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门画派的艺术成就初论

唐代以来中国绘画的发展,以明代董其昌等人所言,主要有"文人画"与"非文人画"两大传统,即"利"家与"行"家.各家均按各自的传统不断演进.明代中期吴门画派的绘画创作兼容"南、北"二宗,雅俗兼俱,"利""行"相渗,形成了"画格不纯"之局面.可以说在绘画史上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呈现出"兼总条贯,揽其精微"的局面,并影响到后世的绘画创作.     

试论"海上画派"对苏州近代绘画的影响

苏州近代绘画与植根于吴越文化土壤上的"海上画派"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他们在互相交流、切磋画艺中,其思维模式、审美思想和价值取向不断趋于一致,共同的艺术理想最终使苏州近代绘画汇入了海派绘画大系之中.     

吴中昆曲发展史考论

作为吴文化的结晶，昆曲自明代经魏良辅革新后，即以苏州为中心传播到南北各地，但始终以苏昆为正宗，形成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局面。在昆曲的剧本创作和演艺方面，也以苏州派及吴中的昆班为上乘。特别是“虎丘中秋曲会”，更显示了昆曲发展中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深厚的群众基础。     

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吴文化生态保护

吴文化生成与发展有其独特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与社会制度环境。正是吴文化生态的独特性,使吴文化几千年来得以传承和进一步发展。然而,苏州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却改变了吴文化生态依存的环境,使吴文化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保护吴文化生态就要坚持文化优化这一原则,即坚持和合的基本原则。从建立"吴文化生态保护区"这一角度出发,苏州应该在政策支持、科学规划、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推广多样化保护方式、合理开发利用吴文化等方面着手对吴文化生态进行保护。     

吴文化的基本特点与当代价值

本文站在历史和时代的方位,分别从原生态、次生态和新生态的角度,全程考察了吴文化的发生、成长和发展,探索吴文化与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讨论吴文化的基本特点和当代价值.本文认为,吴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和谐文化的特性,宋代以后吴文化就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在今天苏州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的进程中,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吴文化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吴文化本身也将得到创造性的转换和发展.     

试论徐渭的"癫狂"水墨画

明代画家徐渭的水墨画具有"癫狂"的元气淋漓的创作精神,开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明清大写意文人画风.他的水墨画的"癫狂"表现在四个方面:将诗文、书法与绘画相贯通;造形笔法草草,不求工整,形象变化无常;线条奔放酣畅,笔意连贯,生动形象;用墨洒脱淋漓,在墨色中渲染情感.     

魏阙江湖:中晚明"布衣权"的可能及其文学史意义——以布衣山人与朝中官员的关系为视角

"布衣权"的兴起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显著现象.表现在文学领域,即在权力世界中被边缘化的布衣山人,尝试利用诗歌与古文书写突破阶层壁垒.布衣书写的文体选择,既是对权力世界的被动适应,也是对利用有限资源实现阶层流动的尝试.自阶层关系而言,"布衣权"的可能在于,布衣在同官员的资源交换与利益制衡中换取文名.特定的制度环境及权力与文...     

浅论明代苏州在野文人风气的演变

苏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向以士风清嘉、人文荟萃而名冠全国。明归有光说:“吴为人材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吴地人物“少好学;博学善属文;笃学业,博涉群书”等类似记载不绝于史书,文人在吴文化的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目前对吴地文人的研究,多侧重于士大夫、官缙阶层,对在野文人则极少予以关注。有感于此,本文拟就明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对苏州在野文人风气的演变作一番大致的透视。     

重估明代学术价值建构"明学"研究新体系--从竟陵派"学殖浅陋"谈起

明代的理学、经学、史学、佛学、地理学、天文历算学等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应正视明人之学,重估明代学术的价值,确立新的研究思路,使之成为与"汉学"、"宋学"、"清学"并立的一门学问.在建构"明学"研究新体系上,应重新认识阳明心学在明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避免使之成为明代学术的代名词;不以清人的学术标准来衡量明代学术,学术史研究不应成为简单的"表章某某,罢黜某某";反思20世纪的明代学术研究史,在继承传统之上,努力突破旧的研究范式;在中国学术史大背景下,重新考察明代学术的发展流变历史,编著能较全面反映一代学术风貌的学术史论著.     

明代中叶的"清明上河图"——陈铎《滑稽余韵》、《秋碧轩稿》散曲集探析

陈铎是明代中叶散曲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大家,他开拓了明散曲的另一个新视野:关注市井人物及市井风俗。在他的《滑稽余韵》和《秋碧轩稿》两部散曲集中,第一次将手工业者、工商业者、市民阶层等众多底层人物展现于世人面前,可谓是一幅明代中叶的"清明上河图"。试将其分为行业系列、职业系列和绘世系列分别加以分析阐述。     

沈周的晚年阅读与诗论——以诗话《吟窗小会》为例

《吟窗小会》是沈周晚年在阅读《瀛奎律髓》等书时所作的诗话,集中体现了沈周追求"自然"的诗学思想,亦为我们提供了沈周阅读、书画创作之背景,是研究沈周及明代吴中文坛的重要材料。     

《濂溪志》版本述略

周敦颐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承上启下,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以收集整理周子作品、传、表、族谱、世系、祠堂、书院及后儒论断、吟咏之作为主要内容的濂溪志,是研究周子的宝贵材料。目前国内现存的濂溪志版本共有八种,即：明代胥从化版《濂溪志》十卷、明代李桢版《濂溪志》九卷、明代周沈珂、周之翰版《周元公世系遗芳集》五卷、明代李嵊慈版《濂溪志》十三卷、清代吴大镕版《周公濂溪周夫子志》十六卷、清代周诰版《濂溪志》七卷、清代周诰版《濂溪遗芳集》二卷和清代彭玉麟版《希贤录》二卷。     

论宦官在明初参与西北茶马贸易活动中的作用

宦官在明初西北茶马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洪武八年明太祖遣内使赵成往西番市马,到洪武二十五年,司礼太监庆童和尚膳太监而聂到陕西河州、必里卫等卫市马,宦官被委以重任。由于洪武朝皇权力量强大、制度健全,宦官皆能奉公行事,且有政绩,并延续永乐、宣德时期。与英宗以后宦官大量参与茶马走私、专权干政相比,宦官在明初茶马贸易中取得的巨大成效,对于加强明王朝与西北藏区经济文化联系,维护西北边疆稳定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略论明清时期的考据学思潮

明中叶学术界兴起的考证之学,迤逦发展至清代乾嘉时期而蔚为大国。这期间经历两个阶段:(1)从求博到求真。明代考证学以博奥夸耀于世,实事求是之意不足,而哗众取宠之心有余。入清以后,学者鄙弃明人治学的浮嚣之气,考证之学转向求真。(2)从求古到求是。清代乾嘉时期的学术,有吴派和皖派之分,吴派稍早于皖派,其学标榜“求古”,唯汉是从。皖派不以为然,治学主张“实事求是”。清代学术的思想理论性不如宋明之理学,但亦自有其特色。本文重点分析了戴震“以情情”的思想意义,以及“由词通其道”的治学方法,同时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方法论作了分析与检讨。     

论清初通俗小说“四大奇书”评点本刊刻的意义

清初南京周氏醉阱堂与李渔芥子园合作并先后刊刻通俗小说“四大奇书”评点本,首次以出版物形式将明末散在性提出的“四大奇书”以系列丛书付诸刊刻,真正推动“四大奇书”小说文本的定型和各自所代表的小说流派形成,最终促进中国古典通俗小说评点“金圣叹一派”的形成。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四大奇书”系列评点和刊刻是明清易代之际文人“发愤立言”的工具,其评点已超出以往文学评点与阅读的范畴,而具有政治与社会批判的现实意义。     

中国历代吴康斋研究综述(1460-2010)

明代学者多从光明人格和学术地位的视角对吴康斋进行评价,如晚明最后大儒刘宗周赞康斋"独得圣贤之心精"、"醇乎醇云",奠定康斋在明代思想史中重要地位;清代学者多从教化层面评价康斋,如《四库总目提要》编者认为康斋开出余干和新会两大学派,雷鋐以"百世师"赞其教化,指出康斋对明代教育风气净化的开先作用;近现代内地学者多从明代心学史的早期启蒙地位评价康斋,如蒙培元认为康斋是明代心学的直接发端者,唐宇元突出康斋对王学产生的催生作用,步近智、张安奇肯定其对明代朱学到心学转变的促进意义;海外学者对吴康斋在明代学术史的学术地位评价颇高,如钟彩钧认为康斋是明代理学的开山人物。综观550来历代学者对吴康斋著作的研究,认为他具有开明代学术风气之先的重要地位,其对心学的体悟和践履开启明代心学之澜。     

土家族古傩索源

土家族古傩具有悠久的历史.商周傩仪是傩的早期形态,土家族虎图腾之傩公、傩娘与商周傩仪之方相氏率百隶索室驱疫一脉相承,表现出土家傩祭演唱的作用.王母、梅常、巴虎同样以罗神娘娘、罗神公公出现于傩祭之中,其巴虎则为於菟,汉时,虎危害生灵,"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之事".巴虎、楚乌同引为傩祭演唱中的面具,以黄金四目之虎的形象和虎座飞鸟表现出土家族傩祭演唱的神密,致使虎图腾一辈辈衍展.     

论周敦颐的“诚”——兼与《中庸》比较

“诚”是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家的重要概念。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在他的学说中,尤其在《通书》中,对“诚”多有论及。《中庸》是先秦儒家学派中弘道派的代表作,其中有多处对“诚”的系统论述。从中可以看出《通书》与《中庸》在内容和思想上的承继关系。讨论周敦颐的诚,可以增强我们现代人对诚信的理解。     

《环翠堂园景图》与晚明文化人格

钱贡的《环翠堂园景图》表现明代戏曲家汪廷讷的园林生活,为明代官员乡间生活提供了图像资料,非常珍贵。此图既反映了吴派高士园林图与商业文化结盟走向名士风流的文化取向,又与董其昌、陈继儒捍卫山林高士独立人格的草堂精神有别,是明末官员家园意识的另一维度。     

《越绝书》作者考辨

宋代以后,《越绝书》作者为子贡(或子胥)的传统说法得到了质疑,明代杨慎用析隐语法定为东汉袁康、吴平,清钦定《四库全书》袭杨慎之说,似乎成为定论,但质疑之声不绝。我以为,《篇叙外传记》的最后一段所谓的隐语文字可能是宋代以后文人所加,《越绝书》“成非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