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言词原则与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现代诉讼制度要求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以便于查明案件事实,而直接言词原则要求刑事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我国相关刑事立法与司法实务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在刑事审判实务中检察机关提供证人证言笔录成为证人作证的常态;在刑事立法上建立有效的证人作证传唤制度、完善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强制性措施和制裁条款的规定等成为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建构

在整个民事诉讼活动中,证据自始至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官只有借助于证据,才可以正确查明案件事实、确保案件公正、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但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极为低下,严重制约了证人作证制度效果的发挥。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因此,若要充分发挥证人证言在诉讼中应有的证据功能,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势在必行。     

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之探讨

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作伪证的现象比比皆是，已严重降低了证人证言这一证据形式的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从现行立法的缺陷方面进行分析，并结合对世界上有关国家和地区矗人作证制度的比较，来探讨现有法律框架体系中如何完善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的有关规定，可以为“拯救”证人证言这一不可或缺的证据形式做出一定努力。     

略论证人拒绝作证的成因与对策

在三大诉讼中,证人和证人证言对查清案件具有特殊的价值和功能。但在法律实践中,由于历史、社会和制度不完善等诸多原因,导致证人拒绝作证是常态,而证人作证,尤其是出庭作证成例外。证人拒绝作证有时会导致整个诉讼制度无法运作,法律正义无法实现,但有时强迫证人作证则同样会失去公平。因此,有必要在借鉴国外有关证人作证立法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相应的法律,从法律制度上防范证人拒绝作证。     

刑事关键证人出庭的相关配套措施

刑事关键证人出庭作证需要相关的配套措施,包括明确通知刑事关键证人出庭作证的责任主体;推广屏蔽作证制度,证人通过物理屏蔽或者双向视屏传输技术等方式作证,以保障证人敢于出庭、愿意出庭;建立健全证人拒绝到庭,向法庭提供证言的责任追究制度。只有从多角度、全方位构建保障证人能够于庭审之日到庭的制度,才能保障刑事关键证人顺利出庭、安全作证。     

完善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的几点思考

证人证言在整个民事诉讼过程中发挥着很大的证据作用,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证人不愿出庭作证,或者作伪证、矛盾作证的现象普遍存在。本文分析了上述现象的形成原因,参照外国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制度的相关规定,主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从证人的权利与义务两方面入手,完善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刍议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

证人拒不作证特别是拒不出庭作证,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为切实解决证人拒绝作证的问题,使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公民作证权利义务的规定得到实施,保障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顺利进行,提高办案质量,亟需对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进一步完善。     

刑事证人作证方式分析及其完善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是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必然要求,然而在证人不能或不便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允许证人不出庭作证而仅在法庭之外提供证言又是及时查清、证明案件事实的需要。因此,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在实行证人出庭作证为原则的同时,又以证人不出庭作证为例外和补充。在我国现实条件下,证人不出庭作证问题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漠视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允许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必要性,会导致对证人不出庭作证采取片面、过激措施。正视证人不出庭作证现象及其存在的问题,合理规范证人不出庭作证的范围和程序,应当成为完善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评析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普遍使用的一类证据,而证人出庭率低成为影响案件质量和制约庭审功能发挥的瓶颈。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确立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通过对该项制度的理论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证人出庭作证条件较为模糊、法官自由裁量权太大、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法定正当理由不够充足、被告人近亲属出庭作证例外存有局限性、对于书面证言作为庭审证据使用的情况缺少限制机制等弊端。为此,应当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     

通过保障对质询问权实现庭审实质化——欧美对质询问权判例的考察及启示

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中国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庭审实质化是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必要组成部分。《刑事诉讼法》对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对被告人对质询问权保障的规定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3款（d）项和美国宪法第6修正案都规定了对被告人对质询问权的保障,并且在这两个地区都产生了具有指导意义的判例。欧洲人权法院对质询问权的保障经历了从“唯一、决定性规则”向“三步检验规则”的转变,美国对质询问权的保障也经历了从“可靠性标准”向“证言性陈述标准”的转变,对被告人的对质询问权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中国对质询问权的保障应当在现有关键证人作证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细化规定,坚持证人出庭作证为原则、不出庭作证为例外,并明确规定例外情形和救济措施,从时间和空间上实现对对质询问权的保障。     

英美国家的专家证据制度与我国专家证据制度的建立

专家证据是随着科技进步而广泛运用的证据形式。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制度将专家视为一种特殊证人较有特色。专家证人以鉴定结论或专家意见等多种形式向法庭提供证据 ,强调专家证人的公正性、独立性 ,通过交叉询问进行审查。而我国专家证据仅有鉴定结论一种形式 ,既不科学 ,又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借鉴英美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建立我国以鉴定结论为主、以专家证言为补充的专家证据制度势在必行     

远程作证制度研究

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证人远程作证成为可能,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查明案情,提高审判效率,实现诉讼结果的正当性,维护司法公正。只有在制度的保障下,远程作证的价值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证人远程作证的制度规范应包含四个方面内容:远程作证的申请阶段,明确可申请远程作证的各项情形;远程作证前的准备阶段,提供程序及制度保障;正式庭审阶段,明确远程作证的具体流程及各方职责;签字确认阶段,确保资料完备,存档备查。     

论我国刑事书面证言的庭审运用与刑事诉讼价值

刑事书面证言代替证人出庭而在庭审中运用，这为我国立法所允许。但我国对其缺少规制，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滥用。本文主要研究刑事书面证言的庭审运用对我国刑事诉讼价值的影响。首先，从诉讼公正的角度出发，文章分析了刑事书面证言对于诉讼公正价值的正面、负面影响。接着分析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刑事书面证言的庭审运角对诉讼效率的现实意义。在分析、总结利弊的基础上，对刑事书面证言是否应在庭审中使用作出了选择和取舍。     

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的再思考

证人出庭作证对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增强诉讼活动的透明度、保障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证人不出庭,特别是重要、关键证人不出庭作证,这将直接影响到刑事案件的庭审质量和审判结果。但是,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难已成为严重困扰我国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界定证人的范围,剖析证人不出庭的原因及危害,以期构建一种更加完美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论证人证言规则

两个证据规定的颁布,使得一系列旨在规范证人证言审查判断活动的证据规则得到确立。而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又对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确立了程序保障规则。由此,对证言笔录证据能力的限制、对非法证言的排除规则、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明确要求,以及对证言印证规则的接受,构成了中国证人证言规则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证人证言规则要得到有效的实施,还需要克服一些来自司法体制、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方面的困难和挑战。     

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制度辨析

当前我国有的地方出现了人大对法院司法监督的一种新形式——个案监督。本文通过对该制度的成因的探析 ,指出个案监督与实现司法公正的初衷可能产生背离 ,掌握得不好 ,甚至会干涉法院的独立审判 ,削弱司法权威。人大的司法监督权是有宪法保障的 ,但当下中国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不是更多的监督 ,而是“法院何以成为法院”[1] ,法官要成为法官——司法独立     

论鉴定程序

文章对鉴定与鉴定程序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着重论述了科学的鉴定程序应该是一种完整系统的鉴定程序,并特别指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程序和鉴定错案责任追究程序均是鉴定程序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坚持科学的鉴定程序,才能真正体现出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     

未出庭证人书面证言的规制路径分析——以218份判决的实证研究为基础

实证研究表明,未出庭证人书面证言在质证、审查和认证上存在适用困境。具体表现为未出庭证人书面证言采信率低、法院认证理由片面模糊、错误适用证据审查规则、对其是否具备证据资格认定相左。原因在于,未出庭证人提供的书面证言存在天然可信度缺陷,私主体自书证言缺乏明显可识别的标志,学术界对其可采性存在分歧,直接言词原则被过度强调而书面原则的价值被不当贬低。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趋向完善和诉讼环境发生质变的过渡阶段,规范书面证言制作、质证、审查、认定规程,增强书面证言的可信度和可采性,是激活书面证言应然证据价值,缓解书面证言高使用率和低采信率矛盾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