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主要是指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一种对政治结构秩序的认同和忠诚性危机,它属于现代性危机的一种表现,根源在于政治经济系统双向蚕食公共领域,使得公共领域逐渐丧失了政治批判、监督、审视、沟通协商的功能。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应该形成具有独立空间力量的"交往共同体",最终将之建构为一种不断产生实质性的批判、辩论、审视的公众认同和忠诚的机制,并源源不断地产生合法性的源泉。     

政治合法性危机及其解决路径

所谓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公众基于某种价值和规范而对政治系统产生的认同和忠诚.这就是说,任何类型和层次的政治系统要赢得统治的合法性就应当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与支持,否则合法性危机就不可避免.分层次地对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进行深入考察,并从构建和增强政治合法性的政绩、民主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基础的角度分析化解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路径.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主要是指一种不受政府干预的社会成员自由批判、商讨公共事务、参与政治活动的公共交往场所.它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既担当着形成拯救"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重要角色,又在不同的时期进行着结构转型.     

利普塞特政治合法性思想评析

利普塞特着重从政治社会学视角阐释了现代民主政体的政治合法性论题。他认为,合法性与有效性紧密相连、相互影响,政府治理的持续有效性对于提升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合法性危机是社会变革的转折点,它产生于旧的社会结构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的时期,必须深入时代变革的现实中寻求危机的根源并加以化解;可通过培育政治认同、包容多种政体类型、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等路径提升政治合法性。利普塞特力图基于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审视政治合法性论题和政治制度设计,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价值偏好,即美国中心主义。     

把握延安精神的实质巩固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政治合法性源于民众的认同、支持和忠诚,因此,人心的向背是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决定因素.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政治合法性挑战,必须弘扬执政为民的延安精神的实质,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用民主制度维系合法性.     

解放政治、生活政治、抑或民生政治?——“合法性”视域下核心政治的逻辑演进

政治合法性是指公众对某种政治秩序或统治的信仰与服从,在一定意义上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公众对政治事物要保持一种认同、忠诚的态度,其要求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因此任何政治系统要满足合法性需求,其核心政治安排就不能一成不变。从政治合法性的视角审视吉登斯的政治观以及我国当下的政治理念,可以发现:无论是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还是当下以民生关注为价值诉求的民生政治,都是跟随时代变迁的脚步,为满足不同时期公众的合法性需求做出的核心政治之变。     

公民认同:核心价值构建的现代政治伦理基础

核心价值是引领公民公共生活的政治文化,植根于公共理性,集中反映了政治生活的核心理念和伦理价值;核心价值是描述性与建构性的政治性公共文化体系,它的形成以公民的自我认同、群体认同和国家认同为基础;在对于以核心价值为灵魂的政治文化认同中,公民找到自我的政治归属感,并且认识、理解自我对于公共生活的责任与义务,这种对于政治生活的认同,也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主旨就在于为公民认同搭建合法性平台,引领人们超越私人领域的限制进入公共生活,成为具有公共道德的良好公民,在此基础上进而真正实现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流失:一个解释框架的尝试

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本质上是公众对基层公共权力合法性的一种政治认同,公信力资源流失也是基层政治认同流失的过程.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与公众利益实现关联度弱化、乡一村关系行政化对基层民主制度的架空以及农民价值认同的理性化和行动单位的原子化分别构成了后集体化时代基层政权公信力流失的利益、制度和价值认同根源.     

涵述现代政治合法性问题——基于社会契约论的理论语境

政治合法性问题,其实就是政治权力获得认同的问题.近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以自然状态为开端来论述国家的起源和政治的合法性问题.任何层次的政治体系要赢得合法性就应当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否则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     

现代化进程中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危机

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政治文化基础,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变迁所引发的体制性危机、群体性危机、文化价值危机、合法性危机等危机是改变、重塑国家认同的重要诱因.同时国家认同危机也是地域主义得以兴起的重要因素.现代化进程中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在利益结构、制度化水平、现代政治观念体系等变量因素的作用下,地域主义将从分离性认同转变为归属性和功能性认同,从而与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形成良性互动.     

批判与实践的双重维度——试论现代性历程中人文知识分子立场的逻辑转换

人文知识分子作为现代性过程中的产物存在着身份认知的危机,他们的批判性身份想象是从近代延伸到现代一个座架性的假设。实质上,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并不完全是他们合法性存在的依据,相反是社会权力的需要决定了他们进入社会和被社会接受状况,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就在于对政治治理性的重要作用,存在的空间就是处于联系私人领域和国家权威领域的中间地带——公共领域。但另一方面,进入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又如何可以独立地批判呢?目前,人文知识分子面临着身份的困扰,站在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实践性双重维度的身份想象互相缠绕的路口。     

论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解释范式及其嬗变

关于政治合法性,每一门学科都代表着一种解释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范式。伦理学以道德理念为逻辑起点,形成政治对正义等基本价值的信仰,成为衡量现实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是否具有合法性的终极价值标准;合法性在法学中保留“与法律一致”的涵义,因而法律实证主义将合法归结为合乎法律;社会学家认为,在符合一定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或依据于被统治者是否相信或赞同某种统治,来确认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角度看,合法性的主要意义在于建立和保持一定的、和谐的政治秩序,同时克服合法性危机对社会进步和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     

从政治合法性视角分析我国的“科学发展观”思想

政治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力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是政权体系存在的基础。政治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经济增长和执政绩效、政治民主化程度、社会公正的实现程度等,对于政治权力体系的构建与良性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内含着政治合法性因素,是针对当前我国政治体系面临的合法性威胁所提出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战...     

社会的兴盛与政治的衰退——阿伦特对社会领域的现代性批判

针对政治衰退的现代性困境,文章研究了阿伦特对社会领域的批评思想,对社会领域兴起所产生的消极政治后果作出了重要补充和完善。文章通过对社会领域政治危害的系统研究发现,阿伦特所作的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划分是她进行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框架,也是我们理解政治现代性的重要理论工具。社会领域入侵政治领域,将私人领域家务管理的必然性带入自由的政治领域,继而引起了市民的兴起、公民的衰亡以及政治在人类活动中地位的衰退。面对社会领域对政治和人造成的侵蚀,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公共政治对人生意义实现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民生政治的合法性论析

政治合法性是指民众基于正当理由对政治体系或政治权威的认同和忠诚。政治合法性基础是不断变化的。如果说传统社会的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建国初期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政权政治的基础上,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就成为了中国政权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但是,重经济增长轻其它发展,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导致政治合法性不断减弱。在新形势下,应加强民生政治建设,在民生政治的基础上构建我国政治合法性,构建和谐社会。     

课程改革的合法性探析

课程改革是作为一项政府行为,它应是公共政策行为的一种,因而它同样也面临着合法性问题.课程改革的合法性是教师、学生等利益者对其价值和行为的认同与服从.课程改革的合法性对课程改革的顺利和有效的推行产生重大的影响,关系到课程改革的成败.因此,为了获得较高的合法性,避免出现合法性危机,笔者认为要从合乎法律、有效性、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与环境的一致等几个方面着手.     

关于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探讨

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问题是现代国家不可也无法避免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政治权力合法性界定入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合法性理论的渊源,指出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与对政治权力的认同构成了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和源泉.合法性是一种没有权力的权力.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必须注重执政合法性的构建.     

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论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

政治合法性问题主要探讨权力为什么以及如何获得社会成员的忠诚和认同,这个问题的提出目的就在于将暴力因素加以排除从而实现政治的文明化。卢梭为政治设置了"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基础。由于卢梭思想中的"逻辑悖反"以及其与后世政治实践中的一些悲剧性后果高度相关,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为人诟病不已。但是卢梭政治合法性思想在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对后世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具有深刻影响。     

政治合法性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人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政治合法性的实质是统治与认同、自愿服从的关系，是政治稳定形成和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在出现合法性危机的时候，各国为了重塑合法性，进而实现政治稳定，要通过实现绩效统治、规范政治制度、形成共同的政治文化、实现政治权力合法性、建立法律合法性、采取协商机制等途径来实现。     

“同一性”的危机: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国家认同风险论

本文试图说明重大突发事件中国家认同的风险逻辑。重大突发事件在全球化与媒介化语境下成为全球“媒介公共事件”,公众、他国或国家体系、世界主义者、平台型媒体等成为事件场域中政府、专家、机构媒体等传统行为体之外的“新玩家”。重大突发事件具有“一种政治爆炸的特性”,国家的“整体性观念”面临着“一系列松散联系的实践碎片”的巨大冲击，国家认同结构体系中代表性行为体的应急感知、处置机制与话语框架都可能引发公众的“集体忠诚冲突”,从而对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法律等既定的国家“同一性”支撑产生或可能产生损害、损失或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