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执行的统筹治理逻辑：基于河长制案例的研究

制度执行是国家治理中纵向、横向政府间关系的交汇点,受到参与制度执行过程的纵向、横向主体和卷入其中的各种资源的激励与约束。强化制度执行力,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必然要求坚持和完善党建引领治理机制,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有效动员与整合治理主体和各种治理资源。河长制是中国流域治理的重大制度创新,创造了党建引领治理机制的中国制度优势效应。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河湖长制”列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成果。强化制度执行力的关键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本文基于D县河长制实施的案例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纵向分层对接和横向多部门协同共同塑造了河长制制度执行的系统化治理格局,运用党政统筹协调治理机制的嵌入、流域化党建的治理共同体责任体系和纵向闭环管理的整体性治理体系等要素,能够实现多层级治理主体的制度化动员与积极响应,释放制度化治理效能。     

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政府能力的考量

近年来频发的重大突发性公共性事件突显了我国政府应对重大突发危机事件能力薄弱的现状,主要存在危机管理理念落后、预警系统不完善、应急处置迟缓、部门间协作不力、社会组织参与度不够等问题.本文指出,建立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预警机制、建立完善国家紧急救援体系、健全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法律制度是提升政府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能力的路径选择.     

建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的新型理论范式

坚持党的领导是解决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抑制国有资产流失、建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壮大国有资本的重要法宝。既有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治理制度创新这一重大问题,尚缺乏基于连续性实践创新的机制性阐释与理论性建构。基于组织变革理论,通过深度案例研究,对党的领导嵌入国有集团公司治理架构与过程的创新实践及其绩效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国有企业的发展性质与发展质量双重动力驱动下,党的领导以制度性嵌入、结构性嵌入、过程性嵌入与文化性嵌入的方式,以及党建入章与前置程序、完善领导体制与组织体系建设、融入生产经营管理过程、引领企业文化建设等途径,实现了国有企业经济绩效、政治绩效与社会绩效多元并举的目标。在案例分析基础上,立基动力、制度、结构、过程、文化与绩效六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的新型理论范式建构问题进行本土化理论创新,这对于摆脱西方现代企业治理理论的窠臼,推动国有企业治理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书记制度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在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选派干部下乡驻村制度,是新时代国家权力嵌入乡村社会的表征。对西南地区L村第一书记驻村实践研究发现：将科层体系干部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国家权力对乡村治理的有效介入,具有传承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贫困治理的百年经验、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追求、推动治理有效保障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应然之策等多重价值意蕴。第一书记驻村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现实中,受到“国家-社会”双重场域的深度影响。第一书记要实现组织建设从嵌入到引领、精英培育从单一到多元、治理融合从离散到集聚、资源利用从碎片到整合的转变,把权力、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技术优势,从而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探析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路向选择

文章就当前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对只处于“管理”而非“治理”的现状，提出我国需要建设由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公民个人和家庭及国际组织等全主体力量的参与，形成高度组织化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使之成为全主体、全危险要素、全过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长期合作网络和制度平台，即着眼全球视野的治理网络，凝聚全国组织治理公共卫生危机的整体合力；着力全主体应急平台建设，整合全部资源畅通公共卫生危机的信息机制；着手全方位应急预案体系，操演全新流程强化公共卫生危机的响应计划；着重全国民疾病防控体系，强化全员监督提高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能力；着实全社会应急知识宣教，推动全民学习锻造公共卫生危机的组织实力。     

社会工作介入应急治理场域的身份形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社会工作学科恢复重建三十余年来,学科的“主体性焦虑”从未缺席。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下,社会工作介入应急治理场域的身份形塑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2008年以前社会工作介入应急治理场域的专业身份,是由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相关之社会服务需求与专业断续发展所产出的“制度驱动”式主体身份。2008—2019年,政府主体和专业社会工作于应急治理场域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嵌入式”“双向赋权”的主体身份特征。2019年之后,政府主体与专业社会工作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驱动下呈现出“嵌合”式过程性认同的特征,专业社会工作的主体身份得以进一步彰显。社会工作介入应急治理场域的发展既反映了我国应急治理制度演变的过程,也是制度变迁的结果,政府与社会力量之互动关系折射出应急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体现出社会工作于应急治理场域的实践自觉必然与制度化体系保持紧密关系。     

结构性嵌入: 下派干部扶贫的制度演进与实践逻辑——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扶贫实践为例

当前对扶贫干部问题的研究多聚焦于村庄截面，未考虑对基层政府的嵌入及其关系互动。文章基于凉山扶贫实践和政策分析提出：下派干部扶贫制度变迁是由单维嵌入向结构性嵌入的演进。国家通过建构定点扶贫（“条－块”）、对口帮扶（“块－块”）、综合帮扶（“面－块”）等扶贫模式以及挂职扶贫、驻村扶贫、包联式扶贫等实践机制，实现了扶贫力量在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中的“反科层制”嵌入。嵌入性机制与本土结构的耦合协同，缓解了压力型体制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促进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社会整合和文明建设，但也会诱致权力惰性替代、村庄自治性消解、村民自主性弱化等负效应。同时，囿于制度和技术层面的条件制约，嵌入性机制还面临协调困境、责任困境和效率困境。后精准扶贫时期，应结合国家战略衔接，推动下派干部扶贫制度创新；结合系统协同性，推动下派干部扶贫体系机制优化；结合贫困治理“在地化”，“寓扶于育”，推进“本地人的建设”。     

中国应对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新冠疫情带来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清零”还是“共存”,国际社会面临“一病两治”的模式选择。国家能力切中了国际社会抗疫实践的肯綮。中国依靠组织动员体制优势,突出了“强中央政府能力”,坚定奉行“清零模式”,并保持了一定的政策弹性,取得了显著的抗疫成效。本文在总结中国抗疫政策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供给体系”,即包括8个一级指标和35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并凝练出四大层级排序和四类过程应对机制,阐释了中国抗击疫情的政策逻辑。据此指出,中央领导力供给是中国抗疫实践的保障,中央—地方疫情指挥协调机制发挥了重要功能,而发达国家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高度专业化的应急管理能力是值得中国学习的经验,中国应加强科技支撑和专业知识评估,提升疫情防控精准度和弹性,增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以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制度韧性：不确定性风险下市域环境治理的逻辑转向——基于H市黑臭水体治理的“过程—事件”分析

作为风险社会的典型场域,环境问题由于治理制度割裂和治理结构离散的人造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流动性、扩散性和易反弹性而呈现高度的弥散性和不确定性,抵御不确定性环境风险的关键在于探寻制度“秩序”与“活力”间的“黄金分割点”。“过程—事件”分析法遵循“制度设计—制度执行—制度监督”的事件发展脉络,能够揭示H市黑臭水体治理由反弹反复走向根本改善的制度肇因和隐蔽机制。伴随环境风险周期规律紊乱等现象的持续产生,制度刚性与制度弹性在H市黑臭水体复黑复臭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加剧了因利益博弈和目标冲突而发生的“拆台”和“掣肘”现象;而制度韧性则依循风险预防原则,在事后监督阶段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并合理化解黑臭水体事件愈演愈烈之势。循此思路,对现存环境制度进行变革有必要以“米字型”制度体系的搭建、完善和实施为基本模型与总体运行方式,实现市域环境治理从“刚性”“弹性”到“韧性”的现代化转型,以阻断环境风险并消解市域环境治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从实现根本性目标、解决基本问题和应对主要矛盾三个维度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调适性引领：党领导社会组织制度的变迁逻辑及实现路径

党领导社会组织,对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落实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面向。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社会组织制度相继经历了“总体性支配中的党政社一体化”“转型社会中的党社同构”“服务型社会中的党政吸纳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党社嵌入式发展”四个阶段。在使命引领的前提下,针对不同时期的具体治理情境,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主动调适来推动领导制度的创新,可以称之为“调适性引领”。调适性引领反映的是“政党中心论”的思想,是政党作为一种统合型的力量主动对社会组织进行思想引领、规范调整和资源整合的方式,凸显了政党自主性。它具有一定的调整与适应周期,应采取纵向嵌入与横向整合相结合的方式,并以去除、保留与创新等政策工具实现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调适性引领超越了传统“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研究的边界,对于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社会学的话语体系具有积极的贡献。     

地方政府及组织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原则分析

突发公共事件危害到社会根本利益,破坏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为有效预防和处理突发公共事件,国务院近日发布了“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与此对应,各级地方政府和组织也须建立一套以应急预案为支撑的应急体系。本文参照“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提出的应对突发事件工作原则,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基本特征和处置流程中的相关环节,对地方政府和组织应急预案制定原则进行分析。     

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逻辑与挑战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健康码"治理为分析样本,从结构、功能、价值三个层面揭示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挑战。结构层面,应急管理体系为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破除了制度性障碍,但同时也加深了权责失衡的风险。功能层面,技术赋能在资源整合、模式维持、目标实现、系统适应等方面迎合了重大风险治理的客观需要,但技术工具适用范围有限且不能解决技术相关问题。价值层面,技术赋能的理性追求与风险治理的善治导向具有一致性,然而效益至上的工具理性难以突破理性吊诡的困境。为此,应建立健全技术赋能制度体系,在制度理性规范下更好地发挥技术赋能的功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法治机制建设应适应后工业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面对社会风险和治理难度都空前加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应当采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的制度模式,该制度模式将社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承担与治理逻辑内嵌于所有社会成员,通过构建领导中心与协商共治的多元主体结构,有序合理地将社会治理资源实现高效精准配置,同时将法治原则与实体权利、程序权利保障内涵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共治体系结构中,实现对权力运行的有效规范和对权利实现的全方位保障。     

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研究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作了阐述,为“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提供了新路向和实践指南。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党中央深刻总结港澳回归祖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国两制”的实践经验,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成果。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从基本制度、制度设计和制度内容三个层次明确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坚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坚持落实“爱国者治理”、坚持保持港澳的独特地位和优势等总体原则;从顶层设计与治理过程中建构推进“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促进“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全过程。迈入“一国两制”事业新阶段,应着重从重塑区议会“非政权性区域组织”制度功能、完善和优化官僚系统与国家的情感链接、强化管治队伍治理能力和加快管治效能建设方面提升特别行政区政府治理能力,使“一国两制”制度优...     

“转型社会”框架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建构

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重启的现代化进程中,在世界历史的坐标中呈现出“转型社会”的双向运动.其内在逻辑是:社会秩序的革命性变迁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整体性创新.本文在“转型社会”的分析框架下,分析了当下中国面临的市场化转型风险和民主化转型风险,探讨了基于风险应对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建构的基本理念、价值目标和治理路径.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与系统构建——以南京市域治理为例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基层党建和社会建设的主线。南京市域治理经验表明,以党的组织体系为中轴的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决定了以党的组织建设再造社会治理体系,以党的功能建设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实践特征。其内在机理体现在坚持党的主导地位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有机结合,坚持构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协同的组织系统,坚持党建创新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逻辑。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系统构建的创新路径,必须坚持构建“市—区—街—社”四级联动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组织体系,建构以提升党建能力引领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机制,并以党建品牌为示范,以制度为保障,实现党的建设效能与社会治理能力双提升。     

高不确定性环境下数字治理平台的失灵风险与韧性强化

数字治理平台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的应用仍存在工具陷阱、权力陷阱和空间陷阱三个维度的问题,这导致了平台响应与问题应对的滞后性、片面性,难以发挥应有的技术优势、信息优势和空间优势,存在治理失灵问题。不同于韦伯式的官僚体制,韧性治理的焦点在于治理主体能力、资源和渠道路径的综合提升,立足于制度韧性强化以作为组织整体的安全根本保障。数字技术在治理过程中的全面嵌入可通过作用于韧性治理中的信息多元获取、反馈学习和自组织恢复等提升治理策略的稳健性、灵活性与适应性,借力数字技术改善治理主体在问题分析上的全面性、在资源调配上的综合统筹性、在应对措施上的针对性,变应急管理为常态化的动态管理,减少突发性危机造成的损失并提升治理主体自身在危机中快速恢复、重组和发展能力。具体而言,应以组织内信息传递同步化改善技术失灵,以组织结构扁平化转型改善主体失灵,以基层组织内的权责利再分配改善过程失灵。在提升数字治理平台韧性的具体举措上,创新数字验证机制是韧性强化的基础,细化公众数据链条体系是韧性强化的核心,嵌入合规机制实现系统融合则是韧性强化的关键。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困境及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重构乡村治理要素，促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遵循“主体—方式—规则”的内在逻辑，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由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由简约治理转向数字治理，治理规则由非正式治理转向正式治理。文章认为，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差异、方式手段不同和规则体系矛盾的实践困境，以培育数字治理理念、构建数字治理平台、完善数字乡村制度为优化路径，可以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之治：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主题

“治理”是中国历史上的固有词汇，大体指管理国家政务的方式方法，并非为西方学术界所发明，中国学术界在理解与使用西方“治理”概念时需谨慎辨别其中的政治底色。理解“中国之治”,须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特质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扎根中国本土实践和原生概念，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演变与具体实践，从而理解实现“中国之治”的关键在于形成“中国之制”,核心是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两个确立”作为新时代重大政治成果，镶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之中，必将有力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