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保障机制刍论

当事人诉讼权利与法院审判权的关系问题,或当事人与裁判者的关系问题是民事诉讼法或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问题。要建立适应现实社会生活条件所需求的新的民事诉讼体制,必须充分尊重和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以当事人诉讼权利为基石,实现从法院审判为中心到当事人诉讼为中心的转变。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机制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构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但主要应当从裁判者、当事者自身和程序技术规则化三个视角展开。     

我国民事立案审查程序之完善 ——基于实证的功能分析

对我国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某法院的民商事立案审查进行调研,结果显示:民事立案审查制度的实践功能与预期功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虽然不予受理的民商事案件在总受理的案件中所占比率较低,但以权力为中心的立案审查程序,反映了法院对审判利益的考虑超过了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关怀.为了平衡和制约法院的立案权力,应当立足我国现实条件,构造一个权力技术和权利技术兼容并蓄的,具有开放性的立案审查程序.     

困境与进路:年终法院立案难现象之反思

年终立案难是我国司法审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仅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和正当利益,而且影响法院"司法为民"的公正形象。破解立案难问题,一方面法院需要改变工作体制机制,制定科学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加强法官人才队伍建设。另一方面寻求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非诉机制与诉讼机制合理对接。同时,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职能。     

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处分权:人权保障的另一视角

民事诉讼处分原则是调整当事人与法院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相互关系的准则。其含义包括意思自治和权力制约,处分原则的核心是当事人享有的诉讼处分权。处分权建立在人的主体性的基础之上,处分权作为人性要求和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体现,意味着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及诉讼权利有管理和处置的自由,并通过处分权的行使约束法院审判行为。因此,适当扩大当事人处分权的范围,加强对处分权的保障,是民事诉讼程序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权保障的内在要求。     

民事诉讼请求之释明

在民事诉讼中，作为当事人利益期待的集中体现，诉讼请求构成受诉法院审判的直接对象。与此同时，诉讼请求又与诉讼标的密切相关，但诉讼标的指涉的案件实体范畴要比诉讼请求更大，涵盖了事实争点、法律关系、诉讼理由等。它以诉讼请求作为首要的识别指引并预设着法院的审判范围。由于法院主导着纠纷事实的法律适用，当事人不负担提出“适法评价”诉讼请求之义务；法院应当在当事人诉讼请求“描绘”的事实背景及其诉讼目的范围内向其释明，引导当事人提出法律评价完整、适当的诉讼请求，以便确定案件的诉讼标的。法院释明失范时应当设置一定的法律规制。     

诉讼权利保护视角下智慧法院的逻辑起点与建设路径

为回应接近正义运动和科技进步的要求,智慧法院将新兴科技手段应用于法院的审判和管理工作中,是司法智能化的产物。智慧法院的建设,不仅要在制度设计中关注诉讼效率的提高,也要重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权利作为法理学的基础概念,应是智慧法院正当性的逻辑起点;应以权利救济为逻辑基础、以程序选择权为逻辑重点,推进智慧法院的建设。智慧法院建设应以权利为起点进行顶层设计,以为当事人提供多种程序选择权来实现诉讼权利保护,并以程序选择权为重点提供制度保障。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主持人语]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不断曝光的刑事冤错案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公正审判,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树立司法公信力的关键。而要做到这些,重要的是正确认识与科学理顺侦查、公诉与审判之间的关系。我国立法上确立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关系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实践中三者之间往往是配合有余、制约不足,一个案件的侦查证据材料形成后,甚至是“带病”起诉,直至审判,使得公诉和审判的监督制约功能缺失。这种流于形式的“流水线式”的诉讼模式,是酿成刑事冤错案的重要原因。要防止刑事冤错案发生,就要树立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厘清刑事司法规律,有效配置司法权力,优化侦查、起诉和审判三者之间的关系,“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救济的比较研究——以德国、日本、法国的民事诉讼法为考察中心

德国、法国和日本的民事诉讼权利救济与实体权利的保护、法院权力的制约紧密联系。同时,上述国家更从宪法层次配置诉讼权利的救济,明确规定了可救济的当事人诉讼权利范围和救济措施,也从程序管理或司法行政措施的角度排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救济。德国、法国和日本的民事诉讼法都采取了“金字塔式”的诉讼权利救济模式,相比之下,德国和日本的救济模式更加接近,救济范围比法国更广,对法院职权控制比法国更严。     

论诉讼费下调后人民法院面临的帕累托改进

诉讼费收费标准下调,导致法院受理案件数增多.在既定财政拨款制度下,法院应采取一种对各方诉讼当事人有激励的规则进行"帕累托改进":如提高审判的透明度,使诉讼当事人对其预期诉讼收益有大致预计,这样可使相当部分的简单纠纷自行和解;支持胜诉方关于要求败诉方支付合理的律师费的请求,使诉讼当事人的律师费成本内部化,可提高律师的介入率,这样不但可以提高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而且有助于法院的审判工作;法院在"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下节省了取证成本,故应降低审判的错误成本,杜绝超审限结案,增进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收益.     

论刑事诉讼中权力因素及其权力与权利的整合--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理论新视角

权力是由特定主体在法律认可的职责范围内拥有的对社会或他人实现管理需要的强制力量和支配力量,是一方凭借其控制和支配的,而为另一方所必需的某些社会资源,以实现单方面确认和改变人际关系、财产关系与其它支配关系的能力.刑事诉讼中的权力因素与权利因素交错主要表现为侦查权、公诉权、审判权、监督权等以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实体权利.这些权力因素和权利亦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或权利的属性和特点,只有通过构造一种所谓"双向一体多层次"的权力监督体系和建立权利对权力的限制关系,并将其纳入到一种程序化的建构之中,才能彰显其特有的功能与价值,以实现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和对权力的制约.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下审判权力的配置——以日本为视角

一个国家的审判权力配置是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影响。从日本古代、近代以及战后审判权力配置的演变过程可知，日本一方面通过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以解决审判带来的弊端，实现繁简分流，另一方面改革了传统的民事审判权力配置，使大量的家庭纠纷案件和小额纠纷案件得以向专门法院或专门程序分流，缓解了法院的诉讼压力，这对优化民事审判权力配置、促进诉讼效率的提高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法官审判权与当事人诉讼权利关系的重新调整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法官职权的配置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 ,赋权随意性过大 ,法官职权膨胀 ,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过分虚弱 ,两者之间的关系要重新加以调整。具体而言 ,应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树立以当事人的诉权制约法官 (法院 )职权的原则。     

人民陪审制选择权问题

人民陪审制选择权是指诉讼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意思决定启用人民陪审制并享有与该程序相关事项的诉讼权利。其实质是当事人根据自身利益对程序价值作出判断的一种处分行为。我国目前由法院启动人民陪审制的做法存在很大弊端,借鉴国外审判形式选择权的实践方式,赋予当事人积极完整的人民陪审制选择权是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制的重要措施。     

民事纠纷解决的第三领域——法院委托调解

委托调解是对法官主导下诉讼调解工作适度社会化的新模式探索。法院委托调解是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民间调解人指挥调解程序的背后是法院司法权的支持和支撑。委托调解虽然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但因为调解程序的开始和调解结果都有法院司法力量的介入,法官裁决或命令的作出有时会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在法院委托调解中也应当强调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权。     

论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

在审理对象的形成和证据的提出层面实行辩论主义是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但是在强调当事人自我责任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法院的作用。如果过分限制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权力，既不利于法院在诉讼中发现真实，也不利于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可能造成诉讼能力薄弱者无法实现实体公正。从有利于发现真实、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实体公正的角度考虑，有必要适当拓宽我国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     

浅析代理权的审查

代理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 ,方便了当事人诉讼。但是 ,审判实务中有的代理人没有获得代理权 ,却代理他人进行诉讼 ,导致法院的审判活动发生错误 ,使法院的裁判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本文以审判实务中发生的两件案例为引子 ,对代理关系成立、以及如何审查代理人是否取得代理权进行探讨 ,并建议制定代理认定制度。     

民事诉讼行为的无效及确认程序 ———以法院的诉讼行为无效为中心

法院民事诉讼行为的无效问题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行为理论研究的传统重点之一。法院民事诉讼行为的无效大致可划分为四种类型：法定无效与实质无效,私益性无效与公益性无效,全部无效与部分无效,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法院民事诉讼行为的无效可通过两种程序机制予以确认,一是依当事人申请确认无效,二是法院依职权确认无效。研究法院民事诉讼行为无效的类型和确认机制,有助于实践中法院民事诉讼行为的规范化和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人民调解与民事司法衔接十年考(2002～2012)

2002～2012年十年间,人民调解与民事司法衔接无论在国家文本还是在地方实践中都有很大发展.这是党和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指导思想,村(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功能弱化,法院面临双重困境和国外法院附设调解影响共同促成的结果.人民调解与民事司法的衔接促进了人民调解自身发展,缓解了法院压力,节约了当事人的维权成本.然而,人民调解与民事司法的衔接实践中也存在着诸如当事人诉权和诉讼权利保障不足、法院附设调解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不合理、诉前委托人民调解与启动诉讼的程序衔接不畅等问题.为更好发挥人民调解与民事司法衔接的作用,应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和诉讼权利,调整法院附设调解委员会的人员组成,理顺诉前委托人民调解与启动诉讼的程序衔接.     

传媒与司法互动中的权利保障与限制——以我国传媒的刑事审判报道为视角

传媒与司法是当今社会雏护公平与正义的两大重要基石,两者实现良性互动对于促进社会公正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我国的刑事审判为视角,从权利保障与限制的角度审视传媒与司法两者有效实现互动的途径: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争诉讼参与者的权利是基础,法院动用司法权力限制传媒的报道权利,其终极目的仍应是保障权利.     

家事审判中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制度功能的异化与回归——以75份婚姻家庭继承纠纷判决书为分析样本

家事案件的身份与人伦属性,决定了家事审判中必须发挥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功能。然而剖析裁判案例发现,在家事审判中,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尚存在认识不一、限度不明、积极性不足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相关立法较为粗疏、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以及法院“案多人少”审判环境的限制难以契合家事案件的独特性。为更好解决家事纠纷,以“一般规定+特殊情形”方式明确法院依职权调取家事事项的范围,将释明制度与法院调查取证权进行嵌合,明确家事调查员为法官“事实”发现的审判助手,是切实发挥我国家事审判中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制度功能的应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