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又是从经学思想中升华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宋明时期许多理学家的语录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这些语录反映了对理学家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由于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理学家的一个最终目的和手段,就是用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并通过经典教育来传播和宣传理学思想。     

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探析

曾国藩乃晚清鸿儒、理学大师,不仅对自身"明理齐身"之修养极其重视,对家庭、家族成员之思想教育亦独具匠心。他的家庭教育思想传承中华民族孝悌仁义、谦虚谨慎、勤俭节约、读书明理等儒家传统优秀文化思想,融汇了他的为学为人风格,以及对当时时代、社会之探索和独特见解。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独具特色,自成体系,其成功的家庭教育经验对现代家庭教育仍有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论礼仪化生活普及的机制

儒家把孝悌亲情视为"为仁之本",它是人与生俱来所具有的真情实感,是人的行为准则和礼仪道德规范培养的基础。礼仪教育当自孝弟始,由家庭教育做起,同时不局限于家庭血缘亲情,孔子提出了礼仪教育的实施机制——"忠恕之道",且由士大夫阶层作为"以身体道"的群体去推广实施。儒家强调道德伦理原则,并构筑了贯穿于个人、家族、社会和国家事务的方方面面的礼仪化人生。在不同礼仪场合,不同角色都有不同行为规范的要求,儒家重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李光地理学思想评议

李光地是清康熙中叶一位重要的理学家,是清前期官学化理学的典型代表。他的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理即性”思想,强调儒家伦理的亲和特性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蔼然”、“肃然”之情,以性的“生生之德”和“一体之仁”来说明现实制度的亲和力。以李光地为代表的清初官方理学在强调“理”的控制性的同时,也逐渐使理学走上实用化、实利化和世俗化的道路。     

古彝文献《玛牧特依》中的幼教思想及特点述略

古彝文献《玛牧特依》蕴涵着丰富的幼教思想,是指导彝族传统家庭幼儿教育不可缺少的经典著作。书中对不同阶层家庭的儿童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教育要求,在教育活动中,提倡早期教育、依龄施教和学以致用,强调父母言传身教的重要作用。这些优秀的幼教理念,至今对彝族社会家庭教育起着积极的影响。     

二程对《中庸》的表彰与诠释

《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在宋代,随着儒学的复兴,《中庸》开始得到二程等理学家的重视,他们开始借助《中庸》来建构和完善儒家的道德心性学说。二程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他们不但对《中庸》给予极高的肯定和表彰,而且对之进行诠释,为《中庸》地位的提升起到关键作用,由此也直接奠定了《中庸》在经学史上崇高的地位。     

南宋前中期理学家的官学教育实践及其反思——对南宋理学与书院结合原因的一种解释

南宋前中期许多理学家都有官学教育的实践,并非没有机会在官学中推行理学。因此很难仅仅从政治因素的角度将理学与书院的结合解释为理学没有机会利用官学作为传播基地。实际上,正是因为在长期的官学教育实践中,理学家对当时官学教育的弊端有了深切的了解,对理学强调“为己之学”的教育理念与官学教育的不相容性有了明确的认识,他们才力图在官学以外寻求新的传播途径,这为理学与书院的结合提供了契机。     

《家庭教育促进法》视域下家庭教育问题研究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家庭教育全面进入了法治实施轨道。立足《家庭教育促进法》来审视中国的家庭教育,问题表征可以聚焦孩子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四个层面：孩子易出现心理脆弱、人际交往障碍、行为偏激与网络成瘾;家庭内部亲子关系紧张、幸福感降低及责任意识淡化;社会可能加剧人口少子化、劳动力市场供给失衡,积极进取精神有所弱化;国家的高质量人才培养会打折扣,繁荣稳定局面也可能受到影响。反思中国家庭教育问题,原因主要在于家庭教育方向有偏差,家长教育职责不明晰,家庭教育内容不完整,家庭教育方式方法欠妥当。以《家庭教育促进法》为指导,提出应对之策：家庭作为责任主体,要坚持立德树人,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教育者先受教育,身正为范,运用合理的方式方法增强对子女的影响力;社会要广泛协同,深化学校、社区与家庭的合作水平,社会团体组织要主动作为,积极引导;国家要全面支持,颁布家庭教育指导文件与实施方案、建立健全指导服务体系、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行业的监管与家长帮扶力度,助力良好家风建设。     

《唐鉴》:从史家之史到理学家之史的过渡

本文对理学家之史和史家之史作了区分,指出:理学家之史以义理为最高价值,史家之史或兼考虑成败价值;理学家之史主张以义理衡评历史,史家之史重视以"势"之方法理解和诠释历史。从学术渊源看,范祖禹受到史家司马光和理学家二程的双重影响,这大体上造就了范祖禹《唐鉴》的过渡性品格。从文本内涵看,范祖禹之《唐鉴》虽确立义理为其评论历史的方法与最高价值准则,但表现出的义理水准又颇有不足,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史家以势观史的方法论,但又未能较好贯彻。《唐鉴》的诞生,体现了理学对史学的渗透,及从史家之史到理学家之史的过渡。     

“性与天道”问题与宋明理学分系

"性与天道"问题是中国本体论哲学的基本思想资源,在孔孟以后却被儒家所丢弃。魏晋玄学家以对性与天道的新解走出了沉闷的汉代天人之辨。唐宋以后儒家的复兴实际上是"复性",理学家由复性开始了对性与天道的自觉体认。他们既接续了性与天道的源头,又因对复性的不同把握而开发出不同的本体范畴,推演出不同的理论体系。胡宏总结"五子"的"性"论和儒家传统的"尽性"要求,以"成性"解"尽性",并最终建立起区别于气学、道学(小理学)及后来的心学的性学理论系统,中国哲学发展由此有了整体的"理学"。     

平淡:理学文学的审美基调

"平淡"被作为审美理想和时代风尚而得到两宋艺术家的大力提倡和普遍表现.与宋代整个审美思潮相一致,理学家为了使美的形式适应儒家所规定的美的实质,也欣赏"平淡"之美,在心态上保持宁静澹泊,在艺术上提倡冲和淡远,并把崇尚"平淡"与儒家的"中和"诗教有机统一起来.     

南宋理学与书院教育宗旨

南宋时期,理学和书院呈现一体化发展趋势。理学家倡导复兴儒学、以儒家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作为书院教育宗旨,推动了南宋书院的发展,为书院成为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理学通向诗学的一个中介--宋代理学家的《诗经》研究

宋代理学家一方面从涵养性情的理学角度对《诗经》作了性理阐释 ,另一方面也借此表达了对诗歌创作、欣赏的观点 ,对诗之兴的重视和思无邪的强调 ,也影响到了宋诗学 ,由此 ,成为理学通向诗学的一个中介     

宋代理学家家训诗论析

宋代家训诗在社会变革和理学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下走向繁荣,理学家创作的家训诗蕴含着其在伦理道德、治学仕宦、家庭生活、理学思想等方面的价值追求和对家族后辈的训诫引导,呈现出体裁多样、情理兼容的创作特征,具有丰富的思想性、文学性和教育性。     

唐文治《性理学大义》析论

《性理学大义》是唐文治为无锡国专教学撰写的最为重要的性理学教材.该书的撰写不仅与其在求学、治学中深受理学家志业与思想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也展现出其期以通过讲授性理学,发蒙民众、倡明道德、宣传仁政、挽救世运的治国救国之道.就其内容看,突出了"取法前贤,革新体例"、"注重道统,推重朱子"、"博观约取,发掘大义"及"含英咀华,辨别发微"的撰述特征,并因此而成为民国时期重要的性理学著作,对后世性理学的研究及教材的编撰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辨体与变体:朱熹的文体学思想论析

朱熹的文体学思想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儒家的哲学理学思想密切相关。首先,关于辨体尊体论,朱熹提出了"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的辨体经典论断,这是中国古代辨体批评史上的关键链条之一。其次,在古书辨伪之辨体上,朱熹以此辨体批评方法来辨识古书真伪等,既有系统的辨体理论又有具体的辨体批评实践。他把辨体作为方法来辨伪的代表是《伪古文尚书》和《麻衣易说》。第三,朱熹对《诗经》的诠释方法和纲领,即"读诗须先识得六义体面"之辨体为先思想,是他"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的进一步引申和强调。最后,在处理辨体和破体这一对立范畴的态度和方法上,朱熹持辩证通达的观点,其核心主张就是"变而不失其正"。作为理学家,儒家思想的"中庸"理念及其论《易》时相关的经权、常变等朴素辩证观,都是他辨体通变观的哲学思想基础。     

胡安国对《春秋》之理学化诠释——以《春秋传》所论义利之辨与上下尊卑关系为中心的讨论

胡安国自觉承接理学道统,以理学家高度重视的“义利之辨”为孔子作《春秋》的重心,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诠释.他认为,王道、天理是“上下尊卑”的根基,义利之辨是《春秋》所载违背尊尊之史事的根由,而孔子对史事所作褒贬是对义利之辨寓意的显现,深入体察孔子笔法,有益于具体地把握超越性的王道、天理.通过把《春秋》与孟子义利观、二程理欲观紧密糅合,胡安国实现了对《春秋》的理学化诠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典的理学化”与“理学的经典化”.     

叶适的虚实观及其对理学的批评

虚实关系是宋代哲学的重要理论课题。理学家曾以自己的实学对佛老的空虚观展开深入的批判。但在叶适眼中,理学之实实际是虚。叶适通过对《易传》文本的梳理和观点的重新阐释,否定《彖》、《象》以外其他各篇为孔子所作,认为从根本上支撑起理学理论的《易传》诸说,实际与佛老的专以心性为宗主走到了一起,从而泯灭了尧舜以来作为学术正途的内外交相成之道。叶适的揭示和批评对实学和理学本身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范鄗鼎与《理学备考》

范鄗鼎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理学家，一生以振兴儒学为职责，撰有《明儒理学备考》《广明儒理学备考》和《国朝理学备考》三部有关理学的著作。梳理三种《理学备考》纂辑过程和编纂体例，可见作者治学宗旨与治学精神。研究清初理学，范鄗鼎所著不失独具之学术价值。     

太谷学派简论

太谷学派是清代嘉庆以后的一个民间儒家学派,首尾活动百年有余。学派的宗旨在于加强自身修养,走造就"圣人"的成功之路;一生为民众做有益的事,以达到"祈天永命"之目的。太谷学派接近民众,对儒学的研究多有创新。学派的思想渊源与宋代理学并无关系,而直承《周易》、《论语》等儒家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