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公司现金股利

学者们围绕公司代理问题与现金股利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所得结论不尽相同。结果模型认为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少,而替代模型认为治理质量较差的公司倾向于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以保持良好的声誉。在公司股权结构集中的情况下,公司代理问题主要存在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探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影响公司股利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不同导致公司代理问题的差异,从而对公司股利政策产生影响。以2006年至201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采用Tobit模型考察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公司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并借鉴Fama and French的价值回归模型测量代理问题严重程度不同的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价值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进行利益侵占的可能性较大,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可以减少代理成本,股利支付率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成正比。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协同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缓解代理冲突的必要性较小,股利支付率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减少。同时,与控股股东协同效应较强的公司相比,当控股股东表现为利益侵占时,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治理作用较强,现金股利的价值效应较大。 基于股利支付水平和现金股利价值两个维度的研究结果表明,替代模型对于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具有适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影响公司现金股利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也对中国监管部门进一步规范公司现金分红具有理论借鉴意义。     

最终控制、权力制衡和公司价值研究

本文基于最终产权的观点,追溯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链,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的投票权和现金流量权并没有发生分离.考虑权力制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现当控股股东的控制力和其现金流量权分离越大时,公司价值越低.股权制衡和控制权竞争程度越高时,公司价值越高.说明在目前我国对小股东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合理安排股权和控制权结构非常重要.     

民营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与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5年中国269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资本结构决策中存在的终极股东代理问题.研究发现,终极股东的控制权、制衡度和现金流权与受控公司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在受控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中,终极股东控制权比例和制衡度越高,股权融资给终极股东带来的控制权稀释风险越低,终极股东偏好股权融资;终极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低,终级股东承担的债务破产风险越小,终极股东偏好债务融资.研究结论一方面支持资本结构具有公司治理效应,另一方面证实了终极股东在资本结构决策中确实存在主动规避治理效应的动机和行为.     

Is Cash Dividend Policy a Tool for Tunneling or Masking Expropriations?——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本文利用我国2004～2008年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检验终极控制股东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现金流量权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显著负相关;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分离度与现金股利支行水平显著正相关.这表明终极控制股东并不是把现金股利作为“掏空”的工具,而是把现金股利作为掩饰“掏空”的面具.     

后MBO上市公司进行高现金分红了吗

后MBO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现象是公司股利政策和MBo研究的一个交叉点.本文的实证分析发现,后MBO上市公司偏好现金股利.支付现金股利的公司家数占比、现金股利支付水平都高于上市公司总体.股票股利支付水平平均也高于总体.后MBO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率与公司现金流量、资本公积金累积、资产规模等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并未显著影响公司的股利发放.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否定了MBO会导致公司高现金分红或称"恶性分红"的命题,认为MBO公司一直实行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股息分配,并未因股权变更而改变股利政策.这对进一步研究该类公司的治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最终控制人的概念出发,以控股股东的经济性质、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度以及集团控制性质作为控股股东的特征变量,分别采用Logistic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倾向和分配力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控股股东的上述3个特征显著地影响了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倾向和分配力度。     

控股股东卷入、两权偏离与营销战略风格——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终极控制权理论的视角

营销战略风格的激进或保守与公司治理因素有怎样的内在联系?营销战略风格如何影响公司未来业绩?本文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终极控制权理论出发,通过理论分析和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1)控股股东卷入程度越低、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程度越高,上市公司营销战略风格越趋向于激进,说明被第二类代理问题左右的控股股东更倾向于拿中小股东的钱卷入高风险的营销战略;(2)过度激进的营销战略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营业收入增长(做大),但是将显著损害公司的盈利水平和持续发展潜力(做强)。本文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终极控制权理论的视角,解析了上市公司营销战略风格的成因,揭示了公司治理对营销战略的作用机制,对于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公司治理和营销管理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家族控制、两权分离与债务期限结构选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2002-2008年家族控制上市公司数据,在控制相关变量下,从债务代理成本视角经验检查在中国债权人法律保护较弱的背景中,终极控制股东(家族)是否影响公司债务期限结构。本文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终极控制股东显著影响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具体而言:(1)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越大,公司具有显著低的长期债务水平;(2)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分离度与公司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3)终极控制股东在上市公司中指派高管与公司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     

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分析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我们将持股比例达到或超过30％的股东定义为控股股东。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有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控股股东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控股股东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的公司。而且，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还发现，不同类型的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市场价值也显著不同。特别地，政府作为上市公司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家族、外资和集体企业作为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本文将有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相对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的市场价值折扣率定义为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平均而言，这种代理成本高达13％-24％。以上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确实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当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时，这种代理问题更加严重。     

上市银行股权结构与现金股利政策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07-2012年沪深两市16家上市商业银行数据为样本,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上市银行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银行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与现金股利政策间存在紧密的关联。股权集中度越高,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国有控股股东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且国有股比例越高,现金股利支付率就越高。     

控股家族的“垂帘听政”与公司财务决策

当控股家族退居"幕后"时,非家族成员担任公司董事长使得家族声誉和公司形象分离,由此可能加剧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本文以1999~2014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较为深入地研究了控股家族退居"幕后"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与由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的企业相比,非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企业的资本支出更少、创新水平更低、负债比例更高、债务期限结构更长、现金持有更多、股利支付更少。进一步地,本文发现当家族成员不担任董事长时,资金占用、关联交易等控股股东私利行为更多;管理层的薪酬—业绩敏感性、离职—业绩敏感性较低而在职消费更高,表明控股股东与公司管理层存在合谋的倾向;而且,家族成员不担任董事长的企业的业绩表现要劣于家族成员任董事长的企业。这些研究结论表明,控股家族退居"幕后"降低了家族声誉受损成本,恶化了公司的代理问题,从而扭曲了公司财务决策。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检验了家族涉入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为家族与非家族成员参与企业财务决策的差异提供了新的解释。     

产品市场竞争、控股股东倾向和公司现金股利政策

利用我国沪深两市的4093个公司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查了公司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控股股东现金股利分配倾向与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控股股东具有偏好现金股利的显著倾向,并且这种倾向不受股东性质的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偏好现金股利的倾向在高产品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更加显著,控股股东要求支付更多现金股利的倾向随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增加。通过运用代理成本理论和股利"掏空"理论对结论进行分析,表明产品市场竞争起到了良好的外部治理机制作用,可以较好地抑制经理层的道德风险和控股股东通过其他方式对公司进行"掏空"。     

"现金牛"比"铁公鸡"更有价值吗?

以2000年～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首次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与公司价值呈J形非线性关系:对于分红的公司,公司价值随分红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而对于不分红的公司,其公司价值虽低于高分红的公司却高于低分红的公司.该结论在考虑宏观经济周期及微观公司特征后依然成立.基于美国市场,以理性人为前提的股利政策理论无法对中国股市J形关系提供直接证据支持.尝试将非理性人假设下的错误定价理论和传统的股利信号理论相结合并扩展股利信号理论中信号的不同内涵,为J形关系提供经济解释.不分红和高分红分别传递出公司高成长性信号和良好经营前景信号,投资者倾向给其高估值.进一步研究表明,正向反馈交易、博彩偏好和套利限制导致投资者对分红信息反应不足,加剧了异象程度.相关结果为政府制定合理政策引导上市公司分红提供了新思路,并对促进股利监管制度的动态演进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现金牛”比“铁公鸡”更有价值吗?

以2000年～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首次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与公司价值呈J形非线性关系:对于分红的公司,公司价值随分红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而对于不分红的公司,其公司价值虽低于高分红的公司却高于低分红的公司.该结论在考虑宏观经济周期及微观公司特征后依然成立.基于美国市场,以理性人为前提的股利政策理论无法对中国股市J形关系提供直接证据支持.尝试将非理性人假设下的错误定价理论和传统的股利信号理论相结合并扩展股利信号理论中信号的不同内涵,为J形关系提供经济解释.不分红和高分红分别传递出公司高成长性信号和良好经营前景信号,投资者倾向给其高估值.进一步研究表明,正向反馈交易、博彩偏好和套利限制导致投资者对分红信息反应不足,加剧了异象程度.相关结果为政府制定合理政策引导上市公司分红提供了新思路,并对促进股利监管制度的动态演进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控制性家族类型、双重三层委托代理问题与企业价值

本文在“控制性家族—双重三层委托代理问题—企业价值”假说基础上,将2004年212家上市家族企业分为创业型家族企业(FFB)和非创业型家族企业(N-FFB)两类,发现虽然两者都属于家族企业,但面临着不同的代理冲突:FFB主要面临着第一重代理问题——业主和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尽管业主权威能降低代理成本,但家族内部的利他主义加剧了业主和家族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没有证据表明控制性家族存在系统性侵占社会股东利益的情况。相反,N-FFB主要面临着第二重代理问题——控制性家族和分散的社会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控制性家族通过隧道行为侵占外部股东利益的情况已经比较严重,这类代理冲突随着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程度的扩大而恶化。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决策的调查研究分析

本文调查了上市公司财务总监股利支付水平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和股利分配动因.2006年5月和8月,我们对河北省、山西省、陕西省82家上市公司和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两期培训班60家上市公司财务总监进行问卷调查,累计收回有效问卷123份.分析调查结果我们发现,上市公司管理层在决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时,首先考虑公司是否有充足的现金储备和持续经营现金净流入量;股票股利高低主要受公司扩张计划、当期每股净利润和未来预期每股净利润的影响;每股资本公积金是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首要影响因素;支付现金股利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当期和以前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大部分CFO同意公司应设立现金股利目标支付率并逐步调整至目标支付率,反对稳定的现金股利政策;支持"一鸟在手"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大股东陶空理论.现金股利、股票股利分别对非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为股东财富效应理论提供了充分证据.     

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偏离下的公司价值和公司治理

本研究运用La Porta et al追踪公司"最终控制权"的方法,通过分析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偏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程度,来衡量控制股东对于小股东财富剥夺的程度.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普遍运用投资公司控股、金字塔结构的方式获取控制权,并因此而使其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产生偏离,且偏离幅度越大,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就越小,终极控制股东对小股东剥削的程度就越大,其中又以终极控制股东为家族企业的上市公司最为严重.     

股权特征与董事会领导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用 1998 年以前上市的所有 A 股公司作为样本,对样本公司的股权特征与董事会领导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模式的公司比例在逐年下降;(2)含有国家股和国家股比例越高的公司越倾向于总经理和董事长两个职位由同一个人担任;(3)由母公司控股以及中央和部委所属的公司更倾向于由大股东董事长同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4)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控股股东董事长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可能性就越大。     

民营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问题研究——基于所有权结构的一个Logistic分析

本文选取民营上市公司2004-2006年有关控制权结构与现金股利的数据,探析控制权结构对现金股利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差异.分析结果表明股权分置的确导致了股利决策的异化,而股权分置改革的进行使得控制权结构对股利决策的影响产生了一个较大的波动;股改后,民营控股股东依然有很强的派现意愿;不论何时,实际控制人现金流量权对派现意愿的影响掩盖了企业成长性对股利决策的影响.     

中国上市公司强制分红的探索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不完善,以及建立时的种种弊端,形成了我国独有的股利分配的特点,许多上市公司长期不分红严重损害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强制分红措施,这必然促使一些上市公司一毛不拔股利政策的改变,进而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