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法治化：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与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法治轨道上开展社会治理有利于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社会治理法治化承续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秉持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实践的经验总结,反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遵循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道路指引。本质上讲,社会治理法治化是以良法善治为价值起点,追求公平正义和人民至上,并付诸制度建设实践。新发展阶段下,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确保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依法完善社会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规范体系,发挥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作用,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实践中接续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法治体系与方略

在新时代新征程建设法治中国和美丽中国的宏阔背景下，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对于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基础性保障功能和战略性支撑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结合的生态良法善治，蕴含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和谐发展价值追求，创造了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法治文明珠联璧合效应的人类生态法治文明新形态。用法治来引领、规范和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其总目标和总抓手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框架下构建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完备法治规范体系、高效法治实施体系、严密法治监督体系和有力法治保障体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法治体系构建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目前虽已取得显著成就，但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诸如生态环境立法的体系性、完备性不足，且与宪法和其他部门法以及党内生态文明法规之间的协调性不够；生态环境执法体系尚未达到良性高效的建设目标，生态环境司法体系尚未真正形成理性系统的“绿色司法”制度体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中央督察与省级督察两级工作衔接机制不畅、国家监督...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演进历程、鲜明特征及现实启示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产生和发展于党领导人民推进我国法治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命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并善于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文本中进行论述。从党的十二大至二十大报告文本关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其演进历程经历了法制建设阶段、由法制向法治转型阶段、深化法治建设阶段和全面依法治国阶段,这其中蕴含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即鲜明的问题导向性、突出的创新发展性、显著的科学理论性和深邃的历史继承性。纵观其演进历程和鲜明特征,可以得出如下启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这些启示为新时代新征程持续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经验参照和实践遵循。     

论行政法治建设与地方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行政法治与地方政府治理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性,行政法治建设不仅有利于促进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合法、公正、高效地履行法定职权,而且有利于有效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然而,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实践来看,行政法治建设不足导致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受到了严重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地方行政法治建设,通过优化地方行政立法、落实职权法定原则、推进公正执法、强化依法治理的责任观念以及完善行政复议机制等措施,不断提高地方政府依法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推进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图谱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是依法而为的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体现为法治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意味着法治能力,相应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表现为法治体系和法治能力的现代化。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新时期,国家治理之法治图谱的描绘必然能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中国建设

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中国建设都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目标和新任务,正确理解和把握二者的关系,对于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完成至关重要。文章从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个向度出发,进而提出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并进一步论述法治中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走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域观经济逻辑与实践路径

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实践证明,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具有多元性、过程具有动态性,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需要依托不同的理论范式。西方的现代化实践证明,其理论范式在价值导向、前提假定、理论逻辑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缺陷,而域观范式的现代化理论是以经济理性、制度文化和技术距离为底层逻辑,以要素禀赋、能力结构、产业基础、区位特征、市场状况和制度创新为域境条件。基于域观范式的现代化理论逻辑是对多元世界本体和异质性经济体价值认知的回归,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范式的超越。从域观范式现代化理论出发,经济理性、制度文化和技术距离从质性层面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个性,域境条件设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必然性。历史实践证明,基于域观范式的现代化理论不仅具有投射发展历程的现实解释力,更具有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未来实践的指导力。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理念与民法典规范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理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诠释了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民法典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体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驾护航。民法典规范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中国特色,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强化了价值引领。民法典规范通过民事权益类型化完成了对民事主体私权益的系统构建,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善了私权体系。民法典规范通过修改关于物权与合同的大量法律条文,鼓励市场交易,维护交易安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了有效的交易秩序。民法典规范通过新增或者完善诸多民事法律制度,促进民事立法体系化与科学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支撑。      

治理术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属于治理理论中的治理术范畴。治理术包括政府理性、“如何”执政和政府的“艺术”三个方面,其核心是法治理性和善治理性。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治理主体以法治思维和善治思维运用治理机制和治理工具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点,在于政府行使国家权力时,慎用专断性权力并善用建制性权力。这是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国家治理转型与法治现代化的平衡和调适——以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时期为中心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现代国家治理的最主要特征在于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全面实行法治,法治是国家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也是我国国家治理持续转型的过程,并伴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在法治建设中,法律的制定不能被忽视,其是法治的基础和内核,决定着法治的发展和走向,进而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决定性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深入推进阶段,特殊的社会转型背景使法治建设意义更加凸显,法律制定的功能转变为不仅要为经济建设提供制度规范,还要为依法治国奠定良好的法制基础,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体现为法治为改革提供法律保障。充分认识和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了解所制定的法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改革开放历程的规律,就能够明晰改革来时的路和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及未来面向。     

善治视阈下中国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研究

追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在善治视阈下,要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探寻影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因素,找准改革的着力点,加强顶层设计,建设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以此来构建民主法治、公正廉洁的国家治理体系。     

论民主法治框架下的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政治活动中,现代国家逐渐形成了日益复杂的治理结构和制度体系,政府治理体系的内涵和形式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延展。民主与法治作为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权源价值和目标保障,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政府治理文明提供了基本方式和路径选择。新形势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改革需要形成法治政府、市场经济、社会三者相互约束和支撑的合作治理框架,以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体理论与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从理念、目标到理论逻辑、实践路径都有创新和进步,丰富提升了人类的现代化理论,其重要经验之一是十分重视共同体价值与共同体建设。中国式“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与共同体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卓越理念,以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创造性地在现代化实践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国家与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形成面向未来的、有利于克服现代性危机的现代化道路。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体逻辑。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以复合性治理凸显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复合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的创新与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是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中国方案，释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了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走出了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新路。现代化道路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呈现多样性，探索符合自身国情和客观实际的现代化道路是各国的重要课题。日本是“后发赶超型现代化”的典型，也是陷入“赶超后困境”的实例；中东国家很早就开始探寻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至今却依然面临物质生产、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困境；拉美国家获得独立后随即开启现代化历程，时至今日却仍处于过渡阶段，未能成功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理论迷信，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模式，虽源于中国，却属于世界，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启发。2023年3月15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学术研讨会，十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意涵和世界意义展开深入交流，会后本刊组织其中六位专家撰稿，以推动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走向深入。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我党对政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国家治理历来是摆在执政者面前的重大问题,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是新时期法治建设的中心,是对实现法治的主体提出的要求,对实现法治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     

宪法福利学：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目标

2021年是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新时代元年。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制度建设、现代社会福利共识、科学精准疫情防控、重塑国家形象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等，需要共同聚焦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现代宪法福利学议题应运而生。文章首次探讨宪法福利学内涵外延、主要构成要件与基本特征；界定宪法福利学、财税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范式历史发展四个阶段与时代特征；简述宪法福利学纵向研究的全球、地区、主权国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社区和个人家庭福利体系七个层次；探讨政治福利，宪法福利，立法、司法与法律福利，政府与行政福利，财税福利，公共福利，社会福利和生活化福利八大领域；探讨现代宪法福利学理论范式、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国家目标之间的社会制度逻辑，以期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宪法化福利制度与福利化宪法制度基础。     

法治理念、法学教育与法律现代化

法治理念与法律现代化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与路径,而法学教育又是确立和传播法治理念,推动和实现法律现代化的重要的基础。西方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均已充分说明,法学教育与法治理念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同时,两者又是法律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一国的法律现代化,既需要法学教育的发展与成熟,又需要法治理念的确立与传播,法学教育是孕育和传播法治理念的温床与载体,法治理念则是法学教育的核心与基础。因此,建设法治中国,必须高度重视法治理念与法学教育。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定位和实现路径——以四川省L市为例

本文以S省L市为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问题，提出市域社会治理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市域社会治理既不同于基层治理，也不同于平安建设。市域社会治理不能包罗万象，应聚焦于社会治理层面。市一级在中国行政体制中具有承上启下地位，因此市域社会治理就是将矛盾、风险控制在市域范围内，确保不外溢、不扩散。广泛的群众参与是推进社会治理顺利进行的保障，先进的科技支撑是推进社会治理顺利进行的有效条件。当前市域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是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社会治理资源不足和能力有限，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高。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不少地方社会治理的顽瘴痼疾充分暴露。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设区的市应充分运用地方立法权、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智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治理。尤其重要的是，以法治化为引领，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是一条关键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保障机制研究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对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具有重大意义。法治是国家治理的有力武器,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构建相应的法治保障机制。从目前我国市域社会治理现状出发,着重分析各地市域社会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法治保障机制,旨在为我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思路。     

东方历史文化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当代中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治理难度大;多民族且各民族多各自聚居,拥有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化;中国是一个长历史的国家,拥有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以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必然前提。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形成全新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儒家理论为主体,儒家大一统的社会秩序观,由小康而大同的理想追求和修齐治平、天下为公的社会责任意识等,以及儒家举贤任能的政治治理实践、道义经济理论、天下主义的社会建设抱负,可视为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相契合,也与当代中国现代化社会治理实践相适应。因此,思想理论界、学术界应共同努力,建构完善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以期中国现代化事业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