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南朝文人的艳情乐府诗

艳情是南朝文人乐府诗最重要的题材类型。经宋齐而至梁陈,艳情乐府诗创作进入繁盛期,由齐入梁的沈约和萧衍是这一进程的重要作家。南朝文人的艳情乐府诗根据表现侧重点的不同,可大致区分为两类：一类重在抒写独居女子的相思相怨、愁苦无聊之情;另一类重在描写青春少女的德音容色、姿态服饰之美。南朝艳曲新声的兴盛、文人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变化、前代艳情乐府诗的影响,是南朝文人艳情乐府诗创作繁盛的原因。     

齐梁拟乐府诗赋题法初探──兼论乐府诗写作方法之流变

本文研究齐梁时期拟乐府诗“赋题法”的产生，并论述其在文人拟乐府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革新意义，指出其对唐代拟乐府诗创作的深远影响。文章着重论述以下几个问题：一、从魏晋拟篇法到齐梁赋题法的成立；二、赋题法产生的直接机缘：沈约等人的赋曲名之作；三、赋题法与南朝诗赋创作重题、咏物之风的关系；四、赋题法与齐梁迄唐边塞诗创作的关系。     

汉武帝时期的乐府制度及对乐府诗歌创作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是乐府大规模发展、乐府诗创作兴盛的时期。在乐府发展史上,汉武帝有着极大的贡献。在他的倡导下,乐府这一不太受人重视的音乐机构成为汉代政治生活的主体,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乐府制度。同时汉武帝亲身躬行,创作了大量以祭祀为中心的乐府诗。在汉武帝的带动下,有许多文人参与创作乐府诗,乐府诗的创作逐渐走向繁荣。汉武帝时期的四十八首乐府诗,其主体是祭祀乐歌,与汉武帝的乐府制度以及其大一统的封建统治相一致,还有一些是文人直抒胸臆之作和各地民歌、民谣。     

萧纲乐府诗论

相对于汉魏晋宋以来的文人乐府诗创作,萧纲乐府诗在题材处理、语言风格等方面都表现了一定的革新精神。他将当下情境直接写入乐府诗,改变了文人乐府诗在题材上依附于乐府古辞的传统。他的乐府诗语言简洁,清新流美,与夸饰、堆砌、用典等人工技巧迥不相侔。这体现了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也与萧纲的诗学思想密切相关。     

南朝文人乐府诗意象论

从本质上讲,南朝文人乐府诗不同于非乐府诗的写作特点在于它的虚拟性。非乐府诗所写的内容多为作者亲身经历的事件和当下感知的情境;乐府诗则因其写作的拟代传统而形成对当下情事的疏离,所写内容多出于臆想和虚构。这种虚假化的写作方式对南朝文人乐府诗意象的艺术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拟＂使意象具有递相沿袭的特点,＂虚＂则形成了意象的装饰性和象征性特征。同时,随着诗坛风尚在齐梁时代的变迁,南朝文人乐府诗中也表现出了某些写实的倾向,这些诗中的意象多是具体可感的。     

试论南朝文人乐府诗的主题取向

南朝文人乐府诗的主题取向主要集中在怀人思乡、感伤衰亡及杀身卫国、孤高愤世等几个方面 ,虽大致没有超出前代乐府诗设定的范围 ,但表现形式更丰富多样 ,表现手法更细腻生动。南朝文人乐府诗对上述主题的表达 ,或情思哀伤 ,或意气风发 ,或感慨深沉 ,或语辞愤激 ,显示出极高的情感价值。相对来讲 ,同期文人徒诗则普遍缺乏激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二者恰成鲜明对照。这足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齐梁乐府下萧统和刘勰的乐府观

南朝乐府诗的创作可谓达到一个鼎盛状态,《文选》与《文心雕龙》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诗文选集和理论著作.《文选》在"诗"大类下又设"乐府"类,书中对乐府诗的选录反映了萧统本人的文学好尚;《文心雕龙·乐府》是在乐府诗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理论专论,其关于乐府诗演变的论述清晰地反映着刘勰个人的乐府观念.结合萧统和刘勰的经历及所生活的齐梁时期的乐府制度与文学风尚,可以窥探两人的乐府观.     

庾信乐府诗的民族融合景观

庾信的乐府诗生动地描绘了南北朝时期多民族融合的生活图景。庾信的乐府诗以其仕北生活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乐府诗虽以汉文化为主导,但"胡音"因素已然不自觉地渗透到其诗作之中,少数民族的生活与事物构成前期乐府诗独特的文学意象;后期乐府诗以"胡汉交融"的多民族文化为创作背景,丰富的民族生活无疑激发了庾信的创作热情,他将自己纯熟的声律理论与多民族生活紧密结合,创作出特有的民族融合的文学景观。     

王褒的前期诗作与南朝宫体诗风

王褒是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家,他的前期诗作创作于宫体诗盛行的南朝,但是总体风格并没有受到宫体诗风太大的影响,五言诗更接近以清新明丽著称的永明体,乐府诗虽然借鉴了宫体诗的一些创作手法.但基本上还是健康积极基调.     

乐府歌诗《相逢行》东晋南朝演变考

东晋南朝,文人争相仿作乐府古题《相逢行》,内容既有对前代的继承,更有诸多新变。刘宋刘铄从中选取六句自创新题《三妇艳》,后代齐梁陈文人大量创作;至梁代,文人再创新题《中妇织流黄》,乐府旧题得以再现活力。从《相逢行》到《中妇织流黄》歌诗的发展流变较为清晰地展现了东晋南朝文人歌诗创作中存在的男性角色弱化、女性人物强化倾向,这一倾向与其表演性特色有密切关系。     

论清代的咏史乐府诗

清代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乐府诗创作,由于现实与历史的多方面原因,咏史怀古类的题材乃成为了诗人们的最爱,因之,各种类型的咏史乐府诗即因此而产生。其中,以尤侗《明史乐府》与洪亮吉《晋南北朝史乐府》最具代表性。尤侗与洪亮吉与元末杨维桢、明初李东阳又被合称为"咏史乐府四大家"。四人的咏史乐府诗,在长达600年的历史长河里,既前后相续、一脉相承,又各具个性与风采,代表着咏史乐府诗史上的四座高标。     

南朝边塞诗对“陇首”意象的塑构

“陇首”由地理方位之名,经过汉代文人创作,以及由民歌进入乐府的过程,形成了以悲凉为特质的文学意象。南朝边塞、赠答、征戍、闺怨等主题诗中,多涉及陇首意象,这与南朝诗人对北方“陇首”一带的想象性构建密不可分,是南朝文学对唐代边塞诗意象群形成作出的贡献。     

宋人的乐府观与乐府诗创作——前者以宋人三部总集为例

姚铉《唐文粹》、李昉等《文苑英华》、郭茂倩《乐府诗集》三部宋人总集,均对汉唐乐府进行了关注,其中尤以《乐府诗集》共12大类5205首乐府诗之量,而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但三部总集在对唐人乐府诗的收录方面,却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表明姚铉、李?、郭茂倩等人对于"乐府"的认识并非一致,更有甚者是模糊不清。宋代的乐府诗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新题乐府又有即事类乐府、宫词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之分。宋代诗人创作乐府诗不在其乐府诗题中冠"乐府"或"新乐府"字样者,既与其没有这种创作习惯相关,又与受李?等人于《文苑英华》中之模糊不清的乐府认识有着一定联系。而此,即构成了宋代乐府诗的一种特殊性。宋代的乐府诗还具有可配乐而唱的特点。     

论《宋书·乐志》的乐府诗批评

与音乐关系密切的乐府、歌诗等是沈约一生所关注的重点。沈约《宋书》在继承司马迁《史记·乐书》、班固《汉书·礼乐志》的基础上,不仅正式设立了《乐志》,让音乐从礼仪中分离出来,而且四卷的"乐志"内容很丰富。正因此,沈约现所存见的乐府诗,数量之多,在先唐诗人中几无可比。沈约之于乐府诗的收集与整理,主要表现在《宋书》的三卷《乐志》("乐二"至"乐四")之中,其虽然不属于乐府诗总集,但却是可以与乐府诗总集媲美的。因之,这三卷乐府诗所呈现出来的"整理类批评"特点,也就自然是值得重视的。而《乐志》中的一卷"乐一",则为沈约"题解类批评"的代表作。"整理类批评"与"题解类批评"对于当时的音乐文化建设、乐府诗的辑录与整理等,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对后世史学家与文学家的乐府诗批评,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因而在乐府诗批评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论李白的乐府咏史诗

李白的部分乐府咏史诗,虽然在表面上具有与南朝相似的题材女性化、趋同化特征,却蕴涵有女性生命关怀意识;而其他大部分作品则全面恢复汉魏兴寄传统,扭转了南朝、初唐时期比较孱弱单一的格局,拓展了乐府咏史的题材,标志着盛唐乐府咏史进入了一个广阔天地。同时,其乐府咏史诗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多为旧题,但能恰当地处理复古与革新的关系,表现出独有的艺术特征。此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李白诗歌的认识。     

试论闻一多的乐府观念

闻一多乐府观念主要体现在《乐府诗笺》和未刊稿《乐府叙论》中,具体表现为重视乐府古辞的文本示范价值、主张乐府诗以入乐为正格、强调乐府诗作情感以及艺术表现以及重视六朝乐府相关文献的价值四个方面。在民国时期的乐府研究中,闻一多的乐府观独树一帜,并对建国后的乐府诗选编著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张祜的宫词乐府和山水寺庙诗

张祜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 ,他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宫词乐府与山水寺庙诗两方面。他写开元、天宝遗事的宫词可分为颂歌、伤感、讥刺三类 ,三者有机统一 ,具有“诗史”的价值。写传统题材的宫怨诗则笔法细腻 ,已逗露出“曲子词”的气息。乐府受南朝乐府民歌影响 ,现实性不强 ,游离于“新乐府运动”之外。他的山水寺庙诗 ,借用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唐诗的分类 ,可以分为“盛唐体”、“大历体”、“晚唐体”三种风格 ,三种风格是他不同时期的经历、心态的写照     

东晋南朝歌诗艺术考论

以往研究东晋南朝歌诗艺术的学者 ,更多地侧重于对歌诗文本的解读 ,对于歌诗创作、表演和消费的情况则明显重视不够。本文在把歌诗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消费产品的前提下 ,对东晋南朝时期 ,王室、贵族到文士们的歌舞声色消费活动及艺人们的歌舞表演活动 ,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认为正是这些精神消费需求 ,为当时民间的歌诗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并促使文人和歌舞音乐艺人在充分吸收民间歌诗鲜活生命力的基础上 ,又有了全新的创造 ,从而极大地活跃了娱乐市场 ,使歌诗艺术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并对唐以后歌诗与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