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因素决定论”到“道德平静”——论康德的道德心理学

一般而言,康德的伦理学主张,只有出于义务的行动才具有道德价值。但是,针对行为者的道德动机,研究者们却发现在康德那里似乎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解释。汉森就指出,康德所说的道德动机是一种“多因素决定论”,具体而言,其内在构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冲突论”,即理性通过约束感性欲望而促发行动;二是“一致论”,即在理性与感性欲望相互协调一致的状态下所产生的行动。在两种情况下,行动都可以说具有康德所要求的道德价值。但在前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是压抑甚至痛苦的;在后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却是轻松愉悦的。对此,究竟哪一种状态更具有道德价值？或者说更符合康德的义务论诉求？汉森认为康德的论述并没有提供清楚的回答。道德动机的“多因素决定论”在康德那里确实存在,而它主要体现于康德不同阶段的思考中。但在最终意义上,“道德平静”才是其道德心理学的核心特征,也正是借助这一理论,汉森所说的“冲突论”与“一致论”之争才能够得以较好地解决。     

康德“先天的”和“先天知识”的含义

国际学界对康德“先天的”和“先天知识”的标准解释表明,“先天的”不是指人类天赋的知识或固定不变的结构,而是指理性天赋的、永恒不变的原则和规则。这一解释与康德本人的思想基本一致。邓晓芒先生将“先天的”解释为人类先天的固定不变的结构是不对的。因为在康德那里,知识的结构是按照先天原则和规则在时间中构造的结果。     

儒家美学的“本真”生存审美诉求

儒道美学重视人的生存问题,把人,即“此在”的“本真”生存作为最高的审美诉求与审美境域。在儒家美学看来,“仁”的构成境域就是人的一种“本真”生存态势或生命状态,也即“本真”审美域的达成态。可以说,正是从重视人生、珍惜生命、推崇“本真”生存出发,儒家美学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自身生命意识的培养。而“仁”审美域的达成流程其本身就是一种“本真”生存态的生动呈现。     

论孔子的“礼孝”思想

关于“孝”,孔子曾对学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孔子的“孝”思想是以“礼”为形式的。孔子的“礼孝”思想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内涵丰富的“孝”的伦理准则。     

人虽有限而可无限——牟宗三对康德“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命题的超越

将康德“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命题分成“人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是理性所设定”以及“理性是人的理性”四个方面来理解即发现“理性无法理解自己”的矛盾。牟宗三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为化解这个矛盾而论证了“人虽有限而可无限”的命题。新命题的提出说明了物自身的无限性及价值意味，从而为建立道德形而上学准备了条件。     

“自我”与“他者”审美歧途中的“湘西形象”

中国文学中的“湘西形象”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表现出多重美学样态。其中民俗传奇的“湘西形象”中却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态势,深刻的体现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审美歧途。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诗意呈现、对湘西子民生存形态的展示实现了对湘西最为成功的“自我塑形”。其作品中浪漫与诗意的民俗湘西形象背后蕴藏着深邃的价值核心,即对于人性的洞察与展现。而当代网络文学中的“湘西形象”书写则表现出一种“他者”视角下,对湘西民间秘闻、诡魅习俗的猎奇演绎与神秘文化趣味,其众多文本刻意塑造出“鬼魅幻象”式的湘西形象,这无疑是对“湘西形象”的一种单向度的书写与审美。     

“德性”抑或“理性”——《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论中的代词之谜

在《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论中，康德在分为三小段的一长段话中论述了“一般德性”。 在第二小段前面，他使用三个代词sie，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有学者把前两个sie译为“德性”，第三个译为“义务”；也有学者把前两个sie译为“德性”，第三个译为“理性”；这两种译法都未能保持sie含义的一致性。国外学者Mary Gregor把三个sie统一翻译为“德性”，这保持了sie含义的一致性，但存在与康德其他表达不能吻合等问题。这种译法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理性”对于德性义务和德性的规定作用，因而是不适当的。其实，用“理性”来替换“德性”，把三个sie都理解为“理性”，是一种符合语法、逻辑和义理的新思路，它简明易懂，有助于更清晰地表明康德本段论述的逻辑层次关系，解除了逻辑上的循环，也能够避免同其他文本段落的冲突，并恰好与其他文本段落形成呼应。      

“搁置争议”视野下中国海权战略的选择

20 世纪70 年代,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思想,这既是国际政治环境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自身实力所限的历史必然。“搁置争议”思想提出后,我国当代几代领导集体坚持这一思想,一定程度缓解和平息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为中国赢得可贵的和平与发展时代良机。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为今后我国海权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在“搁置争议”思想下中国海权发展既面临机遇,也充满挑战。“黄岩岛”模式、“钓鱼岛”模式、“共同开发”模式、“自我开发”模式既是对“搁置争议”思想的继承,也是一种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选择。坚持和发展“搁置争议”思想对中国海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朱熹人格美育的化育精神

朱子理学美学人格美育在继承儒家仁学化育思想的基础上有独特的发展,其人格美育的化育之道主要是承继儒家的命题,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和“游于艺”;其化育之方则表现为“学”、“践”、“养”、“化”等基本范畴。     

论康德哲学中普遍必然的道德法则

道德法则必须具备绝对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这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前提预设,也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根本观点。由于坚持道德法则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幸福论的伦理学就被排除,自由这一理念作为理性的事实得到了证实。但是,是否有这样的法则存在,以及这样的法则是否具有实践意义,围绕这些问题,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研究表明：康德预设了意志自由和目的王国,也就预设了道德法则的普遍必然性。而对于普遍必然的道德法则的意识,又反过来验证了自由的实在性。作为行为准则道德性的评价和选择标准,康德的道德法则既强调了理性的优先性,又保留了经验的开放性,为道德实践行为的创造性、乃至于为哲学自身的发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存在论视域下康德哥白尼式革命及其困境

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在洞察哲学存在论疑难的基础上,通过对旧有存在论架构的颠覆,力图先验地赋予为柏拉图主义所摒弃和撇除掉的感性世界的实在性。在实施这一“先验转向“的过程中,其内在矛盾和困境集中到了“主观演绎”部分,导致康德最终无法真正冲破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藩篱。     

论康德的“物自身”与“自由”的关系

考察康德的物自身概念，可以分析得出康德规定了物自身的双重蕴含是“不可知”和“可思”，并依此区分和稳定物自身与现象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物自身为自由提供存在的根据并使自由与自然规律得以共存：正是这种“根据”的关系与意义，使物自身概念有资格随同自由概念进入实践领域；从而共同成为整个理性大厦的拱顶石。     

不当得利“获利无法律依据”要件证明规则研究

司法实践中,对不当得利“获利无法律依据”要件证明规则存有较大分歧。(2018)最高法民终314号案例具有典型意义。根据通说法律要件分类说中之规范说,该要件属不当得利请求权发生(产生、形成)规范,应由请求权人(原告)承担证明责任。根据待证事实分类说,划分积极事实与消极事实的依据应是具体案件事实而非“获利无法律依据”的抽象表述,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待证事实是“给付原因消灭的具体因由”,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属积极事实,应由请求权人证明。类型化对待说之合理性值得商榷。该要件之证明范围并不要求排除一切可能,请求权人仅证明自己主张的原因即可。二审法院的判决正本清源值得肯定。程序法困境之根源系实体法未明定“占有的推定效力”。     

浅论孔子的孝亲思想及其批判继承

孔子孝亲思想对人类原初孝亲情感做了符合时代意义的诠释。孔子强调,子女对父母不仅应当有孝顺之行,更应当有孝敬父母之心,反对装腔作势式的封建孝行。孔子之后的儒家将孔子孝亲思想本位化、单向化、纲常化,违背了孔子孝亲思想的原初意义。孔子孝亲思想包含的爱老、敬老、感恩思想对现代社会道德培养仍然具有积极的价值。     

孔子诗学观新探

孔子诗学观是个复杂的话题, 传统研究习惯于从兴、观、群、怨四个方面来理解。实际上孔子论诗不止这四个概念,“不学诗,无以言”的“言”值得关注,它不仅在《论语》中多次出现, 而且具有不容忽视的美学价值。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

为探究相对于民国三十多年的政治、思想等重大变革,而当时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业（如地理学译著出版）飞速发展之原因,在介绍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出版概况,分析这一时期其地理学译著特点的基础上,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著者、译者和编者群体身份进行了描述。分析认为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兴盛的4个原因:商务印书馆推行改革、民国地理学教育的发展、西方地理学教育的发达和留学生回国。     

“孔子难题”的法学意蕴

"父子相隐,直在其中"的"直"不是"正直"、"公正"而是通"值","等值"、"对等"、"值得"之意。"直在其中"不是否定法治,而是从最基本的人性和社会关系出发,指出法治的基本原则———法律回避和作证豁免权。"父子相隐,直在其中"也就揭示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冲突的法学领域的"孔子难题"。孔子既不是一个道德至上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法律至上主义者,这正是孔子作为思想巨人超越历史上的一般思想家之处。在当代,我们需要超越以往"儒法对立"理解的局限,而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智慧进行更深刻的理解,从而能够找到对人类社会治理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宝藏。     

现代产权伦理的价值取向

产权伦理作为经济伦理的基础,是调节人们之间财产权利关系的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也是调整人们产权关系的一套规则体系。它通过不同的价值取向来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产权伦理的功利价值,促成经济利益最大化;产权伦理的道义价值,促使自利行为公益化;产权伦理的文化价值,促进物性文化人性化。     

论孔子的廉政思想

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其廉政思想作为其政治思想中的主要部分对当代社会有很大影响。本文通过对孔子廉政思想的研究,深入分析了孔子廉政思想的内容。但是孔子的廉政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孔子廉政思想的出发点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我们应该在对孔子廉政思想进行充分学习与批判的基础上挖掘其合理成分,结合现实情况指导我们当代的廉政建设,这也是我们对于孔子廉政思想研究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