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泸夷”地区民族关系的演进

宋代“泸夷”地区民族关系的演进刘复生今四川泸州至宜宾以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宋代主要包括在泸州羁糜州的范围之内，《宋史纪事本末》称之为“泸夷”，即“泸州夷人”或“泸南夷人”之省。除北边与内地州县接壤外，“泸夷”的其它三面均与...     

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的民族成分

一、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 宋代“泸夷”即宋代“泸州夷人”之简称,它不是单一的民族称谓,而是指在宋代泸州及羁縻州活动的少数民族的总称。其地域大致相当于今泸州市(包括属县)及部分宜宾地区、滇东北角部分地区、黔西北部分地区。北宋政和年间,原隶属泸州的淯井监升建为长宁军(治今长宁县境内),辖区即原属泸州的很大部分羁縻州地。在宋代“泸夷”中,除乌蛮     

“泸县宋墓”墓主寻踪--从晋到宋：川南社会与民族关系的变化

汉晋以来,川南这一多民族聚居区的民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秦汉的开拓,晋代的“獠人入蜀”,以及晋唐间的“獠乱”,唐宋“乌蛮”的北上,都表现出了这一地区历史演变和民族关系的复杂与多样性,甚至成为汉文化考古上的“空白”。以宋代而言,北宋朝与“泸夷”之间发生多次冲突,戎泸地区乌蛮北上,一度抵达长江南岸。夷汉之间的交流明显增多,民族融合加剧,泸南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朝廷不断加强这一地区的统治力量,泸州成为一路的政治军事中心,“权任益重”,甚至与成都分庭抗礼。大量人口移居此地,户数“猛涨”,成为泸州宋墓的主人。     

宋代泸属羁縻州部族及其社会文化再探

本文在刘复生《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的民族成分》等文基础上,对宋代泸州所领羁縻州的州数、州名、獠人群落分布,以及獠人、乌蛮、羿子等族的社会、经济、文化面貌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和补充论证。     

忠义之气：张齐贤对宋初儒学政治文化的构建及其政治实践

宋初倡导“名节”的思想在张齐贤那里得到了明确的贯彻。他宣讲的“忠义”观念成为宋代政治文化的核心规范意识。“忠义”作为一种思想规范对相当广泛的社会层面产生着约束力，成为传统社会士大夫阶层共同的心理定式，使之由过去对功名的孜孜追求，转向道德精神的弘扬。北宋立国之后，“忠义”作为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政治道德的主体形态，在新的时代情境中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张齐贤的政治治理思想，体现在地方治理和对外谋略两个方面，而在此两个方面他都践履了自己所倡行的“忠义”理念。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角色

宋代"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使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从根本上取得了一致,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入仕参政的积极性,强化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角色意识。然而由于宋代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冗官闲官增多,加之有宋一代反复起落的党争,所以在宋代,通过政治权力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士大夫并不多,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为政的同时,又对学术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许多人是亦政亦文亦学术,人生实践与社会角色呈现出多维的态势。宋代之所以能成为"郁郁乎文哉"的文化繁盛时代,与宋代士大夫这种多维的社会角色是密不可分的。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与“中国式”国家治理

“大一统”作为一个术语出现,肇始于《春秋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董仲舒以改正朔为契机,通过“大一统”理论重塑政治的合法性、重组儒学的价值观、重构社会秩序,不仅论证了汉帝国的受天命承正统,还逐渐使儒家的道德律令成为国家与民众认可的“礼仪标识”,促成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为后世开创了治国理政的典范。从“夷夏之辨”到“夷夏若一”,公羊经师根据时代之变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损益阐释,而王朝的更迭则使“大一统”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并不断拓展到了信仰世界、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等领域,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整合。这既保证了中国的持续一统,亦体现了“和而不同”“华夷一统”“多元一体”等治理特点。     

信与疑：宋代士大夫的术数态度

宋代术数异常兴盛,朝廷虽对其严加管控,然士大夫和术士仍过从甚密。宋代士大夫对待术数的态度,不能从历史文本简单以信与疑而论断,必须考虑文本背后的历史语境、政治因素及文化传统,而且要以布罗代尔“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来考镜,方能厘清宋代士大夫对术数“信欤”、“疑乎”及“非信非疑”等多维度的态度。     

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随着时代变迁，宋朝社会隐现着激进思潮，君主神圣的观念有所减弱。历史营造出相对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产生了与皇帝共天下的士大夫政治。广大士大夫为维护政治稳定和自身利益，比以往更多地体现出历史责任感和自尊。他们敢于激烈地抨击皇帝，公开抵制皇帝的不当旨令，利用神权和史官之权制约皇帝，并强化对皇帝的儒家思想教育。从而限制着皇权膨胀，并在许多情况下取得成功。宋代没有出现暴君，古代文化“造极”于宋代，这与士大夫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宋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苏轼诗歌说开去

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高涨,尤以政局稳定、文化承平的北宋中后期为最。折射在诗歌中,即是诗中突出的自我意识。在宋诗代表人物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笔下,诗中之“我”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自我意识最强者当推苏轼。苏轼在诗歌世界中的自我构建所彰显出的自我意识之强,超乎当时后世的诸多诗人,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苏轼自我意识高扬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他的诗歌文本中有大量标识自我身份的自称。诗歌自称是诗人“自我”在诗歌中的审美投射,在苏轼诗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一致的情况下,苏轼作为性格丰富的地方官长和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所彰显的自我意识;二是苏轼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不一致的情况下,诗人对理想“自我”的构建、追寻、回归与超越。宋代以号自称的文化潮流,表现出士大夫以第三人称的“他者”视野完成自我的检视,从而追求社会的认同。与欧阳修、惠洪、杨万里、陆游等其他士大夫相比,苏轼在自我检视中有着深刻的反省意识,这在宋代士大夫身上是十分罕见的。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从党的先进性视角解析苏共亡党教训

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没有按照党的先进性来建设党 ,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 ,削弱乃至丧失了执政的能力 ,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也葬送了党的自身。从党的先进性视角 ,解析苏共亡党的深刻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