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态伦理道德观与环境法

法律与伦理道德是密切联系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化将对法律的发展变化产生重要影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新生态伦理道德观念正在向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念发起全面的挑战。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念将对环境法产生重要影响。环境法应以生态利益为本位。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应当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念应成为环境法的重要理论基础。     

自然权利论的存在论根据——海德格尔生态伦理观探析

生态伦理学有两个相对的理论路向,一是“人类中心主义”,一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二者的理论基础分别是“天赋人权论”与“自然权利论”。探究自然权利论的存在论根据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破解“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理论论争。     

对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界内在价值”观的质疑与辨析

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自身利益问题 ,是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非人类中心主义从所谓自然万物都有其平等的存在权利的观点出发 ,认为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 ,应从过去的纯粹“经济的视角”转变为“伦理的视角” ,尊重并承认自然界的多方面价值。人类中心主义否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 ,但承认自然具有价值 ;同时认为 ,价值是相对于人类主体而言的 ,人类是自然万物的价值主体。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应然基础 ,人类中心主义赋予自然的价值以新的涵义 :自然不再是处在人类活动之外的物质运动形式 ,它还是人类生存于其中且永远不能离开的客观环境 ;自然物不再只是人类物质活动的材料对象 ,它还是人类周围有机环境的组成部分。     

从对抗走向兼容:探析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内在关系的演化过程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一直是生态伦理学的热点问题。其争论的焦点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伦理关系、价值关系三个层面上。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促使人类中心主义对其原有的观点进行调整,克服了狭隘的功利主义,承认自然系统的内在价值和内在平衡的必要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兼容。     

生态伦理:从自恋、自虐到自善——生态伦理的心理分析

在生态伦理学研究中,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主张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而保护自然环境,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强调为了尊重自然存在物本身固有的权利和内在价值而保护自然环境。从心理分析视阈上看,这两种对立的生态伦理观都表达着人类不健康的心理状态。人类中心主义属于自恋伦理,非人类中心主义则是自虐伦理,二者均扭曲了伦理的本质。生态伦理作为成人、为人和做人的内在要求,作为对人之为人的担保与承诺,是人类自我完善的象征。     

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的两点质疑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万物与人一样具有主体性,具有其自身内在的价值、权利与尊严,因此,人类应当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本文对此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自然物不是伦理主体,不具有内在价值、权利与尊严。生态伦理学在反对人类自大狂的同时,也应当反对将自然“神化”。生态危机的根源不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生存论的问题。     

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反思

为推进环境保护,“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企图通过确立非人存在物的伦理地位,用道德良心来约束人对自然的滥用和破坏欲望.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环境问题的一些原因和传统伦理学在解决环境问题时面临的困境.但是各派“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理论都没有为非人存在物的伦理地位提供充分的本体论证明,并且它们都从生态科学的结论推论出生态伦理学,而没有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要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这不但使得这些理论显得很薄弱,还决定了它们的乌托邦性质.     

可持续发展伦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现代伦理学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流派：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的整合与超越，它的目标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西方生态伦理学的逻辑困境及其“东方转向”

西方生态伦理学将伦理对象扩展到自然界,强调自然权利、自然利益,为传统伦理学带来了一次重要变革。然而由于学说内在的一些逻辑困境,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常出现自相矛盾的问题。妥善解决"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厘清生态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准确界定特有的概念范畴,给出"是"与"应当"联系的正确推论等,是其化解自身逻辑困境的充要条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生态伦理学进行"东方转向",使中西生态文化交融,势在必行。在东西方生态伦理文化相互会通中要特别注意伦理的"民族性"与"时代性"问题。     

环境伦理坚持还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这两种环境伦理观是当今环境伦理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作者通过剖析这两种环境伦理理论以及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在处理环境问题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时所处的困境 ,论证了树立与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的合理性     

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

体系化是科学的重要特征。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进行体系化。法律制度的体系化有逻辑建构法、利益建构法和价值建构法三种方法,而构建"内部体系"的利益建构法和价值建构法对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更为重要。在体系化过程中,以知识产权的类型化为基础,通过确定知识产权类型的"意义",并把知识产权分为关于"美"的知识产权、关于"用"的知识产权和关于"区别"的知识产权,可以初步建构知识产权法的"内部体系"。     

论船货双方权利与义务之平衡——从海商法的正义到民法的正义

长久以来,我国海商法中船货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是不平衡的,它更偏向承运人利益,并表现在船货双方权利义务总量不对等以及权利与义务不对应两个方面,形成海商法下的“正义”。《中国海商法》的相关条文有待补充与完善。回顾海商法发展史,从罗德—罗马法到国际商人法,从海牙—维斯比规则到鹿特丹规则,船货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历经了一条从货方“义务本位”发展至“权利义务本位”的发展道路。《中国海商法》的修改也应遵循这种精神,平衡船货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形成民法上的“正义”。     

家长权的现代遗存——一个法制发展史的视角

近代中国基本废除了家长权,模仿西方的亲权制度建立起监护制度。然而,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与法律文化当中,传统的家长权、家长制以及家长观念仍然影响甚深。我国古代家长权确立于汉代,后随法律儒家化而逐步加强。我国的孝文化强调子女的义务与关系的等级化、差序化,甚至利用孝道建立起一套"差序格局"。而现代法治中,规范"父母——子女"关系的亲权制度则借鉴于西方,长于建立一个人格平等、旨在推进权利实现的平等性。当现代的亲权制度遭遇传统的观念遗存,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法律的实践与表达的"二律背反"。理解和处理"传统家长权与现代亲权意识"并存这一矛盾现象,是我国法治建设中不可避免的一个任务。     

从“亲亲相隐”到“亲亲不隐”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的一项法律制度,它肯定了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罪行的正当性,符合中国古代礼法并用的律法特点。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权利的维护,法律成为维权最重要的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如果将“亲亲相隐”法制化,则意味着,在现代法律中血缘亲情将成为能够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因素。如此一来,司法何以体现公正,如何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将“亲亲相隐”法制化的观念是不可取的。     

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差异之透析

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有两条改革路径可供选择 :一是激进改革 ,二是渐进改革。对于不同改革路径之间的差异 ,人们往往只是从改革速度快慢的角度去理解。事实上 ,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差别不仅是广泛的 ,而且是深刻的 ,从改革的方式、方法 ,到改革的性质、目标 ,都各不相同。全方位地透视和对比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 ,二者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步骤问题、改革的“速率”问题、改革的局部和整体问题、改革中的“破”与“立”问题、改革的过渡性制度安排问题、改革中的双轨制问题、改革中的试验与设计问题、改革中的收益分配问题、改革的性质和目标问题等九个方面。     

商业标识立法保护的新发展

2014年5月1日生效的《商标法》和正在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从立法层面,对商业标识的保护做了一些新的规定：首次确立了商业标识的概念;扩大了商业标识的保护范围,加大对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的保护力度,增加和细化了商业标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对假冒商业标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从使用延伸至生产经营等其他环节;注重对商业标识权利冲突的立法协调,对商业标识反向假冒行为的双法规制。两部立法保护的对象虽各有侧重,但共同关注对商业标识使用的界定,在判断商标侵权和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上有其共性。两部法律相互补充,力图协调解决商业标识之间的权利冲突,呈现出立法体系化之美。     

从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解读“男女平等”

不同的意识形态对男女平等的涵义有着不同的解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平等理论,男女平等应是两性政治平等和经济社会平等的统一,是权利平等和义务平等的统一,也是两性平等与两性自由发展的统一。对男女平等内涵的重新思考和认知,有利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国妇女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伦理道德对“法治”的基础性支持维度

“法治”不同于“法制”和“依法治国” ,它的实质是一种正义、自由精神 ,而这种精神与伦理道德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法治精神的外化即法律的基础在于伦理道德原则 ,不论是其合理性还是其秩序的建立 ,都要以伦理道德为保证 ,而且法治的具体实施即立法、执法和守法更是需要道德的支撑。     

浅议小区地下车库的法律定位

《物权法》颁布之后,小区地下车库问题成为一个焦点。原因是物权法第74条规定过于简单和模糊,因此发生了很多争议,这有可能导致法院在这类问题上判决可能会有多种可能。本文重点讨论是如何在《物权法》的现有框架内解决地下车库的法律定位问题,同时厘清与物权法规定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即应当肯认地下车库的所有权客体地位,同时应该将地下车库所有权纳入登记交易框架。本文同时认为,物权法的本身不承载解决社会问题的职能,从保护业主利益角度出发,地下车库的制度设计应当更多的向公共政策空间延展。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的权利观变迁及其启示

从权利观念变迁的视角出发,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工具性权利观阶段,第二个是个体化权利观阶段,而个体化权利观阶段又可以被划分为意志论的权利观阶段和利益论的权利观阶段。不同的权利观反映了其所属阶段的社会生活状态,并将这种状态通过权利话语表达在法律体系中。权利观变迁的背后是在形塑主体性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变化,而权利冲突、权利滥用现象的普遍化所表征的利益论权利观的失灵恰恰源自主体在追求利益时对自身的遗忘。发展一种适合我国国情和法治实践的共同体权利观是解决权利冲突、权利滥用问题,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