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谈"重写中国文学史"

上世纪 80年代末 ,有人提出“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主张 ,“重写”遂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话题。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了许多重写的《中国文学史》 ,从中仍可以看到“重写”中存在的理论盲点 :即主要从政治历史及文学本体的角度思考“重写” ,并没有看到今天文学史最大的问题所在。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 ,是“残缺”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应补上“现当代文言文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这两个残缺 ,这不仅是文学史写作的需要 ,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目的是要倡导“多元共盛”的观念 ,“多元”才是催生文学繁荣的标志     

从汉语传统中两种“文学”观念看第三次“重写文学史”的趋势

文学史的重写以一定的文学观念为基础,同时又要以古代中国的文献材料为研究对象。在方法上,必然要以观念来指导对材料的选择与解释。而通过考察汉语言传统中＂文学＂概念的流变发现,文学观念有一个由古代的经验总结模式向现代功能性移植模式的突变过程。如何弥合当代文学观念与传统文学实存之间的巨大差异,成为当下＂重写文学史＂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史观及文学史研究法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文学史家不断重写中国文学史.芙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作品选:起源到1911>及其文学史研究具有独特地位.其文学史研究的特点在于要描述文学和文化的实际发生演变过程,展现文学传统中的"话语群体";要求文学史家运用"历史想象力";以题材来展现文学传统,考察题材的形式、主题、结构惯例和历史演变.这些观念和方法给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启迪.     

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     

汉语新文学史的意义

汉语新文学史概念的提出与实践,是重写文学史的重要阶段,也是重新出发的起点.本文从文学史重写思潮和文学空间整合入手,讨论汉语新文学史概念提出的意义及其实践操作层面的艰难,认为它凸现了汉语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及其审美的现代品格,有着将文学空间的分离整合为文学语言的统一的预谋,能从汉语文学的活动与变迁过程中,打通语言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在联系,能够使人们感受到当代中国由"全球化"和"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影响和焦虑.     

乍暖还寒——“平凡的世界”现象与“重写文学史”

"平凡的世界"现象由读者、体制、学术界三种不同力量的不同态度构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究其原因,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中,文学"去政治化"的追求、受西方中心论和进化论史观支配的文学史观、对《平凡的世界》艺术价值的低估都参与了这一现象的形成。近年来,随着"重写文学史"形成的文学史叙事被反思,《平凡的世界》重返文学史场域。路遥对经典现实主义的坚持和通过"失衡婚恋"模式对人性、精神世界的深刻探索值得重视。     

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三个维度

文学经典既是一个民族、时代的文化标高,又引导着民族、时代文学发展的方向.而文学经典的形成,除了其自身的客观价值之外,与文学史和文学接受中的对其建构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需要从三个维度的辩证统一中去把握:既充分重视文学史撰写的作用,借"重写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同时破除文学史对于确立文学经典的话语霸权,使文学经典返回现场,从其与当时社会的密切联系中,认识其当代性.而对当代文学经典的指认,还需要从当代社会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现实关系中,从文学消费角度加以把握.     

试论“重写文学史”对当下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重写文学史”是在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推动下产生,他们对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提出了个种不同问题。“重写文学史”主要针对以往重要作家作品定论分析质疑与重评。尤其是针对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既定结论的重评。从开设的专栏对赵树理、柳青、茅盾等作家作品的重评就能体会到重评“十七年文学”的“拨乱反正”意味,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史认识以及新的文学史书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学史的语言维度及其向度——评曹万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

一 1988年4月<上海文论>特辟"重写文学史"专栏,陈思和与王晓明展开了对重写文学史的多重思考.但就在当时,汪曾祺却呈现了不同的声音,认为重写文学史"现在还不行".他基于如下这样的思考:历史事实成为了铁案,作家作品的单向度思考,以及写作中存在的偏差.[1]而当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汪曾祺的担心显然已不是当前重写文学史的主题了.当前文学史写作的难题,重写文学史的困境,不是能不能重写的问题,而是如何重写的问题.     

文学生态视野中的江南文化与“重写文学史”运动

江南文化为"重写文学史"口号的生成与运动的展开提供了独特、丰厚的人文精神资源;同时,"重写"这一行动本身亦是对"经典"、"公论"的大胆质疑及对未知世界的勇敢探索,它所呈现的学术品格与江南的人文精神合二为一,彼此的圆融一体显示出文学生态系统的优化状态。     

文学经典与文学史

有关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的话题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争论非常激烈 ,这也是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中外文学发展史和当代文学理论的角度来思考以上诸种观念及其关系 ,把经典、理论与文学史写作这三者联系起来并从历史和逻辑的层面来加以思考。本文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展开论题 :“经典”的释义、“经典”的形成、西方学术界对文学“经典”的重新审视、中国文学里的“经典”问题、文学史写作观念的更新。随着各种各样新理论的不断出现 ,传统的文学经典将会重新命名 ,文学史写作也将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书写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学史——对少数民族文学融入现当代文学史的思考

重写文学史在轰轰烈烈中取得一定实绩,但也存在不足和缺憾.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长期互动的文学史实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现状逐渐将真正意义上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编撰工作推向前台,探讨少数民族文学融入文学史框架的可行性途径,强调评价少数民族文学的合理性有效性尺度与标准,对最终抵达浑然汇通的多民族文学史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华民族文学史观

中华民族文学史观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转型升级,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顺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意志和时代话语主潮。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阈限、中华民族文学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国家政治、对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化认知的纠偏、回应重写文学史与经典入史及提升中华文学整体品质与彰显中华文学性格,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史观的发生逻辑。采用世界眼光与多学科交叉视野、开展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对话与互动、践行丰富的文学实践与形成厚实的研究案例,成为建设中国式民族文学史观的主要路径。     

当代文学史写作:方法、可能与限度--以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成果,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独立的学术品格.但它作为"历史中间物"也有着缺陷和不足在叙史过程中,"当代文学"的内涵从"话语形成"到"自然时空"的转换,使其"下编"止于浮泛评述;以"一体化"的实现和解体作为叙史情节结构和文学史观,既显示出史识的洞见,又对复杂的文学情境造成了一定的遮蔽.     

文学史的"重写"与教科书的"新编"--评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是文学史"重写"与教科书"新编"在世纪之交的一大收获.它全面落实了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构架为代表的新的文学史观和系统研究范型;鲜明体现了"现代文学必将被逐步经典化"的历史意识;同时又切于教学实践是一部难得的文学史教科书.     

“别立新宗”的实验与探求——评《重叠的镜像：文学史理论与实践》

贾振勇先生的专著《重叠的镜像:文学史理论与实践》,是著者近年来围绕“重写文学史”这一核心命题,以具有先锋色彩的文学史观、理论思维、话语系统,对现代中国文学史及其研究的诸多问题进行的深度思考与探讨。自觉的学科重构意识作为人文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从建国之初创立至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从文学史观、价值规范到框架结构、话语方式的诸多命题都遭到了一些青年学者“后现代”式的理论颠覆与解构。但一番狂轰乱炸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究竟应重构什么性质、何种样态的学科意识,长于颠覆的先锋学者并没有给出一个新颖独到的学科构想。著…     

多民族文学:文学史的边界与转向

文学史与其书写对象间的互生性,决定着文学史并非独立而自主的话语生产。作为多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美学话语生产,需要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文体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学史,需要凝聚社会共识、强化文化自信、表述国家认同、参与公共性问题的文学史。由于受制于西方话语和主流话语形构的两套贬抑机制以及多民族文学内部现象的复杂与深度,中国文学史至今仍难以有效表述多元共生的文学事实。在"文明崛起"的整体论框架重建民族性、中华性与世界性交融的多民族文学价值评价体系,是多民族文学史得以践行的根本。     

修改和重写：当代左翼语境中的话语重构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文学文本的修改和重写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与文化现象。与传统的文学文本修改和重写相比较,当代文学中的作品修改和重写尽管涉及艺术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当代革命政治意识形态通过文本的修改和重写实现了文学话语的清理和重构。     

文学史写作的反思与重构——论宇文所安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其研究中深刻反思了过去的文学史写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分朝界代式的文学时期划分，“从后往前读”的线性解读方式，以名家名作的评介取代文学史全貌，以先行观念决定原始材料的取舍，等等。针对这些弊病，他也做了重写文学史的尝试：将文学文本还原到“话语体系”中考察，在历史的流变中考察文学文本的接受情况，将文学文本视为一个充满不定性的历史生成物。     

文学史书写视域下的朦胧诗经--以洪子诚四本文学史著作为中心

文学史作为朦胧诗研究重要场域,在其书写过程中对朦胧诗的经典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朦胧诗文学史书写的缺席到文学谱系的建立,历史轮廓的勾勒和细节史实的阐述以及各种思潮文化影响下的流动,朦胧诗与文学史互为因果,共同参与和完成了其经典化的建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