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治"秩序--一个法社会学的视角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法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从法社会学的视角考察,礼具有宗教性和被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性质.它既表现为复杂的礼仪制度,又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旨在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礼在中国古代社会控制中的功能表现为,"别贵贱,序尊卑",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经国家、定社稷,确认王权的特殊地位与权力的合法性;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和评判是非的准绳.     

墨子之礼学

墨子精通礼学,强调礼的等级性,反对礼的宗法性;在尊天明鬼思想指导下,肯定和论证祭祀之礼的社会功能与道德作用;批评三代丧礼和儒家丧礼的厚葬久丧特征,主张薄葬短葬;承认乐的审美价值,又否定乐的政治作用,证明乐的社会危害性.这样,墨子礼学呈现明显的批判性和创造性.     

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思想论析

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是一种伦理型的政治思想。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这一传统和特点，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宗法等级制和“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决定的。这种伦理型的政治模式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和选择的过程。“德治”是这种伦理政治思想的外化，它以“君德”为前提，以德治、德教和仁政爱民为基本内容，以贤人政治为实施。     

朋友伦理与中古社会风尚探析

朋友伦理是古代社会的重要伦理关系,是个人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考察中古朋友人伦的变化可知,先秦时期儒家人伦观潜藏着宗法等级观念;秦汉以后,因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和君主专制的政治需要,血缘人伦被衍化成社会政治原则,社会交往中的朋友关系随政治等级观念的逐步渗透,使得忠孝观念被置于首位。儒家的朋友关系虽然被排除在"三纲"之外,较少受到等级差别的影响,但随后代选官制度的逐渐成熟化,朋友之谊已经偏离了"择善辅仁"的初衷,呈现出以利益为主导的现实。     

中国传统等级观念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对策

传统等级观念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意识的一个重要部分,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它是在经济、政治、思想、法律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对于我国当代政治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尤其对于公民政治参与方面意义重大。引导传统等级观念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相协调,利用新媒体使公民的主体性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深化,同时还要重视非政府组织在公民参与国际事务中发挥的力量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程度的深入有重要作用。通过这些方式,逐步摆脱传统等级观念的束缚,保护公民权利,推动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     

论乐的等级思想及其社会功能

针对乐的思想主旨是“和”的观点,本文认为:乐的思想是“中和”。中国古代的乐没有独立的地位,它要受到礼的制约,其中蕴涵着明显的等级观念。礼乐相需为用,在各种礼仪中,用乐也有严格的等级规定,这表现出乐的等级性。乐与礼结合在一起,对于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促进社会整合具有重要作用。     

政治哲学视域下荀子的礼——以人性、优良政府和正义为中心的考察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人性、优良政府与正义,而荀子是体现这个主题的重要一环。对于荀子来说,该主题很大程度上是以礼为焦点的。从政治哲学的视域考察荀子的礼观念,可以看出其呈现出多重向度。就人性哲学的主导倾向而言,可以把荀子归入他律伦理学的类型;就理想的政体而言,荀子支持的是君主专制,只不过是仁慈的专制主义而已;就正义观而言,荀子形成了颇有特色的精英主义的等级分配正义。     

西周社会政治秩序的伦理建构

西周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是通过维新的方式,对氏族组织进行改造,血缘宗法的原理与精神直接作为国家政治的原理与精神,将家、族的内在机制结构化、制度化为国家机制,从而形成父权、族权、政权的三权合一、三位一体以及家国同质、家国一体的伦理政治之范式,巩固了西周的统治,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生态尤其是政治生态产生深远的影响.     

湘军与晚清政治生态

湘军肇兴是晚清历史的一个重要拐点。其以宗法纽带为依托、以“礼”治军为核心价值、以道德权威为维系的组织架构对于整个晚清社会解组带来的社会偏差以及国家认同产生了催化性影响,为民国时期的政治流变预设了结局。     

论朱熹与田愚的宗法思想

宗法思想是朱熹<家礼>与田愚<艮斋礼说>的核心,而嫡长子继承制又是宗法思想的核心.朱熹<家礼>中的礼仪形式,也正是为贯彻和执行宗法制度服务的.每一个家庭和家族都应该按<家礼>的标准来执行,做到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各守名分,进而统驭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使其全部纳入"天理"的轨道.田愚同朱子一样,不仅注重宗法制度,而且还有所发挥,"发前未发为多",即是在<家礼>的基础上有所充实和发展.     

孝结构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以《大学》《中庸》为中心的文化阐释

孝具有文化、伦理、教育、政治等多重内涵,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结构.其基本意义在于孝顺父母尊敬亲长,这构成以孝为本的理法规范要求.对父母"孝"的情感的扩充和延展,形成儒家传统中的祭祀祖先的"家一国"集体无意识形式.在中国文化中,孝文化是儒家仁爱伦理的底线;孝伦理是东方人伦所止的身份规范;孝心理是由家及国的人伦扩展;孝政治是君子齐家治国的基本前提.反思现代文化的西式建构模式,我们应对中国"孝文化"结构的发生、发展与中国先秦社会家庭组织的类型结构、地位形态加以认真审理,重建现代人类社会的精神支撑,才能对孝文化对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意义有正确的诠释.     

孝亲、忠君、爱民——清官政治思想模式

清官政治思想为"孝亲、忠君、爱民"三位一体建构,其核心是"忠君"."忠孝"思想观念是专制王权政治体系中最基本的政治道德规范,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臣民对君主具有绝对义务之政治观念.清官政治思想中的爱民思想源于儒家"仁政"与"民本"学说.在清官政治思想中三者结合在一起,形成"孝亲、忠君、爱民"三位一体的政治思想模式,成为指导清官做人从政的指导原则.     

家庭、宗族与乡里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我国古代由种植文明所形成的家庭宗族结构,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孝为核心的宗法思想,经儒家的宣扬和主张,横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向延续几千年,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封建国家看到了乡村政治文化的这种特点,充分利用宗法意识与宗族结构,建构出官民共治的乡里制度,充分利用宗族巨大的内聚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从而达到对乡里社会和乡里百姓的严密控制,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     

《孝经》“移孝为忠”说的困境与超越——以明末大儒黄道周为个案

《孝经》提出"移孝为忠",孝与忠紧密联系,但其间又存在矛盾。以"孝子"、"忠臣"著称的黄道周深受《孝经》影响,但他的孝道观倾向于先秦儒家的孝道派,在孝与忠发生矛盾时主张忠服从于孝,这一点与"夺情"执政的杨嗣昌截然不同。黄道周在完成《孝经》"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人生设计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事亲与事君、辱亲与忠君的两难抉择,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对"移孝为忠"作了深刻的注解,孝与忠的裂痕也在他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而《孝经》"移孝为忠"说则在明清易代之际得到了一种新的诠释与超越。     

论孔子对西周传统孝道观念的重构

春秋之世,传统的以崇拜祖先为主的“孝死”观念逐渐淡漠了,代之而起的是对在世父母的“孝生”观念,孔子顺应了时代的变化,赋予了西周传统孝道观念以新的内容。首先,孔子将西周孝道从宗法教条中解放出来,转变为个人品德修养的最根本内容。其次,孔子的孝道思想是双向的,就是不仅子要孝,而且父也要慈,这正体现了春秋时期伦理思想的特点:相对性、平等性。第三,孔子提出了“孝为仁之本”的命题,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基础及发展的前提。     

魏晋名士对孝道的反思

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包括孝之情和孝之礼。汉代对孝道进行了全面的政治化改造,注重忠孝一体。魏晋名士在儒道合流的背景下对于孝道思想进行了反思。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发挥孝之情的重要意义;竹林名士阮籍、王戎分别以自己的守丧行为指斥孝之礼的虚伪和束缚;两晋名士融合孝之情、礼矛盾,将曾经尖锐的情、礼对立消融为率性尊礼。魏晋名士对孝道的反思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忠孝论的转变

＂忠＂、＂孝＂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不仅是史学家编著史传的一个重要内容,还涉及到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占据统治地位,故而这一时期史家在有关＂忠＂、＂孝＂的评论上,一方面继承并淡化汉代＂忠＂的观念,另一方面极力提倡家族间的＂孝＂,逐渐形成以孝为首的名教观念。这些史论中所包含的史家忠孝观虽未超出儒家之范围,却反映出浓厚的门阀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唐代省亲诗的忠孝观念

省亲是归家探望父母的礼俗。唐前省亲诗仅表达了个人思归的家园情结。唐代省亲诗则反映了唐代官员、士子、僧人等社会群体的省亲现象,及这些省亲群体的忠孝观念:官员省亲诗表现了唐代官员"忠大于孝"、"孝大于忠"或"忠孝两全"的不同伦理观念;士人省亲诗体现了科举士子扬名显亲的至孝观念;僧人省亲诗蕴含了中晚唐僧人、士大夫"孝能通禅"的思想。     

从个人德行到政治伦理——以贞、孝、忠为中心的考察

笔者从贞、孝、忠的源起、沿革及功能入手,研究三者从个人德行到政治伦理的转变过程,认为它们因具有秩序功能而被皇权纳入政治体系。秩序无疑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的,那么公权力在维护秩序的时候,是否应该受到限制,民众的私生活是否应该独立于公权力之外,则是被政治化的贞、孝、忠留给我们的思考。     

《诗经·陟岵》所体现的情与理

《陟岵》是诗经中一首关于战争的诗歌,《陟岵》是对当时人民生活的真实反映。它融对战争的不满和理解于一体,原因在于：一、对父母的孝,主要体现在对父母名声的维护上;二、对国家的忠,建立在家国一体的宗法制社会结构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