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形态及诗学指向

新历史主义的模糊理论定位和松散学派特征是文学批评界的棘手问题。在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的对立阐释中，它更是面临着命名危机和方法论困惑。新历史主义在泛文化批评中提倡的是历史与文化在文本层次的对话，在对后现代历史终结论的批判中引导的是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的对话和协调，而在文化诗学理念中实现的是历史性回归和主体性重建的学术理想。     

文学翻译的文本、系统与折射

以翻译研究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所撰写的论文《大胆妈妈的黄瓜:文学理论的文本、系统和折射》为载体,从诗学与折射、意识形态与折射、赞助人与折射几方面阐述其关于文学翻译的文化理论。提出勒菲弗尔的文化翻译理论之创新与贡献为打破了长期以来盛行于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忽视翻译研究的浪漫主义诗学传统,并把翻译从语义层面的微观世界扩展到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去研究,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其局限性为可能把翻译研究带入一个漫无边际、杂乱无章的境地。     

詹姆逊文化批评理论中的“历史意识“及其对建设中国文化诗学的意义

詹姆逊的文化批评理论对中国文化批评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只有深入研究其理论中的"历史意识"才能够深入理解他的理论,从而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批评以及文艺理论。论文从"对理论及作品的历史化"、"历史与现在"、"历史与文本"三个方面对詹姆逊文化批评理论中的历史意识进行了分析,并探讨其在我国文化诗学的建设中所具有的意义。     

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经历了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怀特写作《元史学》与历史诗学理论的建构时期,《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是对“历史诗学”的补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论文集《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主要关注历史叙事的话语问题,是“历史诗学”的发展。怀特历史诗学理论提出后引起历史学界、文学界的批评,怀特对这些批评进行回应,对其历史诗学理论也不断地补充、修正、发展,论文集《比喻现实主义：关于模仿效果的研究》就是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     

王夫之“兴观群怨”说的美学阐释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曾对儒家诗学的一个古老命题“兴观群怨”说作了重新诠释，以往的研究者往往仅从接受的角度来解读船山的这一理论命题，未得船山诗学的要义。其实，“兴观群怨”说与船山的“诗道性情”说一样，同属船山的诗学本体现。“兴观群怨”说在船山诗学中被本体化、美学化、系统化了，这是船山对儒家诗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无疑，船山的“兴观群怨”说仍有其历史局限性和理论局限性。     

试论明清时期两种诗学的对立与互补

本文选取明清时期两种不同倾向的诗学理论, 即偏重于“法度”形式的诗学和偏重于“性灵”独抒的诗学作为考察对象, 旨在通过对比研究, 分析两种诗学思潮所由出发的不同理论视角、不同的理论贡献和局限, 在历史的反思中探讨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海天诗话》与中国比较诗学的滥觞

民国初年胡怀琛发表的《海天诗话》以中国传统诗话的形式对中外诗歌比较进行探索,开创了中国诗话与外国特别是西方诗学对话的途径,是中国比较诗学最早的作品之一.这部论著既有中国传统诗话的独特方法与视域,也通过对欧美诗的点评阐释而形成与西方诗学原理和基本观念的对照,对研究中国比较诗学的起源与历史有着重要价值.无可讳言,《海天诗话》也存在点评方式失之于简约、较少形而上学层面的理论阐释、对西方诗学观念的理解并不明晰等缺陷.而正确评价其历史贡献与价值有利于理解中国比较诗学初期特性.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诗学的历史主义意识

建构一种新的历史意识,是詹姆逊重振马克思主义诗学的理论基石。詹姆逊在总体和语言的相互联系中重写历史概念,使其建构的历史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阐释学的历史主义或者历史主义的阐释学。     

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尊体意识与典范意识

诗学辨体理论研究,是对文学文本文体形态及其风格特征本身的研究,具有独特的批评史意义。明代是我国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总结期。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繁盛突出表现在严格的尊体批评与诗文体制之辨,以及文学典范意识的确立与古近体诗之辨。     

李梦阳、何景明诗学论争的理论内涵及其意义索隐

李梦阳与何景明的诗学论争有着深层的理论含义。对于李梦阳来讲,其诗坛盟主的身份意识对其理论主张的阐述逻辑与述说方式产生了影响,我们不应仅从其语言措辞本身来解读其诗学理论。结合前七子时期的理论背景与明代诗学的发展走势,重新厘析李、何之争,有助于更为准确地理解二人的诗学观念及其理论意义。     

现代汉语诗学:诗美的衰减与变形

现代汉语诗学的发生,从汉语诗歌引入现代汉语及其诗学开始. 近代"诗界革命"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但"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是解决了这一问题的[1]).汉语诗歌持续发展数千年,至晚清黄遵宪"诗界革命",一直持续的是古代汉语载体形式,黄遵宪的贡献在"我手写我口"[2],而这个"口",是"六经之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的非经典话语,是真情实话,但并非现代汉语.诗界革命的成果解决了新词(含翻译词)的入诗和意义的翻新.但第一,"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不同的,就在于突破不了古代诗学规范,诗律与诗体没有革命,这是古代汉语诗学最坚固的堡垒;第二,没有用白话即现代汉语写诗,因此,现代汉语诗学最多只在诗的音乐性上有所滥觞[3],但并没有诞生.     

海峡两岸后现代诗学理论的比较

海峡两岸的诗论界对西方后现代理论的接受与演进几近同步。在当代文化向后现代诗学转换过程中,双方均取得一定实绩。这包括对概念的正名与梳理、对理论的阐释与演绎,以及挖掘文本的后现代元素等,业已确立了自己的平台。后现代诗学理论初步与古典诗学、浪漫诗学、现代主义诗学并立。两岸后现代诗学既有若干的同一性,也有差异性。     

海登 ·怀特历史诗学研究综述

海登·怀特庞大的历史诗学体系建构,引起整个人文领域的关注。历史学领域对其历史诗学理论的研究大体形成了三种观点：“反历史”、“非历史”和“思辨的历史”。文学与诗学领域对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研究还处于基本评介阶段上。在叙事学领域,海登·怀特历史诗学被称为“颠倒实证主义的隐喻叙述主义”,怀特本人被当作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和史学性元小说家。     

论梁启超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的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其早期诗学理论主要围绕诗歌创作如何创新,从意境、语句、风格三个方面阐述,在导引新风的同时蕴含着理论危机;其后期诗学理论中对审美主体的关注、对情感表现的倡导、对文言白话的比较和对新诗艺术的阐释等方面,均凸显出他对中国新诗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思考,对中国诗学理论的现代转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认知诗学理论的渊源与本土化研究

认知诗学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的一门新型文学理论。随着认知科学在世界各地的深入研究与发展,其理论已经渗透到其他领域。认知科学与文学批评被学者们结合起来,形成认知诗学,是学术研究领域跨学科结合的突出成就。论文探讨了认知诗学在国外发展的渊源、演变与现状,系统介绍了瑞文.初尔对认知诗学的贡献,分析彼德.斯托克维尔、乔安娜.加文思、杰拉德.斯迪恩、艾琳娜.塞名洛、乔纳森.卡奥佩帕尔等理论家在英美认知诗学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理论探索。同时,探讨了认知诗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并简要地提出了将这一理论进行本土化的设想。     

“经验”与现代主义诗学

本文拾取现代主义诗述,进而从词源学和哲学视角对其内在结构特点作出深入细致的探讨,认定作为现代主义诗学的"经验"应是感性与理性的合金.文章最后揭示出经验诗学之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和90年代引起诗界重视的历史与现实背景.     

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中的诗学观

维谢洛夫斯基是俄国历史比较文艺学的奠基人 ,一生著述甚丰。《历史诗学》是其最重要的著作。在《历史诗学》中 ,维谢洛夫斯基从诗人的产生、诗歌的起源到诗歌的艺术风格和语言的构成 ,全面建立起了历史诗学的理论框架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记忆”问题考辨

历史记忆问题主要缘起于后现代文化的各种历史终结话语,实质上是作为宏大叙事被解构之后、形态尚未成型的历史知识型.通常认为,新历史主义思潮在史学层面解构历史意义的再现形式,在文学层面建构历史意识的分析模式,在理论层面呈现文化史的诗学空间.本文考察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记忆作为“叙述形式”问题之缘起,分析它作为“视域行动”效果之实质,以及探讨它作为“活态历史”意识之导向.     

诗·革命·历史:革命叙事诗的诗学政治化阐释——兼论李季的叙事诗创作

革命叙事诗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革命史的诗学组织与美学建构。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被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所推动,中国现代新诗出现了对政治性、叙事性、史诗性、民族化的强烈诉求。持续于1920年代至1970年代的革命叙事诗是这一诉求的突出表现。其得失均可从诗学政治化的诸种张力中得到探讨。李季作为革命叙事诗人的个案,具有阐释诗学政治化这一重要诗歌现象的高度典型性。     

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派的历史记忆诗学考辨

后现代文化理论在当代学界的持久影响不断催生出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现象,逐步消解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本应具有的历史维度。当代批评理论领域的“普遍历史转向”,接连造就出无数版本的“新”历史意识,但是根本上却是不断回到社会批评的“旧”历史问题。以新历史主义理论视角为起点,通过考察荷兰文论家米克·巴尔的“后置历史”理论构想,以及其与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海登·怀特的“元历史”与安柯斯密特的“叙述史”之间的理论对话,在此基础上探讨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派的历史记忆诗学,显然可以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历史诗学重建提供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