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     

民众对核电综合风险认知的成本量化研究

为解决民众核电风险认知对其核电可接受的影响的量化问题,文章对不同地区的600多人进行问卷调查。在研究民众传统核电事故风险认知的同时,基于核电建设的大规模土地使用,添加民众对核电建设土地占用风险的认知。通过熵权法对民众的核电事故风险认知、核电建设的土地占用风险认知进行权重确定,求出综合风险认知以此量化核电建设中民众对这两种风险认知造成的成本。研究结果表明,民众的核电事故风险认知、核电建设土地占用风险的认知对其态度影响不仅是显著的,而且综合风险认知对民众核电站建设的接受态度的影响也是显著的,随着民众对核电综合风险认知的增加,民众对核电站建设的支持度会越来越低,造成的综合风险认知成本也会越来越高。     

我国核电应对邻避效应的路径选择

公众接受性是发展核电的重要影响因素,如何获得公众的广泛理解和必要支持,是核电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近年来,世界和我国的核电邻避事件日益增多,严重影响到核电能源战略的布局实施,而公众沟通是化解核电邻避效应的重要工作。当前,我国核电公众沟通的重点在于:理性辩论针对核电的质疑;核能科普需要科学家走出象牙塔和公众走进核电厂;信息公开要掀开核科技的神秘面纱;在区分核电邻避效应中涉及的公众利益与公共利益差别的基础上,构建利益协调与公众参与的有效机制。     

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议程设置与推进路径——基于多源流理论模型视角的分析

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提出经历了漫长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运用文献梳理法和综合分析法,基于多源流理论模型的视角分析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与推进路径。研究发现：宅基地的产权模糊、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市场机制缺失、法律制度不完善、土地纠纷解决机制不成熟构成问题源流;政策共同体的政策建议、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地方改革试点的示范作用构成政策源流;民众意愿的诉求、利益相关者的推动和农地“三权分置”政策的“外溢效应”构成政治源流。三条源流经由政策企业家的结合,有机交汇打开“政策之窗”,使宅基地“三权分置”被提上政策议程。研究表明,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是三源流耦合开启“政策之窗”的必然结果。其后续的顺利推进需要科学设定宅基地“三权”的归属与权能配置、充分激活宅基地使用权市场配置的政策授权,加快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风险联动防控机制。     

风险社会形成机制研究

风险形成是大型资本流氓化与民众自反性人格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层根源于民众行为逻辑的自反性、异变性;退化的纠错机制、虚假的社会意识、深度的价值虚无耦合成为风险社会的根源。民众在风险感知中对偶然性的非理性屏蔽构成社会心理框架效应,在舆论的踩猫效应、否定性放大效应中,民众理性分析信息的能力下降,逆向选择加剧。     

风险社会形成机制研究

风险形成是大型资本流氓化与民众自反性人格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层根源于民众行为逻辑的自反性、异变性;退化的纠错机制、虚假的社会意识、深度的价值虚无耦合成为风险社会的根源。民众在风险感知中对偶然性的非理性屏蔽构成社会心理框架效应,在舆论的踩猫效应、否定性放大效应中,民众理性分析信息的能力下降,逆向选择加剧。     

舆情治理视域下社交网络中的信息茧房现象与破茧之道

社交网络的兴起使得人类社会重归部落化，社群化生存是现代人的生存方式。相较于算法推送形成的信息茧房，社交网络中的信息茧房更能决定民众的信息结构、信息质量和价值立场，社群成为民众获取外部资讯的第一媒介和中介，其塑造的回音室效应使得社群群内同质性和群际异质性双向增强，产生的信念回响效应增强了虚拟群体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本文分析了职业、性别和网络世代三个最为典型的舆情遮蔽，认为“后真相时代”建构“后共识”更为重要，“破壁”和“出圈”、构建情感按摩机制、重构社会对话秩序和重建群际认同是未来舆情治理的重要路线图。     

中国区域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借鉴“绿色悖论”理论,利用中国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来检验我国区域环境规制是否存在碳排放“绿色悖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省区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呈现加强的趋势,60％左右的省区体现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碳排放特征;以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工业SO2去除率、污染排放综合指数的逆指数为代表的三个环境规制变量均表现出明显的“绿色悖论”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三个环境规制变量的“绿色悖论”效应存在空间溢出;人口规模和人均GDP 对碳排放起推动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具有较好的碳减排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我国核电技术的能力演进与追赶路径

我国发展第三代核电技术面临着技术先进性与适应性的协调问题。从我国核电技术能力的演进历程和经典Rothwell创新理论视野来看,我国第一至三代核电技术采取不同追赶路径与Rothwell第一至第五代创新模式具有一定的匹配性。目前我国核电技术追赶,需要抓住AP1000核电技术跨越式切入点,加快研发出三代的衍生产品;同时,政府通过引导系统集成网络创新、建立产品开发平台,积累自主创新的技术能力。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核电接受度模型研究

核电技术作为一种争议性的技术,具有利益和风险并存的特点,因此,核电技术的顺利发展需要以民众的接受度为基础,并且对计划行为理论(TPB)进行改造,对核电接受度模型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研究表明:信任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行为意愿的影响都很显著,其中信任度的影响度最高.民众对核电技术的利益感知和风险感知均能显著影响民众的信任度和行为意愿,但对于风险的谨慎要远胜于其对于利益的期望.     

政府回应性及其提升途径研究

有效增强政府回应性，不仅是扩大民众参与程度，也是加快政府体制改革、提高政府权威的主要问题。政府回应机制由政府、参与途径和民众三方面构成，而政府回应性的缺失也主要表现在这三方面。因此，要提升政府回应性，也必须从政府主体建设、参与和回应平台建设、民众客体建设这三方面加快速度。     

代际共居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

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将老年人个体经济行为嵌入家庭代际关系中,构建一个“代际共居—家庭代际关系—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机制,并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运用IV Probit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值得分匹配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代际共居能显著提高老年人劳动供给;代际共居的不同细分维度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效应值存在差异,其中与经济不独立子女同住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效应值最大;家庭代际关系在代际共居与老年人劳动供给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其中代际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对老年人劳动供给产生“促进效应”,代际照料支持对老年人劳动供给产生“挤出效应”。     

论我国核能开发利用的基本阶段、重点领域和安全保障

以核电为主导全面开发利用核能的基本阶段及相应的主导技术大致包括: 2020年以前,多数核电站采用第二代大型压水堆核电技术,新建核电机组全部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2021—2030年,加快第四代核电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进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快中子堆及其核增殖技术达到商业化应用,核电技术实现革命性提升;2031—2050年,大规模推广应用第四代核电技术,实现核燃料越烧越多的“核增殖”目标,核能产业成为高效益、大规模、微污染甚至零污染的支柱性能源产业;2050年以后,商业化开发利用核聚变能并过渡到大规模开发利用氢能为主的能源时代。当前和今后核能开发的战略重点主要是发展核电、核燃料后处理、核供热、先进核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核装备制造等产业,形成先进而健全的核工业体系。核能开发最主要的安全保障是提高核安全科学技术水平,第三代核电站的安全系数比第二代反应堆高出了一个数量级即10-100倍,第四代核电技术则使核工业成为近乎没有最终废料的清洁行业,核电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现核临界事故;其次是制定严格的核安全法律、法规、标准等规范体系,提高全社会的核应急能力。     

民间“社”组织的韧性生存研究——基于晋南村落的田野观察

“社”组织是一种以血缘、地缘和信仰为媒介的村落社会组织形式,是基于民众日常交往、习惯及共同利益、需求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和互动性的人群共同体,是民众围绕村落礼俗事务与公共事务展开自我管理与服务的单元。通过对晋南“社”组织的经验观察发现,“社”组织是历史与现实互动的反映,具有较强的韧性,表现出形式多样的实践样态：信仰主导型、家族主导型、地缘主导型和复合型。进而阐明“社”组织韧性生存的内在逻辑,包括乡土性、实践性和互补性三个方面,这是“社”组织能够在村落中长久保持良性运行的关键。在现代化进程下,“社”组织作为村落礼俗治理的核心纽带,在建构乡土社会秩序、补充和完善村落治理体系等方面发挥作用,成为村落治理格局中的重要一环。     

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青年学生的核电知识水平及对核电态度的影响

本文首先回顾了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据此框架总结核电知识与核电态度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问卷调查法和焦点小组访谈法,探讨青年大学生的核电知识水平及其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本文认为,大学生的核电知识水平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客观知识反映了大学生关于核电实际的知识储备,主观知识则是大学生对自身对于核电了解程度的自我评估。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关于核电的客观知识水平和主观知识水平均偏低,且二者的匹配度不高;获取核电知识主动性越高的大学生,其主观知识水平越高;提高大学生关于核电的客观知识水平和主观知识水平均有助于提升他们对于人类使用核电、我国发展核电和家乡建设核电站三个层面的核电接受度;大学生关于核电的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水平与他们对于人类使用核电、我国发展核电和家乡建设核电站三个层面的核电接受度均表现出正相关关系,且客观知识水平与对于我国发展核电的接受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强于主观知识水平。     

舆情研究与民意研究的差异性

舆情研究与民意研究的主要差别有三点,即前者在研究“社情民意”时,其研究对象更为宽泛;前者在研究“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时,着重研究民众的社会政治心理活动,着眼于调查和分析普通民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各种具体问题,显得更加专门化;前者与舆情信息工作直接和密切结合,形成了舆情信息工作的重要理论支撑。文章强调指出,舆情研究的许多新发展有其客观的社会背景,它丰富和壮大了对民众意愿尤其是民众政治意愿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与民意研究形成了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之势。     

沦陷时期东北民众社会心态剖析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日本在东北的蓄意侵略早已为民众所反感,并在危机中萌发了“忧患意识”。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事入侵东北以及随后东北三省的沦陷,使民众的社会心理逐渐发生演变。沦陷后,东北民众的社会心理主要呈现出三种表现形态:抗日心态;麻木不仁心态;奴化心态。     

我国“民族核电“创业、创新路探

发展“民族核电”是关系我国高科技战略产业、新能源自主化发展的重大问题。文章首先论述了发展“民族核电”的必要性,接着阐明了我国核电走过的创业、创新路,然后记述了我国核电自主创业之艰难,最后,探讨了我国未来核电自主化路径。     

“疫情焦虑”的关怀伦理调适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着民众的生命健康和日常生活,并让民众情绪产生一种“疫情焦虑”。在文化哲学审视下,“疫情焦虑”是对未来发展“不确定性”、主体自由“受限性”以及生命存在“虚无性”产生的心理反应。关怀伦理学具有注重“情感性、情境性和关系性”的理论品性,因此用其调适新冠肺炎“疫情焦虑”具有合理性。用关怀伦理调适“疫情焦虑”,应以“用情倾注、依境而为、整合关系”为进路来实践。     

“民众戏剧社”及其戏剧主张

“民众戏剧社”成立于1921年5月.发起人有:沈雁冰、郑振铎、陈大悲、欧阳予倩、汪仲贤、熊佛西、张静庐等十余人.他们基本由三部分人组成:一、以沈雁冰为首的文学研究会成员;二、“以欧阳予倩为首的对旧剧有研究的学者;三、以陈大悲为首,痛感文明戏的腐败而立志改革戏剧的志士.他们创办了《戏剧月刊》作为阵地.“民众戏剧社”强调戏剧的宣传作用,他们在《宣言》中指出:“萧伯纳曾说‘戏场是宣传主义的地方’,这一句虽然不能一定是,但我们至少可以说一句‘当看戏是消闲’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戏院在现代社会中,确是占着重要的地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又是一块正直无私的反射镜:一国人民程度的高低,也赤裸裸在这面大镜子里反照出来”.民众戏剧社还努力创造“中国目前所未曾有”的民众戏院.沈雁冰指出:民众戏院的目的是要使“劳工”民众得到“娱乐”、“能力”和“知识”.这种考虑到劳工的娱乐、能力和知识的为人生戏剧主张,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