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商业贿赂立法的完善

商业贿赂作为一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近些年来在我国逐渐蔓延,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了竞争机制,滋生了腐败现象。虽然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经济法规对此作了相应的规定,但在立法上存在明显的不足,缺乏一个定性准确、适用明确、结构完整的商业贿赂行为法律规制体系。建议：制定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明晰折扣与回扣的根本区别,并对折扣行为做出明确的规定;规定商业活动中中间人的佣金额度,规范市场给付佣金行为;完善对附赠行为的规制;完善商业贿赂的民事法律责任;加大对商业贿赂行为的行政制裁,完善我国反商业贿赂的立法。     

论商业贿赂与相关行为

本文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出发 ,分析了商业贿赂与回扣、折扣、佣金及附赠等相关行为之间的关系 ,并认为回扣并非一定构成商业贿赂 ,且不以“账外暗中”为构成要件。另外不仅回扣行为能够构成商业贿赂 ,折扣、佣金及附赠等行为也可能构成商业贿赂。     

浅议我国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

我国的商业贿赂现象相当严重,已经成为某些行业、市场的"潜规则",它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和正常的交易秩序,而且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虽然禁止商业贿赂的法律条款早在1993年就写进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但是整个社会对商业贿赂的认识仍然十分模糊,而现行的各种分散的规定,并未对商业贿赂行为作专门界定,且商业贿赂立法、执法方面都存在着不足之处.建议借鉴国外反商业贿赂的先进经验,完善我国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出台《反商业贿赂法》.     

论商业诽谤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商业诽谤是一种十分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因而历来是各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打击的重点之一。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也对商业诽谤行为作出了规定 ,但在立法上却存在较大缺陷 ,有必要加以完善和补充 ,以更好地适应反不正当竞争实际执法工作的需要。本文就此问题发表了笔者的一点浅见。     

假冒行为与商标保护和反不正当竞争

假冒行为是一个引起法律界乃至国际商界广泛重视的问题,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均可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规制,文章通过分析我国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假冒行为的有关规定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完善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商业标识保护的规定进行了探讨。     

商业标识立法保护的新发展

2014年5月1日生效的《商标法》和正在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从立法层面,对商业标识的保护做了一些新的规定:首次确立了商业标识的概念;扩大了商业标识的保护范围,加大对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的保护力度,增加和细化了商业标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对假冒商业标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从使用延伸至生产经营等其他环节;注重对商业标识权利冲突的立法协调,对商业标识反向假冒行为的双法规制。两部立法保护的对象虽各有侧重,但共同关注对商业标识使用的界定,在判断商标侵权和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上有其共性。两部法律相互补充,力图协调解决商业标识之间的权利冲突,呈现出立法体系化之美。     

论我国高等教育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高等教育具有较强的外部性、排他性和竞争性,这种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使得高等教育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方式提供服务。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在当前的市场竞争中已经出现名称混同、虚假招生宣传、贿赂、诋毁竞争对手办学声誉及不正当的人才引进等种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目前规制这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制度严重缺失,而且现有的规制立法层次较低。鉴于我国立法的现状,可突出《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基本法地位,以行为定主体,将高等教育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纳入该法规制范围,这样既有利于全面涵盖各类高等教育中不正当竞争行为,满足法律规制的普适性要求,又有利于提升调整该类行为的立法层次,满足规制法律的权威性要求。     

德国商业贿赂的经济法规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刑法》均对商业贿赂的构成要件及其法律后果作出了调整,采用了综合规制模式。相比之下,德国从原来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模式向现行的刑法规制模式变化,尽管在法律责任和保护法益上体现出侧重点的不同,但规制对象和构成要件仍保持统一性。对比我国和德国的规制模式可以发现,我国存在规制对象不统一、调整方法不衔接、保护法益不明晰、构成要件不完备等问题,而上述问题均可在德国立法及其变动中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商标反向假冒的性质及适用法律探究

论述了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种类、性质和目前我国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法律规制及相关法律规制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国外立法,提出了完善我国商标反向假冒有关法律规制特别是《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建议。     

“商业贿赂”须承担法律责任

商业贿赂是一种法律所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回扣”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商业贿赂的主体不仅包括经营者,也包括为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的职工,也就是通常所称的采购与销售人员。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规定:经营者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     

网络洗稿行为的法律性质与规制路径探究

网络洗稿行为以信息网络为依托、“高级抄袭”为手段、以“恶性竞争”为结果。在著作权法上,网络洗稿行为应构成对作品的改编而非复制,并且还构成汇编行为;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网络洗稿行为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在规制路径上,除适用有关的著作权民事救济外,还应当采取行政规制手段,具体而言,《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行政规制手段存在局限性,有关机关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网络洗稿行为施以适当的行政规制。     

谈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问题

本文通过比较研究中外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责任规定,指出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责任规定以行政责任为主的特征及其不足,并提出了三条完善建议：《反不正当竞争法》应以民事责任为主;应增加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惩罚性处罚条款和罚款额度;应突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社会含义,从而加大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惩处力度,维护公平竞争     

论商业贿赂及其构成要件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立法对商业贿赂的界定前后并不一致 ,学界观点也均有不同。本文从反不正当竞争立法本意出发 ,在针对不同认识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对商业贿赂作出界定 ,并以其构成要件为线索 ,揭示了商业贿赂的本质特征     

当前惩治不正当竞争犯罪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侧重于规定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民事和行政责任，这给当前惩治不正当竞争犯罪带来一定的困难。本文依据现行的刑事法律规范，对当前惩治以欺诈手段从事交易行为、商业贿赂行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发布虚假广告行为等几种比较突出的不正当竞争犯罪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作了研讨．     

反不正当竞争法律考究

《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规范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律,在市场经济中具有崇高的法律地位,素有经济宪法之称。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信息时代,不正当竞争又有新的表现,于是需要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使之更加适应新时代的市场竞争。本文从混淆行为、误导行为、商业贿赂行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滥用经济优势地位行为、倾销行为、权力经商行为以及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等八个方面,厘清《反不正当竞争法》现有条文的含义,这是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必修课。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缺陷及完善对策

《反不正当竞争法》部分条款不明确,有关条款之间未能协调一致,有关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后果的规定有疏漏,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有失偏颇等立法缺陷的存在也是显然的。本文就此作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对策     

试论商业贿赂犯罪中介绍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

商业贿赂中的介绍贿赂行为是指在商业领域中,为谋取利益在经营者、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之间介绍贿赂的行为。这种行为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但现行法律对商业贿赂中的介绍贿赂行为的规制却不够全面系统。文章对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介绍贿赂罪的规定通过扩大客观范围,提高法定刑,增设财产刑和资格刑的途径加以完善,从而合理有效地规制此类行为。     

关键词广告中商标隐性使用行为的性质及法律规制

对于关键词广告中商标隐性使用行为的性质界定，理论界尚有分歧。商标隐性使用行为所导致的售前混淆并非我国商标侵权构成要件，因而商标隐性使用行为不构成商标侵权。事实上，商标隐性使用行为应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商标隐性使用行为应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规制。商标隐性使用行为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和第12条所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从该行为导致的后果分析，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进行规制最为合适。     

浅析我国关于搭售法律条款

我国现有的竞争规范体系主要是围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建立起来的。但上述两部法律的不完善性和滞后性已经无法适应传统工业经济与新兴的知识经济并存,公用企业与跨国企业成为主要的垄断力量等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对搭售等垄断行为进行规制的立法模式已经无法很好地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达不到竞争法应有的目的。     

我国私营部门内商业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1条规定了有关私营部门内的贿赂犯罪,包括向私营部门工作人员行贿犯罪和私营部门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与之相比较,我国有关私营部门内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尚存差距,主要表现在:主体范围比《反腐公约》窄;贿赂的范围比《反腐公约》窄;行贿方式规定单一;对商业受贿犯罪贿赂的归属规定不明;入罪范围比《反腐公约》窄。具体的立法完善建议:修正罪名;完善体系;扩大贿赂的范围;扩大行贿罪的行为方式;取消有关数额的规定,将数额犯修改为情节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