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家的德育思想

表面上看，法家曾猛烈地抨击和否定儒家的德教思想，明确宣布“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似乎法家绝意于道德教育。其实不然，中国古代儒家、道家、法家都有一大套开展道德教育以治国安民的主张，所不同的是儒家着眼于“导”人心，道家着眼于“顺”人心，而法家自有其独到的见解，着眼于“制”人心。法家主张以法教代替德教，以法治代替德治，通过法制的宣传教育和实行，重新组建社会规范，以控制人心，稳定社会，发展生产，其德育思想独树一帜：其德育内容是强化法制意识；其德育目标是维护君权，崇尚法术；其德育方法是因人之…     

荀况的赋税思想

一、富国必须开源先秦两个影响最大的学派——儒家和法家,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问题上,儒家强调富民,主张薄税敛,藏富于民。而法家则强调富国,主张百姓家不积粟,以充实国家财政。在富国(指国家财政富足)与富民的关系上,荀况摈弃了儒法二家的片面性,而吸取了两家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他主张富民,但不抛弃富国的目标。他始终把富国和富民联系在一起。儒家所鄙弃的富国强兵思想,在荀况的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荀况强调富国,但又认为必须把富民放在首位。他摈弃了法家鼓吹的民贫国富的主张,认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比孔丘的“百姓足,君     

刘知几尊法反儒的战斗精神——读《史通》札记

刘知几(公元661—721年),字子玄,徐州彭城(今江苏铜山县)丛亭里人,是唐朝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历史学家。他继承了先秦法家的思想,主张革新前进,厚今薄古,反对儒家颂古非今,复古倒退的思想,主张人定胜天,反对儒家的天命论;他公然批判反动统治阶级的“圣人”孔丘和儒家“经典”。因此,他在中国封建社会儒法斗争史上,是一位值得介绍的法家人物。他的著作有六种,计八十三卷。《史通》一书是代表作,在这部书中闪耀着尊法反儒思想的光辉。     

先秦儒法两家重农思想之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就农业发展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重农思想。在重农的目的上,儒家主张裕民兴教,法家推崇农战强国;在重农手段上,儒家主张采用引导劝教的方法,法家推崇法术权利的运用;在对士农关系的认识上,儒家主张士不用稼,法家则推崇粟爵粟任,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两家思想各有差异,对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启迪。     

先秦儒法“正治”主张比较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都有“政者正也”的表述，以“正”界定“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创造性表达，政治化为“正治”。先秦儒家立足于先王之道论“政者正也”，主张回归家国一体格局下“名正言顺”的礼制，并以家为基点涵养君主体正性仁的理想“正治”人格，进而以仁爱之“治人”推动礼制之“治法”，达成“天下一家”的治世。先秦法家则在哲学层面与道家接榫，立足自然天道论“政者正也”，强调“名正法备”的制度建设，引申出君主去私就公的理想“正治”人格，力图以公正之“治人”与赏罚必信的法治同频共振，达至“天下公平”的治世。两种不同的“正治”主张是先秦儒家和法家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困局所作出的不同回应。以辩证的思维继承儒法通而不同的“正治”主张，对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董仲舒伦理教育思想探析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线,在吸收先秦法家、阴阳五行等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汉代儒家今文经学的伦理教育思想.董仲舒将伦理教育作为儒家教育思想的主线,其所主张的“三纲五常”“德主刑辅”的道德伦理教育内容,以及其教育原则和方法成为儒家伦理教育的典范.其思想既是对以前学说的继承,又有其自身特色,对西汉之后儒家伦理教育思想与人们的社会道德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述略

对中国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有必要从“行为规范”、“支持精神”和“相关思想”三个方面来进一步分析和阐述这一思想资源。在“行为规范”方面,儒家所主张的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支持儒家生态伦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而两个对环境保护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的思想,则一是涉及对经济及物欲的看法,即限度和节欲的观念;一是涉及对人和事物的一种基本态度,即一种中和、宽容、不走极端,“不为己甚”的态度。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儒家的外衣 法家的实质——评荀况的“隆礼”

荀况是先秦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法家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强调“隆礼”,是荀况法家思想的突出特点。历代尊儒反法派歪曲荀况为儒家,妄图抹煞儒法两条路线斗争,无不抓住荀况思想的“隆礼”特点。包括荀况弟子在内的历代法家,由于不可避免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不能透过“隆礼”的形式认清荀况的法家本质,也认为他是儒家。党内一些机会主义路     

《淮南子》“势”论对法家思想的扬弃

《淮南子》中“势”的论述,体现出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承续和扬弃.在对“势”的来源问题上,同法家类似,《淮南子》强调尊君,肯定“势”的权威性,但同时,对于“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也进行了道家式的理论论证.在“势”的运用上,《淮南子》同样运用道家资源,暗示出对于“君势”的节制.由此对君人之道和君臣关系也体现出法家、道家和儒家的融合.     

论先秦时期儒家的理想政治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知识分子开始组成了不同的派别,都想来拯救世界。各派争芳斗艳,都抱着相同的历史使命,对如何恢复正常社会秩序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各派都设计出一些理想的治国之策,对于儒学来说更是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治国方略。儒家治国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由孔子创立,经孟子发展,荀子集大成。孔子坚持"礼治",主张"宽猛并济";孟子倡导"仁政",主张"推恩于民";荀子"隆礼重法",礼法结合。他们的治国思想基本反映了先秦儒家治国的思想。儒家治国理念在中国封建社会起着主导作用。     

法家学派的由来及其界限

战国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学术主张和有师承关系的儒者和墨者群体,但并不存在以家标名的学派,更不存在有明确师承关系或其它内部联系的法家学派。儒墨道法等家产生于汉代的学术总结,而百家划分的基本标准是学术。法家区别于他家的界限是"言"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治术。     

何炳棣先生与先秦思想史上一个关键性问题

何炳棣先生认为,孔子、老子均在孙武之后,《孙子兵法》是最彻底的行为主义,诸子不过是给行为主义披上不同的外衣。依照何先生的意见,先秦思想史需要改写。事实上,的确存在礼乐文化、孙吴之术、诸子之学三个相互连续的发展阶段。汉代为纠兵法家之偏,才把殷周遗典抬到经的地位,开启了新的经学时代。     

荀子传播思想研究

我国先秦诸子都有很深刻的传播思想和活跃的传播实践。荀子是由儒家到法家的过渡人物,其传播思想也体现了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中和。与孔孟相比,荀子更加重视对传播活动的控制,探讨了如何利用外部规范、传播内容等要素对传播效果和传播者施加影响。荀子对传播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对传播符号与传播效果颇有见地的探讨,他还强调传播者的社会责任及传播过程的透明、传播内容的客观等。     

论先秦儒家、法家的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法家作为先秦诸子中影响力最强的两个学派，在义利观问题上都认为“利欲之心”是“人之本性”，但在如何“制利”的问题上观点又显著不同，前者强调重义轻利，以义为主，后者强调贵法轻义，以法为主。两者的观点对于我国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亚里士多德与法家法治思想之比较

亚里士多德和法家都强调法律的作用,主张法治,反对人治,因而其法治思想存在着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尽管如此,两者在为何实行法治（法治的理论基础）、如何实现法治（法治的主要内容）以及通过法治要达到什么目标（法治的最终目的）等许多方面尚存在重大分歧。分析、研究两者的异同及其原因,不但对于理解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法哲学传统,而且对于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     

先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考量

先秦法家在与儒家“礼治”的争论中提出“法治”思想,并与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策略结合,变法图存的“法治”实践此起彼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由此迅速崛起并最终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是“法治”思想和实践的里程碑,大秦将集权专制和“法治”相互糅合,将法家重刑思想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崇尚暴力和滥刑滥杀的野蛮恐怖境地,导致天下怨叛,秦王朝二世而亡,君权至上最终将法治引向了集权专制的死胡同。     

读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

楚国在春秋时代已大量吸收中原文化 ,到了战国时代 ,楚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时 ,北方的儒家思想已为楚人所接受。当时儒家典籍 ,在楚国已很流行。秦统一以后 ,实行“焚书坑儒” ,但齐、楚二地 ,距秦都咸阳较远 ,秦控制力不强 ,故古代典籍及师儒多保存于齐楚二地。《汉书·儒林传》中儒生 ,多齐楚人。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说明了战国时楚国儒学之盛。从《孔子诗论》看来 ,它反映了战国中期以前儒家对《诗经》的看法。这种看法虽与后来的齐、鲁、韩、毛等汉代学者有区别 ,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多少受到《孔子诗论》等先秦儒家的影响。其中《毛诗》似与《孔子诗论》的说法最近 ,齐、鲁、韩三家可能由于用《诗》劝谏君主、藩王 ,多少要“断章取义” ,故相去较远。但《毛诗》和《三家诗》基本上都受儒家著作的影响     

汉代官吏的经学化及其经学刑德观的形成

两汉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在以经治国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和官僚不断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汉代官僚集团及汉代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这对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在经学的侵润和熏陶下,汉代官僚的经学刑德观也不断渗透到汉代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刑德观成为封建法律的灵魂,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立法、司法和狱政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