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制中企业治理之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的非耦合性及其改进

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的耦合性表现为它们之间具有互补性、协同性和演进关系。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的非耦合性表现为二者之间缺乏协同性、互补性和演进关系。导致我国国有企业改制中企业治理的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非耦合性的原因是契约短缺及配置失衡、制度短缺及配置失衡与相关制度的滞后性等。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的非耦合性是导致我国国有企业治理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推进契约配置与制度配置的耦合性是提高我国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的关键。     

创业团队契约治理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针对创业团队成员间的人力资本差异,讨论了创业团队互动中的“明算账”契约治理问题,从创业团队订立契约角度提出了创业团队契约治理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模型。实证研究从156份调查问卷的检验分析发现,股权和收益权配置确实有助于提高新创企业绩效,但自主权配置却不显著。结合创业实践和中国情景,进一步讨论了相关控制变量与创业团队契约治理三维度的作用影响。就创业团队契约治理问题拓展了创业团队理论,其理论探讨和实证发现对创业团队签署与完善合作契约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契约优化设计

从契约角度分析上市公司的治理,明确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主体地位,相互之间的制衡和履约标准,从而构建和谐而稳定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针对目前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契约主体不明确、契约的有效运行环境没有建立健全及契约的诚信履行机制无法保证等问题,按照契约优化原则,提出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明确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主体的法律地位,创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最佳契约的有效运行环境,以诚信为基石,构建公司治理文化。     

企业治理演进的理论逻辑与经验启示

对企业不完全契约的性质描述,揭示了企业治理的起源。从企业剩余权力安排的角度出发,通过对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产权特征的比较以及对利益相关者专用性资产投资的分析,在逻辑上分别推导出股东单边治理和共同治理理论。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经验:企业本质是一种各要素所有者为了获取合作收益通过契约方式联结的集合;财产所有权是企业剩余权力安排的最终决定因素;无论股东的单边治理还是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都有其优缺点。     

契约关系的法理探究

契约是一种关系共同体的存在,当事人除了利益分配关系之外,还存在基于契约关系的默契与信赖.契约关系根据当事人和外在情况的变化而具有一定的弹性发展空间.在契约关系之中,当事人之间基于契约关系互相保护、互相协助、合作互惠,这是契约关系伦理和价值的体现.除了传统的契约履行利益之外,当事人的固有利益和信赖利益,都属于契约关系应当保护的科益范围.基于契约关系,当事人除履行主要合同义务之外,还应当履行安全保护义务、协助义务和合作互惠义务等关系性义务.     

家族企业的关系治理:一个探索性研究

由于家族企业的特殊性,其治理模式常常包含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两种手段,两种治理手段交织形成了弱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4种治理模式.环境干扰、资产规模、企业领导价值观以及所有权结构等方面因素影响了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治理模式又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实证研究显示,在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的模式下,家族企业才能取得最好的经济绩效.     

剩余控制权机制设计与数据流通秩序的法律治理

现实的权利不可能在法律文本中被完全界定，无论作为社会契约性质的法律抑或作为当事人之间交易性质的合同都存在空白、模糊甚至冲突之处，但在法律的执行和合同的履行中，最终会由不完全契约中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一方(不仅仅是当事人)确定，因此权利的实现程度是由剩余控制权决定的。为降低数据流通的交易成本，《民法典》明确将数据权益作为民事权利的客体予以保护，但却选择性地搁置了对数据进一步确权的问题。当数据权益无法清晰界定或者清晰界定的成本过高，依据机制设计的要求，通过对数据流通过程中重要环节、关键辅助环节或主要运用场景中的剩余控制权进行合理配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定权利界定模糊的问题。由于决策信息成本的约束和政府激励手段的有限性，不可能通过正式制度将剩余控制权配置得完美无缺；而明确将某一剩余控制权配置给当事人、第三方专业机构等，依然是希望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一种配置。中国目前关于数据权益保护和促进数据流通的规则选择已经走向“责任规则+管制规则”的组合模式，可以运用诸如标准合同、企业数据保护信誉机制、技术标准、数据资产和数据侵权赔偿定价机制等，对某些重要的剩余控制权配置予以明确，以支撑相应法律规则的...     

契约经济学: 起源、演进及其本土化发展

面临交易成本问题、不确定性和风险约束,现代契约设计的核心是缔约方权利与责任的治理结构安排;有限理性、交易成本、未来不确定性及风险所引致的理性不完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契约不完全,而契约不完全导致的剩余权利与交易匹配是实现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契约经济学本土化发展的不足与挑战是交易费用度量困难、风险对称配置机理模糊、契约履约机制研究薄弱和非正式规则在契约自我实施中的作用机理研究匮乏。如何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协调安排,降低契约实施成本,是中国市场经济实现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值得研究者重视的重要课题。     

会计信息质量和关系型契约

传统的文献认为：关系型契约会导致低的会计信息质量,并随着经济和企业规模的扩大转向基于正式契约的治理。但许多证据与此相悖。通过博弈模型,可以表明会计信息质量与关系型契约的关系：会计信息质量对关系型契约的选择存在负向影响,高的会计信息质量与关系型契约是可以并存的。经济和企业规模的扩大,更多投资人转向正式契约,如果会计公共制度没有改变,会带来投资人效用的降低,这促使民间推动会计公共制度的建立和改善。关系型社会中这种民间推动力不足,需要较长时间演化或者政府的强力干预。而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仍然需要关系型契约的存在,完全的规则型治理并不可取。因此,对于我国而言,不应过分迷信正式契约和规则型治理,混合型治理模式才是合理的选择;由于民间演进动力不足,政府需要为会计公共制度的建设承担更主动的责任。     

契约关系不健全情况下国有企业的组织失效

文章把国有企业的责任体系失效归结为企业的组织失效。组织失效表现为组织无法有效地履行其主要功能,包括组织目标功能的失效和组织调控功能的失效。在企业目标功能失效的情况下,企业调控功能失效可以为偏离企业目标的个人目标提供更多的实现机会。国有企业组织功能失效的原因是企业治理结构的失效,国有企业契约关系的失效是治理结构失效的症结。契约失效首先使国有企业的目标功能失效,进而使企业的内部调控功能失效。契约失效除了使法人治理结构失效外,还对企业带来较高的制度性成本。     

契约不足和干预缺位:小区物业治理困境的思考

城市小区物业管理面临着合同难以履行,双方权益难得保障的双重困境,结果造成物业管理公司和小区业主"双输"的局面。究其缘由,核心问题是契约精神不足和有效干预缺位造成报复性的违约与对抗,加剧权利与义务的失衡,引致小区物业管理系统崩溃。重构契约和实现有效的干预,平衡物业公司与小区业主间的利益关系,促进小区业主间邻里秩序的形成,实现共同治理,是城镇化中实现小区物业管理良性发展的重要途径。     

辽宁省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探索——基于契约关系的视角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于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深化和攻坚阶段。辽宁省作为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众多,其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也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在辽宁省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公司治理方面的困难,例如,产权契约关系不完善、行政型治理模式和代理成本高等。完善公司治理成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因此解决辽宁省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的产权契约关系不完善和行政型治理模式缺陷有利于促进辽宁国有企业公司效益的提升。从契约关系的视角探索辽宁省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旨在提高辽宁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效率和企业竞争能力。     

诉讼契约的法理学思考

民事诉讼的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权”纠纷 ,这使得实体法中的契约自由原则通过诉讼主体的处分权得以在诉讼法中延伸 ,诉讼契约正是诉讼主体在对抗中对共同利益的选择 ,同时 ,法官的促进与监督又是它存在的最终保证     

论机构股东产权契约特征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机构股东产权契约是机构股东的各产权主体按照平等、自愿和公平等契约原则就产权的界定、调整、分配、转让与履行达成的契约关系。机构股东的产权契约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的代理优势,但代理链过长会增加交易费用。机构股东产权契约对公司治理具有重要影响。     

人格权合同的正当性及其法律规范应遵循的原则

我国《合同法》并不排斥人格权合同,且实践中存在大量的肖像权、姓名权等人格权合同。人格权合同的正当性表现在主体和客体人格的区分、人格客体财产利益的出现、人格权支配权和处分权的产生三个方面。主体意义的人格与客体上的人格的区分是最为根本的前提条件。人格权合同法律规范应遵循过渡性和开放性原则、社会伦理原则、突破传统民法理论原则。     

不完全契约视角下的工程项目风险分担框架研究

以往关于工程项目风险分担的研究多集中于技术层面,将风险分担视为静态的一次性活动,从而弱化甚至忽视了其制度属性。本研究从不完全契约的视角重新审视工程项目的风险分担,将其划分为缔约阶段的风险初次分担和履约过程中的风险再分担两个联动过程,强调前者天然的不完备性和对后者的规范作用,以及后者固有的治理属性和对前者的弥补与调节作用。风险分担整体框架的构建有利于充分发挥其在合同中的激励功能以及在履约过程中的治理作用,改善工程项目风险分担的效率和效果。     

无权处分一般规则之 “ 回归”——以 《合同编通则解释》 ( 征求意见稿) 第 20 条为中心

相较于 《民法典》 第 597 条第 1 款, 《合同编通则解释》 ( 征求意见稿) 第 20 条在重建无权处分一般规则、 确立消弭履行行为 ( 或物权变动) 效力未定状态的具体方法、 凸显权利人的自主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这两条均以 _“ 处分权_” 控制交易过程, 但不同的物权变动理论对处分权如何具体控制交易过程有不同理解。 债权形式主义是以处分权控制 _“ 事实行为_” ( 交付或登记的物权公示方法), 物权形式主义则是以处分权控制 _“ 法律行为_” ( 处分行为)。 由于前者与民法基本原理有所抵牾, 使无权处分在我国民法 ( 理论) 体系上殊难定位, 易使无权处分与无权代理疏离乃至造成价值判断失衡, 应以后一理解为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