严重,社会深层次的矛盾日趋凸现。这些现象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缺乏制度公正、政策滞后以及政府行为不规范等有关。要实现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关键在于必须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确立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新制度和公共政策体系。     

统筹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低保”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制度,被认为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后一张安全网”。统筹城乡低保制度有其必要性,它是维护社会公正、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协调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需要,是降低制度运行成本、规范农村低保制度的需要,也是完善目前社会保障体系的需要。统筹城乡低保制度也有其可能性,它无论从经济基础、政治基础还是实践基础来看都是可行的。而实现统筹城乡低保制度建设,就要做到城乡低保认识观念的统一、城乡低保政府责任的统一、城乡低保资金筹集的统一和城乡低保管理机制的统一。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的社会保障分析

农民工彻底融入城市是我国社会转型和人口结构变化的关键因素,但这一进程受到制度排斥和农民工自身素质双重因素的制约,作为市场机制基本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关系着制度支持和农民工个体作用的发挥,其完善与否一定程度上强化或弱化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能力。试图创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保障分析模式,分析社会保障对此过程产生的影响,为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完善相关社会保障体系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     

场域视阈下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分析——基于闽西地区SM村的个案调查

基于对12名农村老年人的访谈,以场域理论为分析视阈,以文化惯习约束与社会场域型塑相融合的研究路径来深化对中国农村老年贫困现象的认识：微薄的家庭经济收入、失衡的农村家庭财富支出结构、不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老年贫困的原生性型塑因素;农村孝道文化的式微、“养儿防老”社会风俗的固化、“代际互惠”的依赖型养老心理是农村老年贫困的次生性建构因素。二者相互依存交互影响,将农村老年贫困的型塑与建构融合于农村老年生活的实践。要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需要破除农村老年贫困的养老惯习,建构改善农村老年贫困的生活场域,强化突破农村老年贫困的社会实践。     

论农民在和谐社会中的权利平等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我国现存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使农民面临极大的困境,集中体现在公民享受机会均等、权利平等、制度一致、身份统一等一系列问题上。解决的出路在于,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体制,缩小城乡之间差距,实现农民与城市市民机会均等与权利平等,最终构建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分层与衔接:构建医疗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基于对W市的调查

目前,由"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构成了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三张网",要想实现"城乡医疗社会保障一体化"的目标,每个制度构建本身与制度之间还存在不少问题。本文在调查分析W市医疗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现状、问题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按照"制度全覆盖、筹资多渠道、保障分层次、政策可衔接、管理趋统一"的原则,构建"城乡医疗社会保障一体化"的设想。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异及统筹改革思路

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模式、管理体制及保障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其结构严重失衡,功能严重扭曲.而导致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结构失衡及功能扭曲的根源,在于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且与社会生产系统紧密结合,无法在城乡之间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不但不能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反而对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现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迫切需要统筹城乡改革.当前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优化和调整社会保障项目,适时控制社会保障水平;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重点在于加强制度建设,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研究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必然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研究如何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客观地分析了我国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现状及其不良影响,探讨并提出了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与建议。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村社会保障研究——以德州市为例

德州市已初步建立起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与城市相比还比较薄弱,需进一步完善。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有序接轨,是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目标和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