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民族价值观与阶级价值观的整合——1936年春夏之交的“国防文学”论争

阶级正义和民族正义是中国左翼革命文学价值观念演变悖论性的两个方面。1936年左翼文学内部爆发的"国防文学"论争,涉及的主要有四方:周扬、鲁迅和中国托派以及冯雪峰等。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主张泛民族统一战线;鲁迅则坚持革命者在抗战中的阶级斗争立场;中国托派则主张阶级的独立抗战,反对国防政府;而冯雪峰在个人主张上与鲁迅有着相似性,但基于自己特殊的身份,充当了周扬与鲁迅主张的调解者,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阐释上向"国防文学"趋同。在论争中,他们彼此指责对方为"汉奸"、"内奸",而自命为"爱国者"、"革命者"。从总体上来说,这是左翼的阶级价值观与民族价值观的第一次冲突也是第一次整合。正是通过这次论争,民族价值观最终实现了与左翼阶级价值观的融合,也使得左翼革命文学单一的阶级价值发生了结构性嬗变,成为阶级—民族的双核结构。     

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一直是现代文学及鲁迅研究领域里的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论战者中一方所打的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旗号,而另一方竖起的是陕北中共中央的旗帜;然而这两个形同水火的口号,其理论依据均出自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所撰写的文件。本来鲁迅只是一个局外之人,但他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品质的左翼作家,参与此次论战之后即对当时上海左翼文化领导者奴隶总管式的作风进行了尖锐批判,表示了对于专制主义无比憎恶的态度。     

最终的无聊和最后的坚守——鲁迅临终前心态之剖析

1936年鲁迅临终之前,卷入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在这场最后的纠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剖析鲁迅临终前的心态。他不仅反对周扬等人借组织力量推行"国防文学"口号的专制作风,也和倡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冯雪峰、胡风等人在思想上有明显差异。鲁迅洞悉了口号之争的无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又拼尽生命的余力来抗争,来坚守自我的主体性。     

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考辨

鲁迅对冯雪峰替自己代笔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不仅不满意,而且还不予承认。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对托派的忌讳,只是出于政治原则性的——当时他已经被共产党推举为文学上的精神领袖,在原则上他对托派不能不有所规避。而他之规避托派,主要还是不想让对手——"国防文学"派的周扬们抓住自己的辫子,从而在政治上陷自己于不利。而在私情上,尤其是在文学观念上,鲁迅未必会如那封答信中那样对托派持有那么大的恶感。因为托派的背后——不管是托洛斯基,还是陈独秀,毕竟都是鲁迅曾经心仪过的人物。《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这一公案,充分表现的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在鲁迅乃至中国作家中所引起的心灵冲突和撕裂。     

“两个口号”论争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上世纪30年代在"左联"内部发生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表面看起来是两种话语的表述方式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政治策略之争,更是中共中央的两个权力中心之争,即以王明为代表的"莫斯科中央"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陕北中央"之争。即使到了"延安时期",党中央内部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形势下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而这时毛泽东对"两个口号"的理解和阐释与当初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把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所坚持的"文学的独立性"转换成了"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进而演化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这与当年"国防文学"论者的思想逻辑是暗合的。表面上,毛泽东是"国防文学"的批评者,但在思想逻辑上,毛泽东与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论者有着惊人的一致。     

重评两个口号之争

三十年代的两个口号之争,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对这场争论历来评价不一,因为论争的一方,还是一个主将,却一直保持沉默,这样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提出的详细经过,始终令人难以捉摸。大家只好依据鲁迅的说法,认为这个口号是他提的,是他与茅盾议定之后,请胡风做了一篇文章。这样问题就复杂了,给评价这     

两个口号:鲁迅与左联的解散(下)

在1935年末到1936年初,左翼作家面临着一个新困境和一系列新问题。在采取统一战线作为总政策以后,共产党正依靠全民族高涨的抗日热潮蓬勃发展。鲁迅的爱国心不亚于任何其他中国人,但他也是一位左翼作家。鲁迅决不会放弃为"左联理论纲领"所阐述的理想而奋斗。文艺家协会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个"战斗的团体",其口号"国防文学"也是一个模糊不清且遭受错误解释的概念。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口号,这就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困扰鲁迅、也可能困扰他的一些朋友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他知道应怎样对党的新要求做出让步,也知道如何在不损害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保持一个左翼作家的身份,坚持作家的左翼立场。然而,鲁迅没有预见到的是,新口号并没有为作家们指出正确的方向,而是增加了普遍的困惑。     

从冯雪峰的秘密使命看“两个口号”论争

以左联解散为背景,"两个口号"论争一方面是以周扬为代表的"左翼教条派"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自由派"两大派系之间矛盾冲突的公开爆发,一方面是王明路线与毛泽东路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一次"潜对话"。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参与"两个口号"论争的冯雪峰是这次论争的实际上的发起者和操控者,他在论争中通过鲁迅对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解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左翼文艺界的分裂,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从左翼文艺运动的危机状态中挽救了鲁迅,因此而在鲁迅"走向神坛"的道路上铺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不断被衍化的"国防文学"

国防文学这个概念产生于两个口号论争之前,它起初来自苏联文学领域。后来因为政治领域里国共两党的国防政府主张以及整个大社会背景中人们的国防情绪,国防文学重提之后迅速成为一个强势口号。国防政府路线由王明等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开始清算王明路线。而在文学领域中,由于当时延安文人多为当年的国防文学派,毛泽东并未对国防文学给予定性。建国后,国防文学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被拿出来说事,使原本一个简单的概念衍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无法回避的关键词。而国防文学的反对者胡风因后来的反革命罪行使得之前的两个口号论争变得更加复杂。     

为刘少奇同志一篇文艺论文辩诬

一九三六年十月,在我国文艺界著名的“两个口号”(即“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争中,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同志曾以莫文华的名字发表了一篇文艺短论:《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对这场文艺论战给予了总结性的论述,它对增强文艺界的团结,推动救亡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应该说,这篇文艺论文,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它却成为林彪、“四     

两个口号论争的再评价

一九三六年“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是革命转折时期产生于国统区左翼文艺界的一场内部论争。历史表明,每当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革命队伍内部容易产生某些不同看法,甚至出现一些形诸笔墨的争论,这是不足为怪的。即使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产生一些带有路线性的分歧和争论,或者混进一些坏人参预     

马华文学界的鲁迅观

“马华文学”是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中文文学。在新、马两地,有三分之一的公民为华人,他们生活的那片国土亦有着我国三、四十年代那样苦难的斗争历程,所以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点的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化和文学有着极为深厚的血缘关系。新文化巨人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坛一座巍峨耸立的丰碑,一直为马华文学界所瞩目所景仰。对鲁迅的崇敬与纪念,对鲁迅精神的礼赞与学习,从20年代张天白论鲁迅到90年代江天的《鲁迅赞》,几十年来一脉相传。 1 鲁迅的文学活动早在20年代就已受到马华文学界的重视。二、三十年代的许多马华文学界人士经常阅读上海出版的刊物、报章,对于活跃于当时文坛的鲁迅是极为关注的。鲁迅的作品和文艺思想对当时的马华文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30年代中期“两个口号”论争中,马华文学界也曾就“两个口号”问题进行过辩论。马达、曾艾狄等许多进步的马华文学界人士倾向于鲁迅一边。马达撰文《对〈马来亚文艺界漫画〉的意见》声援鲁迅。在鲁迅“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影响下,根据马来亚社会的具体情况,马华文学界提出了一个与此很接近的口号——“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文学”。关于这一口号提出的重要意义,新加坡著名文学史家方修先生指出:这个口号的提出是“马华文学思潮的一个发展”,“     

1936年: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道路中的转捩点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中,1936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但在学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1936年发生了一系列看似不重要却影响深远的事件,如"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的去世,"新启蒙"运动的展开,而这些事件,都曾对中国后来的文学和文化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创造性叛逆”还是“破坏性叛逆”?——近年来译学界“叛逆派”、“忠实派”之争的偏颇与问题

近年来,我国译学界围绕"创造性叛逆"问题,形成了"忠实派"与"叛逆派"的理论论争。两派论争活跃了译学思想,也出现了一些偏颇与问题。"忠实派"的理论适用于"文学翻译"的实践要求,"叛逆"派理论则是对翻译成品即"翻译文学"的描述,但两者却将各自的主张绝对化。特别是"叛逆派",将翻译中的一切"叛逆"视为理所当然并加以肯定,没有看到翻译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叛逆",一种是"创造性叛逆",另一种是"破坏性叛逆"。而只有看到"破坏性叛逆",才能正确认识"创造性叛逆"。纵观中外翻译文学史,翻译中的"叛逆"逐次递减,叛逆中的"破坏性"逐次递减,是人类翻译发展进步的基本趋势。     

两种启蒙话语的对立与冲突——论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现代性价值观的思想差异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所发生的那场思想论争,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把本应该属于"五四"启蒙话语范畴的见解分歧,纳入到了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去加以定论,故而从本质上遮蔽了两者论争的时代意义与深远影响.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思想交锋,集中体现着东洋派留学生与西洋派留学生的不同人生态度,以及他们对于现代性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同时也反映着转型期精英知识分子的矛盾文化心态.     

五十年前的一次论争——读郭沫若佚文《和大众握手》札记

50年前郭沫若的一篇重要佚文《和大众握手——谈目前的文学论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口号”的论争提供了最新的材料。佚文反映了在“两个口号”论争中郭沫若与鲁迅、茅盾的一次新的论争和发展态势,因此特别具有文学运动研究的价值而受到现代文学家的重视。 一 这篇文是四川省图书馆的朱美兰同志发现的。文章写于1936年,发表于1937年2月出刊     

抗战爆发前共产党对中间势力态度的转变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中,共产党对中间势力态度的转变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宣言》发表前,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虽然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号召,但由于“左”倾的影响,仍把中间势力当作敌对势力看待;第二阶段从“八一”宣言发表到“七七事变”之前,这一阶段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转变了对中间势力的态度,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片冈铁兵的"新感觉派"文学理论

日本的新感觉派文学运动兴起于20世纪初叶。在当时的日本文坛,被视为"异质文学",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片冈铁兵积极倡导新感觉派的文学理念,是新感觉派文学最重要的理论家。他站在文学论争的最前线,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提出了独特的理论观点,论述了新感觉派文学的现代性自觉,成为新感觉派文学发展的理论支点。但是,由于过分地强调感觉,过分地追求表现技巧,最终陷入了形式主义,失去了生命力。     

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白之争的逻辑构成及其意义

作为对20世纪中国现代性演进作出重要贡献的知识群体,新青年派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赢得无数国人的喝彩,也遭遇了不同学派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来自学衡派,学衡派从学理出发与新青年派发生了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意义深远的文白之争。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学观念的差异最终落脚在对文学的不同理解上:一个热衷于兼收并蓄的杂文学,一个钟情于自成一体的纯文学。在不同的文学观念背后还有着话语与权力的文化博弈。究其实质,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思想谱系乃是其现代性张力的深层逻辑构成。梳理并反思这场论争,无论是对当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还是对文化生态抑或是思想的环保,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歧义纷呈的“漩涡”：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的生成与流变

1930年代,围绕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出现了两个创作群体,即“现代派”诗人和“新感觉派”作家。这两支队伍在人员构成和创作风格上多有交叉重叠。经由30年代文学场的合力构造,尤其是左翼阶级话语的反向定义,它们逐渐被典范化为与现实主义判然二分的形式主义流派,并在此后峻急的政治形势下淡出文学舞台。80年代学界以“现代派”的名义重新发掘“新感觉派”,将其追认为文学史上首个现代主义流派。至此,30年代诗歌领域的“现代派”和小说领域的“新感觉派”成员合流,形成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刘呐鸥、穆时英为核心成员的“现代派”。在新时期为这一流派清理历史浮尘和正名重建的过程中,或受制于历史遗留观念的影响,或出于意识形态站位的需要,其初始内蕴有时也可能发生位移,形成新的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