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专题研究（笔谈，2篇）

鲁迅的文学和学术实绩是一种带有整体意义的现代创造,具有不可分割的生命关系,但悄然兴起于20世纪末叶的“国学热”及其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形成的价值评判标准,对于鲁迅研究至少形成了三个方面的现实影响：其一,由冷转热的“国学”蕴含着唯古是崇的价值标准;其二,遭遇“国学大师”与鲁迅实际学术贡献的有限确认;其三,“纯”学术的眼光不仅低估了鲁迅实际的学术水准,也人为切断了鲁迅整体性生命追求中学术与文学的血肉关系。     

鲁迅与启蒙及启蒙与文学关系的再思考

沿着启蒙个体生命本位的思维脉络,梳理鲁迅对启蒙怀疑与反思的矛盾历程,阐释启蒙终极指向生命自由旨在实现"生命回归"的精神内核;从生命存在的"自我中心"的困境和中国历史文化沉积造成的生命个体本位缺失两方面,探讨启蒙在中国的道路艰难与漫长的根本原因;同时分析启蒙与文学的深度契合关系,以及鲁迅的文学超越启蒙性界定的丰富意蕴。     

卷首语

"文学人类学研究"栏目中,叶舒宪《人类学与文学的互惠——小议列维—斯特劳斯在中国的传播》体现了他对人类学与文学关系的有趣而深刻的思考。张玉《关于"四重证据法"之学术考察——从国学到文学人类学》是对叶舒     

鲁迅"文学自觉"说的现代性语境及其局限

鲁迅关于文学自觉的时代始于魏晋的看法是在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中形成的,是中国文学观念西化进程中的产物.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的中西比较视域、形式美感视域和情感视域三重视域影响了鲁迅的"文学自觉"说,其论断的局限主要在于:一、鲁迅对"文学自觉"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并不清楚;二、文学史研究中的自相矛盾;三、不能有效解释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功利主义与审美主义的内在关系;四、对文学自觉的标志的看法也并不全面.     

《汉文学史纲要》之成因及其文学史意义

《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先生的文学史名作,也是一部未竞之作,颇具检讨价值。第一,是书未能写完有主、客观方面的多重因素,它并不能完全代表鲁迅的实际学术水准。第二,是书书名导致了种种歧义,歧义发生的根源在于鲁迅自己的不缜密界定。第三,是书对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借鉴甚多,但不赞成其文学观念;鲁迅的文学观念有其进步性,但在处理中国上古文学的实际时,也有局限性。第四,是书与胡适《国语文学史》在文学史观念上颇有差异,鲁迅对胡适文学史观有部分否定和间接修正。     

美学的批评与历史的批评——鲁迅文论研究之三

鲁迅作于 192 7年 7月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学术讲演 ,既是一篇研讨魏晋文学的重要文论 ,也是一篇讨伐专制独裁的战斗檄文。它的主要价值在于对魏晋一代文学风格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的深刻剖析 ,其中对晋末诗人陶渊明的评论尤具学术独创性。全篇讲演运用美学批评与历史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 ,至今仍不失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典范     

关于“文学的自觉”二三题

一、鲁迅关于"文学的自觉"的提法只是引述铃木虎雄的观点,在对其特征的把握上有点偏差,实难成为经典论述.二、"文学的自觉"这一概念在现代学术规范下需要确定自己的内涵,作为界定文学的自觉时代最基本的标准.三、"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的产生,有着共同的原因,两者的关系是并行的,而不是因果的.     

"国学"若干问题浅议

"国学",即"国人之学"的简称,意为中国人的学问或学术;"国学"有自己的"源"和"流",如果说,先秦诸子之学,是"国学"兴起的活水源头,那么,先秦以降,儒、道、佛等学派思想的演进,则构成了"国学"发展的三大干流;当前我们复兴"国学",有其不可估量的重大价值;而要推进国学复兴,必须在"普及" 与"提高"方面狠下功夫.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所受章太炎影响述论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写作,一方面说明鲁迅与章太炎在文学观念上相差甚远;另一方面也说明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与深层影响.鲁迅关于文字之观点,以及汉文字与汉文学的内在关联,处处可见受章太炎"文字文化论"与"文学复古"思路之影响.但鲁迅从来不是被动性地接受,而是体现出作为一名文学史家的学术"主体性".     

塑造启蒙文学者的“理想典型”——鲁迅“仙台叙述”的再探讨

新文学运动以来,在对"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等仙台留学经历的多次叙述中,鲁迅将弱国子民的屈辱感和民族危机感作为自己当年弃医从文的情感和心理依据;然而,"仙台叙述"的文学真实与当年仙台留学的生活真实之间的差异,实与鲁迅后来重精神、轻体格的启蒙立场及身份认同有关;此外,经由对以往留学经历的重现、"选择"乃至"虚构",鲁迅回顾并确认了自我成为启蒙文学者的思想历程,也以向世人昭示的方式提供了人格形成的"榜样"。如是,鲁迅塑造了一种启蒙文学者的"理想典型",呈现了他所愿意承认的仙台记忆对于自我与过去、现在及未来之间的连接关系。     

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郭沫若论辩

堪称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的只有鲁迅、胡适、郭沫若三人,要认识和了解20世纪的中国,势必要了解鲁、胡、郭三人。作为"中共文化代表"的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旗帜"。新世纪以来,思想文化多元化,原有价值观、价值体系受到海外思潮猛烈冲击。国内丁东等人以反思之名行否定郭沫若之实,诬其"政治投机"、"文学侍臣"、"无独立研究精神"、"学术抄袭"等,笔者以为,有失偏颇。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坚持从"既有的事实出发",给予历史的公允的评价。据此,本文着重对上述论点开展批评、论辩。作为乡梓,爱戴崇仰郭沫若是很自然的,但决不"圣化"、决不回护,而是给予历史的尊重。     

怀疑意识、主体性及其他——论孙郁鲁迅研究中的哲学视角

哲学视角是孙郁的鲁迅研究中起步早、且一以贯之的一个方向，他独创性地将鲁迅与康德进行比较，认为在强调认识的有限性这一点上，二人不乏相似性。孙郁强调怀疑意识作为鲁迅思想的“内核”，并指出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他以“主体性”思想为参照，对鲁迅思想和作品进行了深度解读，进而指出传统的“主奴文化”是形成“相互主体性”思想的障碍。概而言之，孙郁对于哲学视角的运用，并非纯粹的知识生产，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学术价值。      

鲁迅的书籍装帧与“民族性”体现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在中国现代书籍的装帧设计方面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不仅对中国传统的书籍装帧艺术深有研究,还大力引进了西方好的书籍装帧形式。在引进西方优秀文化艺术的同时,他注意到了一个关乎民族文化根本性的问题——＂民族性＂,鲁迅的书籍装帧设计正是他勇于引进西方文化而又能够保持传统文化中＂民族性＂的体现。     

鲁迅与学衡派

80年前,鲁迅针对《学衡》杂志第一期作出了对学衡派的评价,虽然学衡派并未正式对鲁迅言论进行反驳,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今天,重新反思这场论争,可以看到鲁迅与学衡派的分歧决非私人恩怨,而是分别代表了文化转折期相反相成的两种思想倾向以及对待传统文化的两种不同态度。前者站在全盘反传统基础上,希望通过引入西方现代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的革新,创造新文化;后者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以新人文主义思想为准绳,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中西文化的融合,促进中国文化的转型。站在21世纪的开端,思考这两种文化选择的意义与局限,对于我们今后的研究,将会提供可贵的借鉴。     

1976-2000:鲁迅“向左转”问题的当代回应

“新时期”开始前后,鲁迅思想“转变”问题一度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热点。随着对“改造国民性”等命题的重新评价或发掘,以及对鲁迅前期思想的日益重视,有关鲁迅思想“转变”的讨论渐入冷寂。倒是以鲁迅“向左转”为潜在前提而对鲁迅思想价值评估的趋势,在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想两个层面逐渐兴盛起来。在“祛左翼化”社会潜在思潮中,“褒胡贬鲁”和“守鲁贬胡(或不贬胡)”观点尖锐对立;与此同时,鲁迅与自由主义思想的关联也被收入视野。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左翼”价值的重新发现,也使对鲁迅遗产的评价处于更为复杂的格局中。     

《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准备

《中国小说史略》由初创到最终成书,经过鲁迅的多次增补修订,历时近20年。在该书撰写之前,鲁迅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尤其是对相关史料广泛搜集,先后编定多部小说史料专集,与《中国小说史略》构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不仅填补了既往研究中的空白,而且成为《中国小说史略》成书的最基本的学术准备。     

鲁迅域外文化选择的历史性转变

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情尚缺乏本质性的认识 ,鲁迅留日时期对域外文化的选择菁芜并存 ,并不完全符合时代的需要。 10年沉默 ,经过痛苦的观察与思索 ,鲁迅的认识发生质的飞跃。他抓准了反封建这一时代的主题 ,并根据这一主题的需要对早年的域外文化选择进行了调整 ,从而对中国文化的改造与更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论鲁迅创作中的旧文化情结

从传统伦理思想、鲁迅的死亡意识、以及他的＂鬼气＂观三方面进行探讨,指出鲁迅与传统的关系并非仅仅一个＂反＂字所能包容和概括,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野草》与鲁迅个体精神的复杂性

《野草》是鲁迅个体精神复杂性最典型的显露,光明和黑暗、绝望和希望、出世和入世,这样的二元对立在《野草》中全面展开,显示出鲁迅精神世界的多层面。从谱系学角度读解《影的告别》,可以看到鲁迅的四重主要的影,也就是四种有生命力的精神：儒家,道家,佛教,西方式个体精神;这四种大的文化多元共生,取长补短,共生生长出鲁迅的精神。鲁迅在《野草》中显示出这样的两面性：绝望的虚无感与反礼教精神;同时他对传统文化又是肯定的。     

“欧化”、“日化”与“章法”、“句法”——试析异域语文对鲁迅的启发与影响

鲁迅卓越的语文成就离不开他对异域语文的体悟和借鉴.本文立足于鲁迅的翻译与创作实际,从章法与句法两个方面考察了欧化与日化语文对鲁迅的启发与影响,提出鲁迅的“硬译”体现出他对“逻辑”与“语气”的关注,鲁迅“精细”与“繁复”的表达风格与其欣赏并追摹具有“优婉”之风的日语表达方式有关,而鲁迅对“标点”和“段落”这两种传统汉语文本中所无的域外语文“资源”的创造性使用,不仅使中国现代语文在书写形式上更灵活生动,而且促进了中国语文文法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