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的女体诗学

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身体被赋予更多的政治内涵。鲁迅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先觉者,女性自然成为其启蒙对象。鲁迅小说通过对女性规训的身体、无欲的身体、失语的身体叙事和描写,呈现出一种“无人”、“无名”、“无我”的身体存在处境,控诉了专制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身体禁制与精神戕害。鲁迅试图摸索出一条女性身体出走之路,使其摆脱家庭伦理和男权社会的“铁屋子”,重新获得女性的生存权利与生命价值。     

论《宠儿》的身体叙事与主体建构

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宠儿》运用感性、物性的身体为叙事手段和叙事对象,使蓄奴制时代美国非裔尤其是非裔女性的历史际遇和现实体验得以由不可言说变得可以“言说”,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白人种族主义对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主体的剥夺与压迫,同时展现了后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身体为武器和战场展开的抗拒与颠覆;《宠儿》文本也得以借助身体叙事建构黑人女性写作的主体,消解西方理性传统和男性中心文化。     

论女性作家叙事风格的转变

由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性”话语处于边缘化、缺席状态，在“男女平等”的宏大叙事的长期覆盖下，性别差异被彻底抹杀，女性作家处于失声状态。从“人的觉醒”到“女性觉醒”再到“身体写作”，20世纪以来，中国的女性作家们毒历史的启示和当今世界女性主义理论的召唤下，对女性自身价值追求和角色定位作出了可贵的精神突破。     

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命意的批判性考察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具体表现为；“后现代”命名具有反讽性，它的断代并不彻底，潜含着与现代甚至前现代的连续性关系。后现代主义解构了宏大叙事和总体性观念，但它本身也表现为一种策略或功能形态的否定性宏大叙事和总体构架。后现代主义的内在悖论使它更多的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现当代女性文本与身体叙事

“身体”是当今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主要应用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现象解读。相比于男性,女性文学的私人化性质使文本更具有亲身性,即更注重身体感受和欲望的表达。所以本文尝试用身体范畴来观照我国现当代女性文本的叙事,展示文本中想象、处理、呈现身体的方式,以及其中体现的女性欲望、身体经验的表达规范,从而认识在这样一个纷纭的世纪,女人从面纱半掩到自如呈现再到放纵狂欢的身体叙事历程,进而分析其中蕴含的深刻的文化意味。     

身体叙事及色情文学的性别倾向批判

身体是性别文化的载体,男作家关于女性的身体叙事往往呈现了男性对女性肉身的"窥视",情色意味较浓.而女作家的身体叙事则往往与女性自身的整体存在密切相关,强调的是一种复杂的情感与意义的表达,呈示了审美体验的身体性,是一种非"私人化"的"集体型叙述声音";传统色情文学基本上是男性创作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男性读者的"窥视欲",呈现了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     

身体叙事学视域下的章明电影

身体叙事学强调以具有情境性、关系性的身体感知作为叙事的动力,体现叙事的内涵."身体"是阐释章明电影的美学风格与独特价值的重要视角:通过非职业演员的运用,使人物回归到未被规训的身体感知;"看"的动作将身体呈现为一个"感官的场所",将即时性的感知作为叙事动力;身体具有媒介作用,能够通过感知具体的身体情境理解丰富的文本内涵.     

试论身体美学的理论范式与研究意义

西方身体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长流,这其中人们对身体意义的认识主要可分为四个阶段,形成四种基本的理论范式:唯灵论、身体决定论、身灵合一论、观念符号论.而身体美学的兴起主要标识了三层意义:对肉体的审美关怀;对伦理,道德,知识教育学的反拔;展现女性叙事话语的独特视角.     

数据规训与身体焦虑：量化身体的多重实践及其伦理取向

数据化生存是现代社会生活的认知图式与实践表征之一。在数据赋值的话语实践体系中,量化身体代表着全新的评价模式和意义价值,其所代表的技术价值成为自我身体对照与确认的参考体系。通过自我身体数值化、身体追踪精准化、身体展示立体化,量化技术与自然身体之间形塑了互动关系。量化技术与自然身体之间的互动实践凸显着身体伦理困境,数据量化的逻辑呈现遮蔽了主体存在,量化指标的意义确认与赋值分割着自然身体与理想身体之间的差距,自然身体迎合了当代身体工业,并始终处于“被衡量”“被评价”的焦虑状态。数据化生存语境下,技术取向与身体伦理的统一性、凸显“关心自己”的价值原则、伦理评估与风险控制的双向进路,则可用以调整量化技术与身体意象之间失衡的伦理关系。     

试析中国女性作家叙事声音的转变和发展

通过对“五四”运动时期与改革开放后女性作家的比较分析，阐释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女性作家叙事声音的转变和发展。认为其转变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女性作家叙事声音的中心从追求社会的认同和男女平等的权利转变为对自身特性的关注；第二，女性作家在叙事时，有意识的突破传统男性观念，开始冷静客观地建构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第三，女性作家的叙事声音中加入了大量的“身体”内容并与女性的特殊心理相结合，形成了对女性的全方位描述。     

《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清末“救国女杰”传记的神话化开端

清末的启蒙精英们推出了许多“新女”楷模,这些楷模主要是西方的女豪杰;对于这些人物的传记符号处理,往往属于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历史重构。本文以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为例,阐述了风靡其时的西方女豪杰传的叙事模式是：采用将其神话化的历史-文学认知途径,让传主的所言所行锁定于“女杰救国”的宏大目标中,以激发清末妇女的救亡意识。     

遁逃与突围——论苏童《罂粟之家》中欲望与历史的关系

作为向＂新历史主义＂小说大规模进军的前奏,中篇小说《罂粟之家》已经彰显了苏童向历史深处遁逃的勇气和决心。在《罂粟之家》中,苏童将欲望植入历史的肌体,用欲望化的叙事打破了以历史理性为要义的伦理关系的藩篱,颠覆了＂宏大叙事＂下被主流话语系统模式化的＂阶级（层）叙事＂,将潜藏在人性深处的欲望置于历史的中心位置,精彩地完成了一次人性欲望的突围表演,达到了历史与人性的高度契合,以此表现了苏童式深刻而独特的人性关怀。     

论韩少功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叙事的世界性因素

韩少功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在文体探索与叙事革新上做出了种种努力。具体表现为：布满空白、结局不确定的开放式结构,将读者拉入小说创作及其意义生成过程中;充斥全篇的叙述自我指涉,将事件各种可能的结局并置,使小说承担起破解＂生活的丰富性与人生的多种可能性＂功能;以貌似轻佻油滑的叙述流,述说实则沉重严肃的故事,达到＂以轻写重＂的张力效果;非个性化的叙事人在多重身份间转换述说,使得小说避免了单一的宏大或私人叙事的陷阱。韩少功这些探寻小说形式可能性的努力,为小说文体的长足发展拓宽了道路,成为中国作家融入世界文学的重要表现。     

主体性的虚构诗意性的真实——论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颠覆历史权威,强调＂对话＂品格,将话语权力作为支点,寻求主体叙述,即通过文学虚构得以完成的历史文本的新的＂历史诗学＂。其历史观的颠覆性即体现在主体间入中的虚构性和诗意中追求真实性的特征。传统意义上的客观叙述,历史真实观被新历史主义彻底地否决。取而代之的是＂审美与真实之间功能性区别的消解＂和＂带有诗人看世界的想象虚构性＂。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这一历史观对文化生态的多元共生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意义,但其个性的恣意展现也使它失却了历史的严肃性,在消解历史权威的同时也使自身陷入了困境。     

从“黄粱梦”到“红楼梦”——论《红楼梦》的幻化时空与叙事结构

《红楼梦》中的五个重要梦幻与“黄粱梦”有着深切的历史渊源。“黄梁梦”最早见于《列子》,经过唐传奇、元戏曲、明代拟话本小说和清代笔记小说的发展和演化,形成了独特的幻化时空和哲学内涵。曹雪芹将“黄粱梦”纳入到《红楼梦》的叙事中,在黄粱梦的基础上进行巨大转换,使《红楼梦》形成了独特的幻化时空和天人合一的宏伟结构,这种叙事结构体现着曹雪芹深刻的哲学观。     

季札形象的文学化构建——评陆惠根长篇小说《圩墩王子季札传奇》

《圩墩王子季札传奇》是一部咏史匡政、标新立异的传奇文学大著,在史传文学创作上实现了四个突破。一是塑造了季札＂人文始祖＂、＂春秋大贤＂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列国一统,天下大同＂的政治伦理主题;二是再现了季札生活的那个年代的社会面貌,展示了春秋晚期的政治格局和时代精神;三是演绎了曲折奇幻、巧合惊险的传奇故事,实现了历史与文学相得益彰的嫁接和合璧;四是营造了奇异、浪漫而阔大的艺术化结构,承载了传奇所要表现的重大主题和故事。     

死亡在《源氏物语》构成中的作用和意义——以源氏身边的女性死亡为视点

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的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的叙事主题触及到了人生的本质问题,其文学理念体现了日本传统的"物哀"美。全书结构严谨,匠心独具,显示了作者高超的驾驭通篇整体结构的创作能力。其中,源氏身边女性的死亡个案对通篇的构成具有独特的作用和意义,以此为切入点,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本书的创作手法。     

超克二元对立的知觉现象学批评展呈--以梅洛-庞蒂对于塞尚绘画的解读为例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对于“存在”的追问,最终受阻于这一“沉默经验”的难以言说。通过对于绘画,特别是以塞尚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绘画的还原分析,庞蒂指出绘画能够展示“存在”,即“世界肉身”的涌动与绽裂,由此我们深入了历史沉默的内里,“历史现象学”成为可能。     

反讽：女性的身体叙事——萧红与萧红小说论

“身体叙事”是萧红文本的一个潜在的内容与姿态,在文本中,女性身体不仅成为萧红作品中的“生死场”,而且更是小说获得内涵和意义的根本来源。萧红似乎对自身的情感与女性的命运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女性独有的身体经验成为她从事文本建构的基本手段。生育、病痛与死亡是作家诠释女性“身体叙事”的独特视角,女性与男权社会乃至整个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冲突成为身体的悖论。女性作家用反讽的姿态作了一次“致命的飞翔”,在语言的狂欢与回忆的空间中获得身体与性别的认同。正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萧红将自己写进了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论清代女词人赵我佩的“病、瘦”言说

清代女词人赵我佩存词173首,收于《碧桃仙馆词》中。赵氏体至孱弱,工愁善病,其词多言"病、瘦",直抒胸臆,清丽婉约。赵氏"病、瘦"词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不但记录了赵氏受苦受难的身体感受,也记录了赵氏受苦受难的心灵感受。她通过疾病所导致的苦难和情感上的残缺,唤醒自己及同时代的女性长期以来对疾病苦痛煎熬及夫妻离居造成的情感缺失的麻木,找寻迷失的自己,并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可以说赵氏词以独特的"病、瘦"言说参与到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来,为后世读者竖起了一座"病、瘦"词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