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社会阶层越高越幸福吗?——基于CGSS 2010-2015年数据的微观分析

针对农民社会阶层与幸福感问题，通过分析2010-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有序响应Logit模型估计，实证检验了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研究发现，农民社会阶层定位存在幸福效应，社会阶层定位越高的农民，其幸福感越强；进一步区域比较发现，此幸福效应在经济发达地区最为显著；而户籍比较发现，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低于城镇居民；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较10年前有所增强，且农民对社会阶层定位有较为乐观的预期。据此提出，民生建设中重视农民的发展诉求和精神需求，融通农民社会阶层上升的渠道，从而提高农民幸福感，保障农民公平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中韩职业女性主观幸福感之比较

通过考察中国和韩国已婚职业女性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发现:两国已婚职业女性的主观幸福感同处于中等水平,但是中国妇女比韩国妇女感到更幸福;职业满意度、家庭生活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三个维度都有显著相关;职业满意度和家庭生活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有预测作用,但是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力远高于职业满意度,中国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力明显高于韩国。     

青少年幸福感体验的影响因素及其提升路径

目的研究幸福感体验的影响因素及其提升路径。方法用自编问卷调查了314名广州青少年的幸福认知。结果青少年自主幸福感处于中等偏高水平；青少年自主幸福感体验有性别显著差异；父母职业对青少年自主幸福感体验有明显影响；家庭成员构成对青少年自主幸福感体验有一定影响；不同成长环境的青少年自主幸福感体验有显著差异；青少年自主幸福感的体验和内涵来自于家庭和亲情。     

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为了综合考察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对城市居民综合幸福感的复杂关系,调查了3192名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城市居民,结果发现: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随家庭经济收入增长而提高,随城市经济增长而下降;家庭经济收入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都显著正相关,而城市人均GDP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家庭经济收入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综合幸福感,但地区经济在家庭经济和综合幸福感之间起重要调节作用,即家庭经济对综合幸福感的解释率随地区经济水平提高而降低。基于此,政府应致力于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逐步平衡地区和家庭之间收入差距,这将对城市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食品安全认知与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

采用2016年苏鲁两省城镇居民调查数据,构建食品安全认知的测度方法,并结合有序Probit模型,考察食品安全认知对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居民食品安全认知得分每增加1%,城镇居民感到"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降低0.62%、0.45%和0.41%,而感到"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增加0.82%和0.68%。其中,对于主观幸福感影响正向显著的变量主要有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自评健康程度、政治面貌、职业类型、家庭总收入、家庭资产和社会资本等;对主观幸福感影响负向显著的变量主要有户主年龄、户主性别、老年抚养比、家庭成员不健康比和家庭负债等变量。进一步来看,食品安全认知对幸福感的影响在女性、受教育程度高、年轻和在体制内工作的人群中更为敏感。     

我国西部地区农户家庭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宁夏地区调查数据为例

通过对影响宁夏农户家庭收入因素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方面,家庭平均教育程度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家庭人口数对人均收入有负向影响作用;社会资本方面,家庭成员中有党员、有商人均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正向促进作用;劳动力转移方面,家庭非农就业劳动力数量越多,人均收入越高;林业政策方面,农户家庭是否参与林业工程对人均收入影响并不显著;资源禀赋方面,家庭人均林地面积对人均收入有正向影响作用,而人均耕地面积对其影响并不显著。     

股票市场投资与主观幸福感————基于个体投资者的调查问卷分析

基于个体投资者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约百分之四十六的投资者认为股票投资带来的快乐不同程度地超过痛苦。生活的总体幸福感、年龄、投资收益、投资规模是直接影响投资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对生活总体幸福评价高的投资者从股市投资中能获得更多的幸福;年龄对投资幸福感的影响呈U形,中年人的投资幸福感低于老年人和青年人;投资者长期的总体投资收益对投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短期内的收益对投资幸福感没有影响;投资规模占家庭资产比重越大,投资幸福感越高;投资的绝对规模越大,投资幸福感越低。此外,认知偏差、投资目标、个性特征等因素可以通过影响投资收益或总体生活幸福感从而间接影响投资幸福感。     

幼儿园教师幸福感调查分析——以河南安阳市幼儿园为例

通过对幼儿教师幸福感现状、影响因素及其关系进行调查分析，得出幼儿教师的幸福感水平一般；她们最在意家庭的温馨、身体的健康、精神生活的充实等；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因素有家长不理解、薪酬低等；感到幸福的主要因素有幼儿的天真、无邪、家长、领导的支持和肯定等;并且在幼儿园地域、级别、规模和发展机会、工作压力和收入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最后根据研究的结果提出了合理性的建议。     

家庭心理需求及其对家庭幸福的影响——基于1 139个家庭的研究证据

为考察中国家庭的心理需求,对1 139个家庭的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中国家庭的心理需求具有明显的层次差异,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分别是存续、安康、和睦、荣耀和兴旺。此外,主导需求层次处于低端的家庭,低级需求的满足对家庭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主导需求层次位于高端的家庭,高级需求的满足对家庭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这种基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家庭需求层次理论对建设中国幸福家庭具有独特的意义。基于这一理论,中国的幸福型家庭建设应围绕多个方面展开:在各级政府的评价体系中引入民众幸福;倡导基于责任的婚恋关系;大中小学尝试开展幸福课程计划等。     

工作-家庭增益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核心自我评价的调节作用

在角色扩张理论与资源守恒理论的基础上,以241名公司员工作为被试对象,探究了工作-家庭增益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增益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性影响,而核心自我评价在其中起调节作用,当核心自我评价较高时,工作-家庭增益对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影响;而核心自我评价较低时,工作-家庭增益对主观幸福感的正性影响显著。     

社会比较、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了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其关键在于比较,社会比较和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比效应是解释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时间比较对不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心理不健康、多子女、家庭经济地位高、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影响显著。据此提出,推进老年人继续教育、再就业等工作,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加大民生建设,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通过政策倾斜与人文关怀重点关注弱势老年人群体;重点推进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建设。     

基于差异的比较:转型期我国大学生的幸福感研究

幸福感关乎对大学生生活状态和生活态度的理解,也是转型期我国社会文化特征一定程度的反映.为研究转型期背景下我国大学生的幸福感状况,对长春市某所全国统一招生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二学生及其父母共917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基于比较视角的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父辈不同,并且大学生的幸福意识和追求幸福的动机更强;城镇大学生与农村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幸福意识、追求幸福动机总体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城镇大学生的成就感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男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幸福意识和追求幸福的动机差异显著,同时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也有所不同.     

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增强老年人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目标.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将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并选取相应的指标,采用OLS方法研究了其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显著提高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收入、社会阶层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改善公平认知、扩大社会交往、优化休闲娱乐是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渠道.因此,应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缓解社会分层、丰富老年人的社交文化生活的方式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及其代际差异

运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比较不同代际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大多数流动人口感觉生活幸福,与户籍人口的幸福体验没有显著差异.新生代流动人口正值追求梦想、自我实现的黄金时期,他们对幸福的积极体验明显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2)经济诉求、权利保障和公平正义构成了流动人口追求幸福的实质内涵.社会融合因素的影响效应甚微,城乡差距的曝光度和城市固有的社会歧视导致流动人口产生强烈的剥夺感和不幸感.(3)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权利保障因素对不同代际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差异.基于此,在政策层面,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需要立足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面向,关注群体内部分化,针对不同需求层次,构建差异化的幸福建设体系.     

林场职工工作特征影响幸福体验的双路径模型探讨及其人格特质的调节作用

林业产业作为国家经济来源之一,其发展关乎民生大计.林场职工的稳定性是确保林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从心理学视角出发,探讨林场职工的职业心理机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择3个样本国有林场的职工,发放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387份,有效率为86%.研究结果验证了工作特征影响林场职工幸福体验双路径模型,工作要求正向预测林场职工主观幸福感和情绪幸福,工作要求通过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进而影响林场职工的幸福体验,工作要求高,工作-家庭冲突多;工作资源在工作要求影响工作-家庭冲突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工作资源正向预测林场职工的主观幸福感和情绪幸福,工作资源通过工作-家庭促进的中介作用影响林场职工的幸福体验.人格特质对双路径模型具有调节作用,人格特质中的外倾性、宜人性缓冲工作-家庭冲突对幸福体验的负向影响,宜人性对工作-家庭促进和幸福感的关系也具有调节效应,宜人性促进工作-家庭促进对幸福体验的正向影响.     

粤西地区新入职高中教师主观幸福感调查

采用问卷法调查了粤西地区4市351名新入职高中教师的主观幸福感,结果显示：粤西地区新入职高中教师幸福指数介于一般与幸福之间,未达到比较幸福或非常幸福水平;女教师的幸福感显著强于男教师;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年龄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教师描述幸福事件中涉及最多的对象是学生,占74.18%,幸福事件内容中教学成就感、学生认可和师生关系融洽所产生的幸福感占79.08%。而不幸福事件中所涉及最多的对象亦是学生,占38.64%,待遇差和工作经验不足所产生的不幸福感占63.69%。调查结果表明,加强职中和职后教育技能训练以帮助高中新入职教师快速成长和提高收入是提高其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与人格特征、 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式的问卷法以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中国版)、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总体幸福感量表为测量工具对海南省7所高校的33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以考察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其与人格特征、社会支持的关系。差异分析表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总体上处于中等偏高水平且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四种人格类型中,多血质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最高,抑郁质最低;且社会支持对不同人格类型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趋于一致。相关和回归分析表明,神经质性、内外向性和家庭外源性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更强的影响力;神经质性对主观幸福感只有直接的影响,而内外向性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而且可以通过家庭外源性支持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     

失业残疾人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海市的调查

本研究重点对上海16个区残疾人失业者的就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的问卷调查进行分析表明,失业残疾人就业意愿与个体一般特征、残疾等级、就业能力、失业时间及家庭经济有关.进一步的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城区、年龄、失业时间、家庭经济对就业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男性、残疾等级、文化程度、技能水平对就业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残疾类别中除精神残疾外,其他残疾类别间没有显著差异.最后本研究对提升失业残疾人的就业意愿,推动实现就业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为基础，将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内在于个体的主观性社会认知因素与外在于个体的客观性社会地位因素，并进一步将社会地位划分为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计量地位。基于CGSS2017的数据，应用O-logit模型探讨社会认知、社会地位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第一，社会认知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第二，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收入仍然是影响农民工幸福的主要因素。同时，拥有房产与汽车也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社会计量地位方面，工作类型不对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而拥有党员身份、地位自感与家庭社会层级自感较高的农民工拥有较高的幸福感。第三，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情绪状态是其幸福感的最主要影响因素，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对未来预期的感受。收入的提高与拥有汽车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而老一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党员身份与房产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