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框架与理论资源:胡风左翼文学批评再认识(一)

胡风批评理论建立在"三根理论支柱"之上,汲取了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理论资源,又受到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启示;同时,又是在与"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自然主义"倾向的对立和斗争中形成的,建立在对左翼文学创作的切实感受与认识之上,是通过他的左翼文学批评发展起来的。     

胡风的“五四”新文艺观与现实主义理论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胡风集作家、文艺理论家、党组织领导、编辑等多种身份于一身,面对启蒙与革命的艰难选择,胡风常常陷入半官方半民间的尴尬境地,走了一条与左翼主流文学迥异的道路。本文从“五四”新文艺评价、民族形式讨论、现实主义理论建构三个密切相关的方面,对胡风的启蒙主义文艺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与评价。     

一个理论命题的历史反思——兼论胡风的民族形式理论

胡风的民族形式理论直接承传“五四”文学自由的精神,民族形式的历史形态、开放形态、个性形态构成了胡风民族形式理论独立的品格和完整的形态。胡风不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他对民族传统采取的是符合艺术创造本性的审美更新原则。胡风与周扬等理论家的分歧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     

从胡风现象反思中国现代文化精英的历史悲剧简

胡风问题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乃至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文化现象,是现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对胡风现象的历史反思仍徘徊不前。导致胡风悲剧命运的“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的现代文化性格和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包含世界观、人生态度、文学创作方法三个层次的意义,主要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左翼内部文化思想斗争的产物。在新文学的历史任务、接受世界先进文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上,胡风文艺思想与左翼主导思想存在一系列分歧,自身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不是右倾而是左倾。从传统文化心理的自我束缚中解放出来,疗救“精神奴役的创伤”,锻炼独立、健全和理想的人格,是胡风现象给后人的最深刻的启示。     

胡风文学批评概说

胡风是怀着对国际普罗运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满腔热情投入到创作和批评活动中来的。胡风解放前的批评主要收录于《文艺笔谈》等七部评论集和《论民族形式问题》《论现实主义的路》等论文中,建国以来的批评主要是"三十万言书"。胡风的文学批评是中国现代革命文艺阵营中最有个性的批评,足以跻身"五四"以来最富原创性的批评之列。胡风的文学批评在现代革命文艺史发挥过重要作用,产生过巨大影响。我们至今依然能够感受到它的某种活力和理论冲击波。     

理论思考的深化与“理论局限”的成因——胡风左翼文学批评再认识（二）

胡风对＂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方法＂持续深入的认识,与匈牙利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卢卡契文艺观有深刻联系,这在他对＂同路人＂的思考上得到集中表现。因此,胡风文学批评局限又是以＂自相矛盾＂方式表现出来的。在近些年的＂胡风文学批评＂研究中,胡风并非真正＂自我＂和＂有根＂的话语方式颇受訾议。对于＂胡风理论局限＂的形成根源,更需要在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生成和发展流程上认识,更需要在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局限的思考中得到认识上的深化。     

“民族形式”：1939～1942中国文学“现代性”方案的新想象

1939年－1942年,延安文艺界发起了“民族形式”论争。与此相应,国统区的“新启蒙运动”“战国策派”等也对“五四”新文艺进行了再评价。讨论中,向林冰的“民间形式中心论”、胡风的彻底否定“旧形式”均受到批评;周扬则提出在“五四”新文艺基础上,整合旧形式、创制更有包容性的“民族形式”的折中方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民族形式”论争的总结和回答,是以“抗战建国”为核心提出的一整套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现代性方案。“民族形式”的论予实际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包括赵树理崛起的初始情境。     

1933年的左翼“新人”:周文的地缘小说(下)

从周文30年代小说的变化可以看出,这批左翼"新人"在起点上更为统一的地缘小说创作并没有发展起来,这与茅盾的创作和批评的影响直接相关,更有他们自身的局限,可见胡风30年代对"客观主义"批评的左翼文学发展意义,他们的地缘小说创作更需要通过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得到真正发展。     

巴人“胡风批判”与“日丹诺夫模式”的“亲缘性”

[提要]巴人1956年《文学论稿》从政治立场、哲学方法、美学观点三个维度批判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较之1948年与1955年的胡风批判更具理论性。其理论资源与1954年春在北京大学讲学的毕达可夫讲稿《文艺学引论》相同，皆取自“日丹诺夫模式”，由此可反思文学理论是否尊重了文学的审美性。     

胡风与卢卡契

胡风以至整个中国的现代文学批评理论未能充分发展起来,有多方面原因,这在1940年代后半期有更为突出的表现。围绕“胡风与卢卡契”所作分析可以看到,卢卡契是有自己完整的哲学、社会历史学和美学相统一的思想理论学说的。它恰逢其时地出现,并进入中国,对于胡风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无疑提供了一次不可忽略的“契机”。就此而言,胡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认识中国左翼文学最重要的批评家胡风,他与卢卡契理论发生联系的根基和表现,他最终未能真正进入卢卡契理论的个人原因、时代原因以及所受到的整个左翼思潮的限制,在深化我们对胡风理论的价值、意义认识的同时,可以进一步看到他的理论局限。显然,这又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整体局限的表现。     

“存异”难以“求同”——胡风“五四”观异于主流的歧见及其对胡风命运的影响

如何看待"五四",是审视胡风思想内质及其与左翼主流分歧的一个关键角度。两者在"五四"总主题的认识上并无差异,而在"五四"领导者的认定及历史意义的阐发上却有不同。胡风认为:经过真切实践的鲁迅在"五四"时期已经成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理当居于"五四"领导者之列,这与权威的"鲁迅转变论"产生龃龉;"五四"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文学/文化层面,而非政治范畴,"五四"的反封建传统较之其反帝传统更为根本和重要。这些独异之见动摇了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论证的逻辑,是导致胡风悲剧命运的重要祸根。     

七月社的文艺座谈会与胡风问题的形成

胡风主持的七月社善于借助座谈会进行发声。《七月》的一篇不为人注意的《简约》透露出胡风一派曾计划发行大众版《七月》。其座谈会上讨论“新形式的产生”问题,对朗诵诗的大众化运用问题的探讨,表明胡风等人在文艺大众化的立场上存在着游移和暧昧,并非纯粹的启蒙立场。在“旧形式的利用”问题的座谈中,七月社同人通过消解内部的话语分歧而形成了对外话语权力较量的一致性,胡风本人也积极参与其他机构的座谈会,主动占领话语阵地,与通俗读物编刊社在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问题上展开话语权角逐。座谈会这一话语空间所形成的力量场,助长了胡风与其追随者抱团取暖、结成知识共同体的风气,也构成了他日后命运的端倪。     

从胡风现象反思中国现代文化精英的历史悲剧

胡风问题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乃至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文化现象,是现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对胡风现象的历史反思仍徘徊不前。导致胡风悲剧命运的"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的现代文化性格和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包含世界观、人生态度、文学创作方法三个层次的意义,主要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左翼内部文化思想斗争的产物。在新文学的历史任务、接受世界先进文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上,胡风文艺思想与左翼主导思想存在一系列分歧,自身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不是右倾而是左倾。从传统文化心理的自我束缚中解放出来,疗救"精神奴役的创伤",锻炼独立、健全和理想的人格,是胡风现象给后人的最深刻的启示。     

文艺“民族形式”论争及其对“五四”新文学重新评价的深层根源探析

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国家利益出发进行了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转向,在这一背景下,延安开展了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对“五四”新文艺重新评价成为“民族形式”论争的焦点,是形成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思潮的关键因素。对“五四”新文学重新评价的深层根源在于中国文学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先天悖论,在于文学所属意识形态发生转变的政治历史需求。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新诗的“大众化形式”采用与传播

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作为“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新诗歌团体,创办了以《新诗歌》为代表的一系列诗歌刊物,在20世纪30年代承担起了无产阶级诗歌创作和传播的重任。这一时期的左翼诗歌表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创作倾向和时代特征,呼吁使用“大众化形式”来创作诗歌,追求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和可朗诵性,以增强无产阶级诗歌在民众中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这一时期的左翼诗人从歌谣等“旧形式”中汲取诗歌资源,借此建设适应时代需求的“大众化”新形式。“大众合唱诗”作为“大众化形式”的建设代表,表现出较强的“戏剧化”特征,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文体互渗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左翼新诗不仅摆脱了之前理论殷实而作品贫乏的“国语诗歌”创作困境,而且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诗歌甚至是新诗的大众化传播。      

左翼学案:周扬与“两个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争论时间最长的一桩学案。从1934年周扬提倡"国防文学",到1988年中共中央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胡风彻底平反,"两个口号"论争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发展进程中一再成为文艺运动的聚集点,因这次论争而导致的"周扬派"与"鲁迅派"的分化在左翼文艺运动和建国后的文学史上演绎了说不尽的恩怨沧桑。周扬是这一学案的主要当事人,从左联解散,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历次文艺运动,他的命运沉浮始终与"两个口号"论争息息相关。虽说周扬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左翼文艺运动史",但实际上,周扬一生的文艺活动都深陷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纠纷而不能自拔。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两个口号"论争,要么是从路线斗争的角度用政治批判方式解决文艺问题,要么是从宗派观念的角度纠缠于历史的或个人的是是非非,这两种途径都无法真正解决"两个口号"论争的矛盾冲突。新时期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个人恩怨的消解,从文艺理论上确立"两个口号"论争的对话与潜对话状态,是解决"周扬派"与"鲁迅派"历史矛盾的正确途径,也只有从文学理论意义上寻求对话的基点,才能使"两个口号"论争的理论遗产转化为建设性的文学资源。     

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论周文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大众化”思潮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是个一以贯之的潮流，虽然左翼文学界的文艺大众化是从批判“五四”文学开始的，但作为大众化运动的领导者与实践者之一的周文在文学的根本问题与原则问题上，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他提出文学要面向大众，要使用“活”的语言，而且还利用自身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公文改革，实现了“五四”未竞的事业。     

慎重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与牛军先生商榷

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一文在基本概念、史料运用和理论总结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 1)“新中国外交”的概念有悖基本事实和学术界一般认识 ;( 2 )“革命性”不能说明新中国外交政策形成的曲折过程及其复杂方面 ;( 3)“内向性”、“过渡性”的概括有违重要史实 ,而且逻辑论证混乱     

论“民族形式”论争的发端问题

文学“民族形式”的思想在五思运动中已存在，但这个概念却直到１９３８年才确立下来。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和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以及伟大的抗日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形式的特征在于强调民族化，旨在克服以前文艺思潮中的欧化、教条主义以及通俗至上的偏向，在正确的政治思想指导下，以民族货币回笼大众为方向，进而建立一种“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     

毛泽东反思“左”倾错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反思、总结党内三次“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教条主义严重错误的教训，在革命的实践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对党领导中国革命历程中发生的“左”倾错误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批评、反思和总结“左”倾错误的主观主义，形成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反思和总结在革命道路上城市中心论的“左”倾错误，创造性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反思和总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排斥中间阶层的“左”倾错误，形成了争取最多数同盟军的统战理论；批评和反思在组织问题上宗派主义的“左”倾错误，形成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