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民族形式”论争及其对“五四”新文学重新评价的深层根源探析

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国家利益出发进行了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转向,在这一背景下,延安开展了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对“五四”新文艺重新评价成为“民族形式”论争的焦点,是形成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思潮的关键因素。对“五四”新文学重新评价的深层根源在于中国文学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先天悖论,在于文学所属意识形态发生转变的政治历史需求。     

文学的形式焦虑与想象——大众化视阈中的“民族形式”论争问题考察

由于民族存亡和战争的现实需要,抗战时期民族主义成为文化上的主要诉求。文学“大众化”一直以来就存在的形式焦虑,在抗战的复杂境遇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民族形式”论争就是这种焦虑的集中表达。论争寄托了知识分子对“民族形式”的不同想象,解放区的“大众化”运动中,“民族形式”被创造出来,赋予了具体的形态。尽管这些形态,不可能实现“民族形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所承载的所有意义,但是却在社会政治动员中真正发挥了作用。     

文艺与意识形态交错纠缠的开始——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与胡风事件

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无论是对于五四新文学还是旧形式的认识和评估，胡风和左翼同仁均表现出了如下差异：胡风的理论偏激和失当主要属于认识或理论视野的局限，而左翼同仁的理论偏差则主要来自意识形态的策略操作。双方所代表的“大众化”理解和“现代性”逻辑都可以从毛泽东的论述当中找到根据。胡风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创获仍然围绕着“主观战斗精神”这一核心。“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拉开了胡风事件从“文艺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序幕。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形式”概念

“形式”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主要有四次大的讨论:王国维“第二形式”及“古雅”说、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二三十年代闻一多与戴望舒“三美说”之争以及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这四次讨论呈现出艺术与形式一元化、形式与内容二元化两种倾向,前者重视形式及文学本身的独立价值,和传统密切相连,后者注重内容和文学的社会效用,割裂传统。这两种倾向对认识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展、对当代文论“民族性”问题思考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从"旧形式"到"民族形式"--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发起过程探略

考察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思潮的发起过程可知,它是延安文化界有领导、有计划开展的一场全国性文艺运动。“利用旧形式”活动是这一运动开展的基础,毛泽东的“民族形式”命题是这一运动的理论依据。文艺“民族形式”运动的最终目的在于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新文化,其最大意义在于一条新的文艺道路和方向的重新选择与确立———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     

胡风的“五四”新文艺观与现实主义理论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胡风集作家、文艺理论家、党组织领导、编辑等多种身份于一身,面对启蒙与革命的艰难选择,胡风常常陷入半官方半民间的尴尬境地,走了一条与左翼主流文学迥异的道路。本文从“五四”新文艺评价、民族形式讨论、现实主义理论建构三个密切相关的方面,对胡风的启蒙主义文艺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与评价。     

关于文艺民族化的模糊性思考

本文试图从认识论的角度对文艺的民族化作一个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和读者。一文艺民族化的论争可溯源于“五四”反传统的斗争。从30年代文艺大众化和“旧瓶装新酒”的民族形式的讨论,直到今日的论争,都潜藏着担心我国民族文化     

民族形式讨论纪略

民族形式的讨论是抗战文艺运动中的重要事件。文艺界广泛的讨论开始于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环绕“中心源泉”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迅即形成了讨论高潮。此后,讨论仍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文艺工作者的注意力已更多地转向具体实践。 民族形式的讨论同抗战初期着重于旧形式利用的通俗化运动不可截然分割,它以后者为基础,把关于大众化实践道路的探索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纪略》的编写,是为了提供一些有关的资料和情况。     

“民族形式”论争再认识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间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是抗日战争前期文艺运动中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论争。建国以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给予了它比较确定的地位,评述也基本一致。     

民族化及其悖论——《梁祝》与十七年时期“民族形式”问题

作为政治话语的“民族形式”落实到文艺界,既包含一般理论问题,又包含具体的现实诉求：以理论上的“民族形式”指导实践,为创作提供具体方向。十七年时期,以《梁祝》为代表的民族化典范之作,从表面上看是对“民族形式”的延续,实际上完成了西方形式的运用与再创造。对“民族形式”理论下的创作实践进行问题谱系的延伸,有助于我们反思“民族形式”这一范畴的现实意义,为重新认识十七年时期艺术发展的现代进程提供了新视域。     

“民族形式”论争的历史性回顾与反思

"民族形式"问题是抗战期间在不同政治区域被广为关注的一个话题."民族形式"论争并不是一场自发的理论行为,而是有其深刻的意识形态背景.这场论争所接示的内容极为丰富,人们过去对它的研究采取了简单化的态度,因而造成了一定的误解.还需指出的是"唯有新文学才是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观点其实并非葛一虹明确提出,第一个明确提出的应该是以群.     

“与抗战无关”及其评议再认识

文学与政治的密切结合,既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形成的一种传统,也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内容.但是,文学与政治要不要结合?文学与什么样的政治结合?怎么结合?这也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不同政治观,文学观、审美情趣的文学家们论争不休的问题之一.1938年12月至1939年4月,中国抗战文学界围绕“与抗战无关”展开的论争便是其中的一场尖锐激烈的论争.本文拟就这场论争及其评议加以清理与再认识.     

再谈“‘五四’文学革命”与“两个翅膀论”

以“鸳蝴派”为代表的民国旧小说表面上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衣钵,但从总体上说,它属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强驽之末,从形式到内容,它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了。“五四”文学先驱所以要对它大力扫荡,正是基于这一点。而“五四”新文学所以能取而代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这是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至于以“两个翅膀”之名来攻击“五四”文学革命,给“五四”文学革命抹黑,就更是螳臂当车了。     

回眸《新青年》上的“旧戏”论争

五四时期,《新青年》上围绕以京戏为代表的“旧戏”问题展开激烈论争,一方是师长辈的《新青年》编辑同仁,一方以学生辈的张厚载为代表。世纪初的这场论争,对二十世纪中国戏剧与戏曲产生深远影响,文章对这场论争的背景、人物及论争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与考察,力图在历史现场的还原中再现论争的来龙去脉,为人们进一步深入反思这一论争提供基础。      

新旧文学交替的牺牲品——“五四”时期宋诗评价的思索

“五四”前后,伴随着新文学的兴起,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关于文学革命的论争。其结果,“便是扑灭了许多做遗少的青年人们的‘名士风流’的幻想,同时也更确切的建立了关于新诗的理论。”(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无疑,这场论争促进和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同时也摧垮了落后的、保守的、乃至是反动的中国的旧文学。因此,其本身便被称为“倡导文学革命的革命”,具有相当的进步性。但是,因为是革命,并且是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的革命,矫枉过正,不能区分精华和糟粕,毫不顾惜地     

论抗战时期大后方关于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

“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是抗战时期我国文艺界关于文艺理论的一次最大的论争。今天我们应该全面地、历史地来评价这次论争。这次论争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冯雪峰“民族形式”观述评

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上,冯雪峰的文艺思想无疑占有比较突出的地位。从建国初期几部中国新文学史关于文学分期和一些重要问题的阐述中,即可看到冯雪峰的影响(特别是1945年底他在重庆漫谈会上以《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为题所作的发言)。以后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观点,也大都无所超越。更重要的是,二十年代末期以后新文艺运动各个阶段的重大理论,实践问题,在这位不倦的文学战士的理论著述中几乎都有所反映。他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批评观、创作观,以及在“艺术大众化”、“民族形式”等问题上令人瞩目的理论建树,无不带着那个火热的革命斗争年代的烙印。从这点说,通过对冯雪峰文艺思想的清理,我们或许能够大致看出新文艺运动及其理论的发展轮廓。     

老舍1941年前后的文学回归与抗战文艺论争

文章论述了老舍1941年前后文学回归和抗战文艺论争的关系,从关于“暴露和讽刺”的论争、“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以及所谓“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三方面展开论述.文章认为,正是这几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论争为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学回归提供了足够的思考余地并促成了老舍的回归.     

鲁迅和“五四”文学革命运动

一九一七年初,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继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提倡民主,提倡科学之后,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要求,出现了一个文言白话之争、新旧文学之争的改革文学的热潮,被称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开始时带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     

论“大礼议”与朱熹王阳明思想的冲突

明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到嘉靖三年（１５２４）间,以杨延和为首的旧阁权集团同张璁等新进士大夫之间围绕着当时“继统”与“继嗣”的礼仪形式所进行的“大礼议”之争,前后经过三个回合,最后以张璁等人的主张得到采纳而告终。“大礼议”的论争不仅是当时旧阁权集团与新进士大夫的冲突以及新主权与旧阁权冲突的交织,更体现了正统程朱道学（理学）与新兴王阳明心学的冲突和较量,其实质是天理与人情之争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