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竑对晚明王学的修正及其思想史意义

晚明泰州学派后劲焦竑面对晚明王学空谈性命、玄虚而荡的现状，从王学内部理论出发对阳明后学作出修正。焦竑承接阳明及其后学基本观念，用“孝弟”诠释良知，严格把控性情关系，以应对晚明情欲恣肆之弊；倡顿、渐并重的修养工夫，以扭转阳明后学工夫疏旷之现状；提揭博学与经世，以救治晚明空疏学风。焦竑对晚明王学从本体、工夫至于学风作出的修正，反映出晚明理学演变的复杂形态，亦可看到晚明儒学思想之新动向。     

明清之际王学“清谈误国”论质疑

学界对阳明学哲学内蕴的阐发,多致力于挖掘王学的“庶民性”,更有论者将其与西方“启蒙”概念相比附。余英时认为王学是“得君行道”不得而“觉民行道”,也有着觉醒下层的意蕴在。然而,除去对王学文本分析和讲学研究之外,学界对王门后学与国家之间的行迹研究,实际上却着力不多,基本沿用旧有话语表达,“清谈误国”论即为显例。明末清初流行的“清谈误国”论认为王学袖手谈心性,使明王朝陷入危机乃至崩溃,而这其实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不可抽离来界定王学的性质。王学兴盛时,也是明王朝边患剧烈之时,考察王门后学在抗倭中的作为,以及边将翁万达的经历,可以发现,王门后学以国家为己任,勇于任事,履艰危,能自竖立,以志节振拔于一时,远非所谓“清谈误国”可涵盖。因此,弄清晚明清初“清谈误国”论的来龙去脉,可以为进一步讨论王学的历史进程及其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奠定基础。     

批朱与述王：季本解经的两重进路及其思想意义——以《大学私存》为例

明代中后期，王学内部讲学之风盛行，但阳明后学季本却不喜讲学，以重读书、擅解经著称，呈现出异于王门诸子的特质。其所著《大学私存》,既对朱子“格物”“新民”等思想展开批判，又借由对《大学》的新诠，为阳明的“格物”解确立经典依据，透显出从“批朱”与“述王”两重进路解经的鲜明特色。此对王学而言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一方面，继承阳明展开对朱子的批判，通过辨朱学之“非”明王学之“是”,在讲学之外拓展了宣扬王学的形式，推动了阳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绾合经学文本与义理而为一，弥合阳明“以心解经”之不足，纠正了过分依赖讲学、轻视经典所导致的空疏之弊。     

张岱的实学思想

实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派和主导的社会思潮，产生于明朝中期至鸦片战争前的三百余年间，明季，发展到了高峰，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无不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作为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兼备的张岱也不例外。在其留存的著作中，鲜明地表现了他丰富深刻的实学恩想。张岱的思想儒释道兼具，又以儒家思想为主，他秉承了曾祖父张元汴笃信阳明良知之说的影响，接受了陸王心学和王门异端思想的洗礼。明末清初，王学式微，不少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因为不满王门后学的空疏，纷纷对王学采取全盘否定态度，张岱不以为然。他以历史的眼光给予王学创始人“…     

道德理性精神的重建——论顾宪成对王学的修正

顾宪成是明末清初王学修正运动的重要代表，对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批驳修正主要有三方面：反对一味言“心”，突出“性”、“理”；驳斥王门“无善无恶”说，重中性善论；反对轻视修养，强调修身践德。顾氏企图通过修正以重建道德理性，但揆之王学本身，亦有不尽情理之处。     

论李顒学术思想的王学特征

李(禺页)吸收了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以“致良知” 为本体,并以朱子“主敬穷理存养去欲”的工夫对其加以补救,但他所谓的朱子的工夫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王学化了的。在以“致良知” 为本的基础上,李(禺页)提出了“悔过自新”说,更进一步体现了其以王学为本的思想特征。     

试论何心隐的成仁之路

何心隐是泰州后学的中坚,与颜山农一起被视为狂侠派代表,并被视为异端之尤。然而,深入探究何心隐及其思想,可知他并未走出王学话语,而是深契阳明精神, 合孔孟之道。何心隐以仁义为本,以孔子为师,不断超越自我,最终杀身成仁,走完了他一生的成仁之路。     

论明代心学的逻辑发展

心学是明代占主流的思潮,由陈白沙开其端,至王阳明而集大成,阳明后学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在传播王学时偏离了其宗旨,成为王学思想的"异端",王学也因此逐渐走向衰落。明代心学的这一发展进路并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它内在的逻辑发展理路,是与它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也与主体的不同境遇息息相关。当然也是理学内部固有的矛盾运动的结果。     

王学在岳麓书院的传播

盛传数百年的王阳明于正德二年"寓居"岳麓书院"斤斤讲良知之学"的旧说,当正之为正德三年阳明先生病中游览岳麓书院。虽然阳明此行并未讲学,但有讲学之意,它实际开启了明代书院与学术再度一体辉煌的大门,预示着书院的王学时代即将来临。此后近百年,王门后学徐爱、季本、邹守益、罗洪先、王乔龄、罗汝芳、张元忭、邹元标等接连讲学岳麓,使其成为王学的重要讲坛。但宋元以来形成的朱张之学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始终居于正统地位,王阳明及其后学皆表现出应有的尊重,故而岳麓在明代始终没有那种浮诞不逞、空谈良知之习,保留了重践履、务实学的传统。     

黄式三对于王阳明学术思想的认识

黄式三(1789-1862),字薇香,号儆居子,浙江定海紫微人,晚清知名学者.其认为王阳明本人的学术思想卓然可立,但因为思想形式过于简略,思想态度过于自信,以至天资不足的后学流于空谈狂妄.因而不认同王阳明对朱熹的批评,斥责阳明后学的思想弊不胜言.黄式三为清代实学一脉的代表人物之一,由此可知该学派对王阳明思想的认识为阳明后学的流弊所蔽,未能认识到"敬"、"诚"是先秦儒家"礼"和"仁"的精神内核,而王阳明的"良知"说又是对"敬"、"诚"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君子之仕以行道———王阳明的入仕之道与其弟子的治世治家理念简

王阳明所宣道的为官之道、仕者之守、用世之职这三条入仕做官的原则，其中第一、二条讲得是为什麽要做官的问题，第三条讲得是如何做官的问题，三条的核心即“君子之仕以行道”。阳明不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廉政廉能问题，而且还将这种廉政廉能理念具体运用到社会管控与治理上，这是阳明廉政思想能在当时发挥一定作用的关键要素。阳明在把自己的廉政思想与主张贯彻于施政实践时，还始终坚持廉政理念与具体的民生、民治相结合的原则。而阳明的廉政理念和治世实践给他的弟子后学们所树立的榜样示范效应也是十分明显的，其一传弟子徐爱的“去奢僭、立经制”说、二传弟子张元忭的贤才观与遗子说，皆与阳明的廉政理念和治世实践有密切关系。     

查漏补缺，迭出新见——评刘化兵博士的专著《士风与诗风的演进》

对于明代社会思潮与文学风貌的研究,学者似乎更愿意将注意力放在晚明阶段,这是可以理解的。晚明时期,在王学的影响下,士人思想解放,人性张扬,饱受程朱理学压制的思想和才情终于有了一个自由喷发的机会。可以说,在朱明王朝二百七十多年间,晚明时期是士人最“出风头”的阶段,因而     

从“良知之教”到“立命之学”——由袁了凡其人其学看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

阳明心学的精神品格之一,在于寻求自我意识的发展。晚明袁了凡是汇通三教的阳明后学,其“立命之学”与阳明心学的“主体性自觉”一脉相承,深具阳明心学色彩,在士庶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对“立命之学”的支持和反对,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阳明心学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两派,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于斯可见。“立命之学”用“神道设教”的方式进行儒家伦理道德劝化,堪称“世俗版”的“良知之教”。“立命之学”和《功过格》的传播,从一个侧面说明阳明后学在明末清初“劝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晚明阳明学士人的“明太祖情结”及其思想意涵——以杨复所、管东溟为中心

晚明阳明学中杨复所、管东溟等儒者推崇明太祖，以心学为明太祖之思想作注释，以明太祖为比肩尧舜、超轶孔子的圣帝明王，他们的关注点主要涉及三教关系、孝弟与礼法、心学与道统等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考察可以发现，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使阳明学政治化、体制化，使之具有官方学说的意味，另一方面则极大削弱了阳明学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力度。后者尤其有违儒家之精神，阳明学何以走向没落亦可自此窥得端倪。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阳明后学的明太祖情结正凸显出了心学对于秩序、自由与权威三者之间关系的思考。     

李渔心学与王学关系考论

李渔的思想观念受到过王学左派思想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那么简单而直接。李渔用＂心＂所表述的不等同于王学＂心＂之概念,与李贽＂童心＂也存有一定距离。李渔之＂心＂所表达的是一种形而下的生活智慧,而非哲学思辨内容。李渔并不是阳明心学亦步亦趋的思想传承者,在精神上也与王学左派相差甚远。     

从同化到自闭——论湛若水对阳明后学的因应

厘清湛若水与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的关系,对把握明代学术史十分重要.湛、王二人虽称好友,但讲学不契,互致批评.阳明逝后,湛若水把批评矛头指向其后学,尔后迫于形势,一改直接批评的做法,向阳明后学发出了"大同"号召,然实质是基于"吾道兼全"的信念企图强人同己,其得不到阳明学者响应几乎是注定的.出于强烈的门户意识,湛若水对阳明后学的讲学活动满怀戒备,不仅本人谢绝参加,还示意门人不可前往.在阳明后学活跃的嘉靖中后期,湛若水的这种因应使他不可避免地走向思想学术界的边缘.晚年甘泉频出"撤座"、"闭口"之词,并非他故作矫情,而是他遭遇讲学危机真实心态的反映.     

从王阳明与贝克莱的对比看晚明心学的宗教转向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中,王阳明和贝克莱都被认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在一定意义上昭示了二人思想的相似性。通过对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和贝克莱的“存在即是被感知”的理论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阳明心学与贝克莱的观念论在认识论和学说宗旨上的亲近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阳明后学的宗教学转向。     

阳明后学思想家罗汝芳研究综述

罗汝芳作为阳明后学重要人士,其生平思想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展开。由师承考述可见,罗汝芳的泰州学脉归属有误判之嫌。从阳明学整体视域考虑,罗汝芳学术传承具备独立江右的充分条件。与此同时,通过对思想家弟子门人诗文的搜辑和考辨,得证罗汝芳晚年思想呈现出对阳明学和白沙学的双向汲取。在此前提下,思想家在本体论层面偏向于“归宗性地”;在工夫论层面则主张“默识”。就以上两点展开探究,对罗汝芳思想的重判具有重要意义。     

论刘蕺山对王学的修正

刘蕺山是明末儒学的殿军。他顺应了当时王学修正运动的潮流,对王学作了很多补偏救弊的工作,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慎独与诚意学说之中。蕺山对王学修正的措施可归纳为：强化道德本体所具有的普遍性与客观性;注重践履工夫;扭转王阳明对“意”的理解;驳斥“致良知”及王门“四句教”。蕺山触及到了王学真正的理论缺陷,他对王学的一系列修正是卓有成效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蕺山也表现出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陆王心学异同辨

陆象山与王阳明心学的异同问题,学术界已作过不少有意义的探讨.但至少还有两个方面的探讨似乎还没有人做过.1.对陆学和王学静态上比较得多,而没有把它们置于儒学的发展史中来比较它们的异同;2.对象山和阳明的某一思想或某些言论比较研究多,而没有从他们学说的内在逻辑方面进行比较.而这两方面正是陆王心学异同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