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产生的历史文化原因

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科举考试对历史内容的强化,使士子不得不注重议论、评述历史.中晚唐君主崇尚经史、以史为鉴的思想意识,以及用人所显示的文化导向,形成探讨历史兴亡、论辩古今盛衰的史论风尚.这些都决定了史论体咏史诗的产生.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深刻新警,善于翻案,和此时期注重新变疑古的史学思想有关.     

理学与宋代史学思想

理学与宋代史学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对自然与社会起源的探讨促使宋代学者研究古史；将天理视为现实社会的道德原则使宋代学者的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纲常伦理观念，这种观念又表现为正统意识和对《春秋》一书的重视；探讨历史问题成为探求天理的途径；对现实的关注使宋代学者普遍具有反天命和无神论的思想。     

文明的起源——宋代学者的历史哲学

文章以邵雍《皇极经世》、胡宏《皇王大纪》、罗泌《路史》、刘恕《通鉴外纪》与金履祥《资治通鉴前编》为例,大略梳理了宋代史学中的四种倾向。宋代学者带有义理意味的历史著作,近似于现代学术的历史哲学,虽与实证方法不同,但其学术作用不失于积极主动,其学术传统仍来自于久远。尤为重要的是,宋人追溯远古鸿荒时代,均以高雅的文明境界作为历史的开端,代表了古代史学传统中的一种重要趋向。     

试论唐代道教诗人吴筠的咏史组诗

吴筠的《高士咏》与《览古》诗是前代少见的咏史组诗。《高士咏》的创作目的是为了批判当时社会上的伪隐之风,对历史上的高士进行咏赞。《览古》诗则从道家哲学观、社会观的角度,对历史发展、演变作出了哲学思考,告诫士子应全身远害。吴筠的咏史组诗有其艺术特色与价值意义:具有浓厚的道家色彩;达到了人物形象塑造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现出平和冲淡与悲沉凝重两种艺术风格,并有强烈的理性色彩;标志着大型咏史组诗的出现,并对后世产生影响。     

南宋笔记的审美特质及文化成因

南宋笔记作品形态、风格呈现出与以往创作的迥异之别,叙写无关宏旨的内容,集中于日常、个人的问题,注重表现主体的心灵、人生体验与感受,凸显了文体独立的文学品性。其题材方面表现出多托往事而避近闻,主题寓意反映道德理想的特征;叙事方面,不再如历史著作那样叙述宏伟阔达的场面,而表现出淡化故事情节与背景的倾向,采用第一人称限知叙事,提供多种情节发展的可能性,叙述更具真实感;审美精神方面,文以自娱的创作倾向明显,体现出轻实用而又重情趣的审美精神。其文化成因与宋代散文创作繁荣的大气候,科学考古学、史学领域重实录又考虑道德意义的新趋向以及心性儒学思想高度发达有关。     

论朱子的《诗经》学诠释思想

朱子的《诗经》学诠释思想,体现了宋学以义理解经的特征。朱子以义理诠释《诗经》,强调它的劝惩教人作用,反对无根据的穿凿,对《诗经》作了符合经之本意的道德诠释,认为《诗》的道德教化作用来自于《诗》中所具有的义理。朱子还针对宋代《诗》学同异纷纭、争立门户而造成宋代《诗》学混乱的现象,提出要删除《诗序》,绝"以《序》解《诗》"之弊端,强调"以《诗》说《诗》",以防在解《诗》时籍阐发义理而离开《诗》之本义走的太远。     

《唐鉴》的史评特色

从编纂特点和史评特色的角度出发,揭示《唐鉴》为后世所重的原因。《唐鉴》体例简明清晰,义理晓畅,短小而精悍;史实与评论并重,史论各半,判然而分明;历史评论以儒家传统思想为标准,以义理为准绳,维护封建正统;议论修辞多样,气势恢弘,富有哲理,令人震撼、信服。这种鲜明、独特的编纂特点和史评特色是对编年体与史书评论进行的综合改造和创新,对后世影响深远,同时也确立了范祖禹的史学地位。     

从注重历史的自然之道走向强调史家的心性之理——20世纪以来欧美史学理论的转变

史学中蕴涵着核心精神,可谓史学的灵魂,在不同学者那里或是＂历史哲学＂,或作＂史学观念＂,也称＂史学思想＂,抑为＂史学理论＂。20世纪以来西方的史学理论,有着从注重历史的自然之     

略论宋代士大夫的“史学自觉”精神

明道、经世 ,这种史家最富历史责任感和时代感的主导意识 ,在宋代文人士大夫身上表现得异常浓郁和突出。他们从当时的社会情势出发 ,把关注社会现实的报国激情倾注于笔端 ,以期通过研究历史 ,思索解决社会危机、维持社会和谐与安定的途径和方案。他们在史学领域中建构的经世致用的鉴戒观 ,以道德为本位评判历史的义理观 ,有因有革的历史变易观 ,无不凸显出他们关注社会历史命运的“史学自觉”精神     

陈亮词论的内涵及其在龙川词中的反映

与传统＂诗重于词＂的文学观不同,陈亮更加注重词的创作。他推崇＂花间妙语欲无诗＂的理念,执著于词＂立意精稳,造语平熟,始不刺人眼目＂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近拍词的具体填词方式,要求词能够＂本之以方言俚语,杂之以街谭巷歌,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而卒归之曲子之律＂,在语言形式和义理贯注方面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途径,深刻体现了其词论＂立意精稳,造语平熟＂的特点。陈亮词论的内在精神与其＂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的理学思想是一致的。     

宋孝宗与文学

文学研究对宋孝宗缺乏关注,实际上他对宋代文学有着重大影响。他起用主战派发动北伐而他的诗歌以抒发昂扬的斗志为特色。他提倡读苏轼作品,使读书的范围突破了宋太祖强调的经史两部。他崇尚道学,召张栻与朱熹侍经筵讲习儒家经典,使经筵讲义走向兴盛。孝宗朝的戏剧和话本小说已经相当兴盛,而他对这些新兴的市民艺术不予关注。     

史的价值 诗的意蕴——汪元量“诗史”探微

宋末遗民汪元量的诗歌记载和反映了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被誉为"宋亡之诗史",具有"载正史之未载、补正史之不足"的史学价值。而汪元量用形象的手法反映一代之历史,其"诗史"亦具有诗的意蕴和美学价值。与杜甫"诗史"相比,汪元量的"诗史"明显带有自己所处时代和生活经历的印记。     

范式突破:张载对理学的开创之功

经学和理学是儒学的两大基本学术形态,经学自是经学,理学自是理学。唐宋之际,在儒学复兴的旗帜下,儒学经历了从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的范式革命。为研究张载对理学的开创之功,运用文献分析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在此变革中,张载不但较早讨论了太极、性与天道、义理、心、性、动、静、天理、人欲等理学重要概念,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而精辟的哲学命题,建立了包括知天之学、为圣之学、外王之学在内的完整理学体系,对理学方法论也作了全面的探索和阐述。研究表明,作为一位创新意识最强、用功最刻苦、源流最为纯正的宋明理学奠基人,张载在理学脱离经学而成为一种新儒学形态的学术变革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所创立的话语系统和不同于经学的方法论对后世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郑珍诗歌之诗史品格新解

郑珍诗歌的诗史品格已被论者注意,但多强调其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以诗纪史之功能,而忽略了其反映时代精神以及诗人的忧时之心等方面,而恰恰是后两者构成诗史品格的实质,因此有必要对其诗史品格进行重新梳理。通过梳理我们发现,郑珍的诗不仅以诗纪史,而且还对时代风貌进行了全方面的绘制,即对道光咸丰时期社会风气的转变、文化的没落等各方面都有所表现。此外,郑珍在诗中以一种琐细的方式将自己的人生历程呈现出来,反映乱世之中一个普通读书人的遭遇、挣扎与思索,将个人的命运与历史紧紧关联,使个人史成为整个社会史的缩影。     

文学与经学的交流——以汉赋为例

汉赋所处时期正是文学逐渐走向成熟、儒学传统正式奠定的时代,与当时经学相比,辞赋的政教传统与讽谏精神相对孱弱,如此辞赋文学也就深受经学之影响,其自身也不断地向政教精神靠拢,但此种文学与经学的交流最终却归于失败。     

论宋代文人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的诗文在文学接受史的长河中呈现出十分独特的形态,经历了一个由晦到显的漫长历程,在宋代才得到众多文人的推崇,他的文学地位也在此时得以确立。宋代文人对陶渊明诗文的推崇与解读揭示出文献在流传和接受过程中与时代文化精神的互动关系。     

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

《春秋》虽列于经部,实则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质。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为经的性质十分明显。从杜预至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具有经、史舍一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并无异议,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为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和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争论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     

儒学、经典与圣人之道--论北宋学者对儒、经、道关系的定位

北宋学者出于维护儒学权威、重新阐扬儒学价值的目的,对儒学进行了重新定位,对经、道关系提出了新的理解。他们的反思建立在"尊儒、宗经、崇道"的基础上,对汉代学者的儒学观提出批评。他们认为,经典之中蕴藏了"圣人之道",要把握圣道,自然离不开经典,但仅仅通经,是难以真正理解圣人之道的真谛的。因此,必须超越汉儒的方法,善知经者不求之于意言之间,而应求之于意言之外。这就决定了宋代经学的义理取向。     

道学与心性工夫论视域下的经典诠释——以吕大临思想研究为中心

如何理解北宋“道学”的核心精神,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的内容。吕大临的思想特色在于他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力图阐明儒学道德修养的心性工夫路径,从而显出道学的实践意义和话语转换,而这也恰是以往道学研究未能充分注意的内’容。因此,研究吕大临思想,对于深化和反思当代道学研究的得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古诗文教学中彰显国学精神——以中学语文教材中苏轼的诗文为例

苏轼的诗文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统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豁达通脱、疏狂不羁、乐观开朗的风格。通过苏轼的诗文学习体味国学精神，既有助于中学生古文学习，也有助于学生对经典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