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别”与“中外之异”——五四东西文化论争反思之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化派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围绕东西文化的比较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反思这些争论,并从理论上总结其得失,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是很有益处的。(一) 东西文化存在着差异,这是新文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都承认的事实,但这种差异的实质何在,对此,他们的认识又大相径庭。概而言之,新文化派认为是“古今之别”,而在文化保守主义看来则是“中外之异”。     

论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是贯通中国近现代的主要思潮之一 ,但它并非铁板一块 ,而是存在着层次之分。“非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以顽固派思想、洋务派思想以及晚年康有为的保皇尊孔观点等为代表 ;“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国粹派、学衡派、现代新儒学等为代表。文化保守主义虽然有它的历史限制 ,也有诸多合理因素     

试论当代中国的“中道理性”之道——从萧功秦和姚中秋的相关论说谈起

“中道”是相对文化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而言的。政治上“激进”与“保守”的参照系是既定政治秩序,文化上“激进”与“保守”的参照系则是特定文化传统。当代中国的既定政治秩序是反传统的、基于“党国一体”政治架构的国家主义,本身集文化激进主义倾向与政治保守主义倾向于一身。以此为参照,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既有的自由主义思潮是一种文化和政治激进主义,极左派（包括新左派和老左派）和“刚性新儒家”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倾向。萧功秦的“中道理性”论是一种“政治中道论”,试图超越极左派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和政治保守主义倾向;姚中秋所谓的“寻找中道”是一种“文化中道论”,试图主要超越（现代）自由主义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刚性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相较而言,前者具有较大的政治可行性,但却悬置了我们在文化上的努力方向;后者具有较大的文化可欲性,但却在根本上缺乏政治实践关照,具有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当代中国的“中道理性”之道,应当遵循“萧－姚律令”,既要具有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亦要具有政治实践关照,并切实基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开展关于“中国理想图景”的理论探究。     

世纪回眸——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嬗变与传承

在自1898年诞生以来的世纪风云中 ,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经历了数个关键性阶段 :张之洞“中体西用论”—晚清“国粹主义”—“东方文化思潮”—“学衡派”思潮—“中国本位文化论”—“现代新儒学”。在这百年心路历程中 ,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在逻辑的发展上固然不乏有其理论体系不断创制更新和主观心态日趋平实开放的“变异”方面 ,但它作为同一种社会思潮的整体连贯性即“遗传”基因却从未中断过 ,而且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本质所包含的三个层次(中西之争、古今之争、阶级之争)上 ,均凸显了三个极具传承性的基本特征 :(一)在“中西文化观”上 ,具有一定的文化融合意识与笃固的民族本位立场 ,“中体西用”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泥足深陷的思维模式 ;(二)在“古今文化观”上 ,具有相当的批判求新精神与强烈的回归传统愿望 ,“返本开新”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执迷不悟的一贯主张 ;(三)在政治思想和态度上 ,具有复杂的社会政治取向与整体的改良主义性质 ,反“激进主义”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不约而同的政治论调     

文化卫道与政治抉择——以徐复观、钱穆为例的讨论

在西潮的冲击下所形成的保守主义思潮中,以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为己任的文化保守主义构成了“文化卫道”景观。当保守主义透入到现代性政治的抉择时,则形成拒斥现代性政治的政治保守主义,文化卫道就此与政治抉择形成一种张力关系。徐复观从文化保守主义出发,走向了政治上的现代性道路;钱穆的文化保守主义落到现实政治层面,衍生出政治保守主义。前者是局部意义的保守主义者,后者是彻底的保守主义者。仅就这个角度来看,钱穆确实不属于“现代新儒家”的阵营。     

论张之洞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

关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起源于何时，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张之洞对“中体西用”思想的完整表达，不仅使得“中体西用”这一提法上升为官方意识、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也使得这一中西文化结合的模式完成了从洋务派的重在“开新”，到戊戌时期首推“卫道”的转变。虽然维新派也提倡“中体西用”，但其主旨在于中西文化的会通，这与张之洞意在以西学补救中学之缺的保守思路形成巨大反差。可以说，张之洞对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尹昌衡:一个保守主义者的革命与归隐

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近代中国两股重要的社会思潮，分别代表了变革中国的两种政治取向。保守相对于激进而言，非“保守派”或“旧派”之意。清季民初，中国未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保守主义如同空中楼阁，难以在现实中找到立足点。反之，激进主义不断扩大政治舞台，以致保守者的命运不得不同革命联系在一起，革命有时竟成为保守主义者的安身立命之处。政治与文化思想保守的尹昌衡，从“忠清”到“反清”，最后被迫“归隐”的人生经历，恰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在不断激进的革命潮流中难以立足的写照。     

中国近现代保守主义思潮之兴起与评价

20世纪以来中国的保守主义派别,主要有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派;邓实、黄节、刘师培、章炳麟等人组成的国粹派;本位文化派与国民党新保守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学派。在现代哲学思潮中,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国民党新保守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学派,特别是现代新儒家学派。它的产生标志着在早期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之后,对中国文化今后走向的一次较为冷静思考的结果,代表着保守主义思潮的最新阶段。     

历史语境中的世纪末文化保守主义

以上世纪初的文化保守主义为历史参照,当代文坛的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便显得有些孱弱,它甚至不具备思潮的品性而更像一次大众化的心态流露;张承志、张炜是少数真正保守主义者的代表,从本质上看,他们的保守主义宽容而且和缓,但表达上的偏执又掩盖了主观认识的多元;同时,“二张”保守主义内涵的抽象与虚幻,也远离了工业社会的兴趣中心。这些都注定了这场文化保守主义风潮的迅速殒灭。     

试论现代新儒家与泛心学运动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与近代哲学的开启是在西学东进中完成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宣告了作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的失败。所谓“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现代新儒家正是从这一传统破裂的境遇中发端的。 大体上,现代新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无论其阵营内部的传承关系如何复杂,大多自认是接着宋明道学讲下来的。依据冯友兰先生的划分,宗奉程朱的理学与弘扬陆王的心学是其两个不同的路向。正是在“五四”的反传统运动与西学的刺激下,作为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的现代新儒家急于寻找一种既是“吾家旧物”、又可抗衡西学的武器。思孟、陆王一派     

“学衡派”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中，“学衡派”是以文化保守主义身份，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共同构成“五四”众声喧哗的文化景观。相对于前两者，“学衡派”确立了典型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立场。他们严厉地批判现代性的进化论、进步观念、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主体自由和民主取向等，执着地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浪潮中通过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来表达自我的文化认同。这种文选无疑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延续，有利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但也存在理论倡导和现实需要之间脱节的局限，也很容易蜕变为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并在现代化浪潮中再次走向文化的自我封闭。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大争论

本文所说的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指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际,即大约从1915年到1925年的十年间。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最为重要的争论。东西文化问题,就是关于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异同、长短与取舍的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封建旧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瞿秋白在当时曾经这样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晚清以来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的发展。晚清时代,关于东西文化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主张。改良主义者容闳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提出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思想。之后,洋务派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更明确地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所谓“旧学以持身,新学以应世”,“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要求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接纳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亦曾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口号,并做过一些“西学”的介绍工作。但是在晚清时代,新旧派的主张距离并不太远,无论洋务派或维新派的各种主张,都是在尊重“中学”的前提下兼采“西学”,表面上似乎是中西文化的调和,实质上主要是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由《新青年》派指出中西两种文化的根本对立,没有折衷与附会的余地。他们竖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竭力宣扬西洋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坚决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维护“东方精神文明”的封建顽固形派成了显明的对立。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问题上的对立和争论,其性质、内容和作用是有区别和变化的。     

“中国化”的现代派

中国的“新感觉派”曾经被认为是无批判地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的消极影响，有着“非中国化”的缺点，受到尖锐的批评。本文试从中国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特点与文学深层结构的分析中，说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进一步说明中国的新感觉派是“中国化”的现代派。     

对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新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简评

近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一直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着重要影响,特别是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民族化”、“本土化”世风日骤的大潮下,文化保守主义有愈演愈“热”之势。一些人反思中国近代史,主张渐进改良,贬乏近代的社会革命,抬高儒家文化,疏离马克思主义。在这种背景下,正确认识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澄清一些模糊认识,是十分必要的。李毅同志撰写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出版),适应时代需要,回应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部论著的上篇从中国现代社会历…     

新时期的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新时期的文化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着深刻影响。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清理极左思潮, 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 “走向世界文学”的提出, 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 新方法的引进, 文化热的介入, 文学流派、思潮研究的兴起, 多种研究思潮的交织碰撞促成中国现代文学多元复杂、丰富深入的研究格局; “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讨论, 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追求的新的文学史观整合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整体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尝试和努力;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新的讨论、人文精神和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问题的讨论, 都是市场经济冲击下的深层思考, 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观、史法和视野都有内在的深刻影响。     

熊十力与冯友兰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

现代新儒学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熊十力和冯友兰作为当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都立足时代特点,结合西方哲学,竭力挖掘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意义,并由此而建立了他们的哲学理论体系。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熊十力与冯友兰的哲学思想,挖掘新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促进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化。     

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学衡派”进行了重新探讨，并在一个新的历史层面确立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文章指出，“学衡派”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思想派别，它与形形色色的所谓新文学“逆流”具有本质的不同。在“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之间，真正的差异是对文学创作实践中文学传统修养作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文章还指出，“学衡派”竭力强调文学观的全面、宏观与公正，这确是有意义的；但我们也不应简单认同当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皇皇高论，而应充分认识到“学衡派”思想体系的若干不完善性     

儒学与两种自由概念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凸现自由与儒学的紧张性，强调对儒学钢常伦理的批判是建构自由观念的前提，因而对儒学传统采取坚硬的否定态度。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而言，虽不拒斥自由的精神理念，但其文化领域的强势卫道立场，使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也难以兼容。不过，20世纪后半叶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出现了一些人物，他们致力于寻求儒学传统与自…     

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述略

一、文化保守主义的内涵“保守” ,习惯上是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使用的 ,指在政治倾向方面不求变革 ,希望维持现状。有的学者认为 ,文化保守主义 ,就是指当代中国知识界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对待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的一种态度。其根本特征是以继承、弘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 ,要求以民族文化传统为本位 ,熔铸西方文化。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也可以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有学者认为 ,文化保守主义则是充分褒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优长 ,…     

学衡派与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

学衡派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流派,与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吴宓、胡先■、刘诒徵等学衡派成员都受到宋诗派较大影响。学衡派内部也有唐宋诗之争,这种冲突之所以没有酿成大的论争,有着复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