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思考的深化与“理论局限”的成因——胡风左翼文学批评再认识（二）

胡风对＂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方法＂持续深入的认识,与匈牙利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卢卡契文艺观有深刻联系,这在他对＂同路人＂的思考上得到集中表现。因此,胡风文学批评局限又是以＂自相矛盾＂方式表现出来的。在近些年的＂胡风文学批评＂研究中,胡风并非真正＂自我＂和＂有根＂的话语方式颇受訾议。对于＂胡风理论局限＂的形成根源,更需要在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生成和发展流程上认识,更需要在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局限的思考中得到认识上的深化。     

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

坚持“纯正的文学趣味”，反对文学的商业化与政治化，强调文学的独立品格，是沈从文进行文学批评时遵循的基本文艺思想与美学原则。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观念与准则，如作品应“匀称”和“和谐”，作家应讲求创作的“技巧”与独创性等。而在批评方法与风格上，则表现为典型的印象式批评，他不是从作家的生平与外部环境入手，而是结合自己的创作实际，深入作家的内心世界，就文章本身加以分析与点评。同时，他还十分重视批评文体的多样性，反对千篇一律。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体现出的批评观与批评个性，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突出的位置。     

文艺与意识形态交错纠缠的开始——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与胡风事件

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无论是对于五四新文学还是旧形式的认识和评估，胡风和左翼同仁均表现出了如下差异：胡风的理论偏激和失当主要属于认识或理论视野的局限，而左翼同仁的理论偏差则主要来自意识形态的策略操作。双方所代表的“大众化”理解和“现代性”逻辑都可以从毛泽东的论述当中找到根据。胡风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创获仍然围绕着“主观战斗精神”这一核心。“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拉开了胡风事件从“文艺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序幕。     

1933年的左翼“新人”:周文的地缘小说(下)

从周文30年代小说的变化可以看出,这批左翼"新人"在起点上更为统一的地缘小说创作并没有发展起来,这与茅盾的创作和批评的影响直接相关,更有他们自身的局限,可见胡风30年代对"客观主义"批评的左翼文学发展意义,他们的地缘小说创作更需要通过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得到真正发展。     

中国现代“杂”文学的价值重估

一直以来,中国“文学”的论域总在泛窄、广狭、正野、纯杂之间,到20世纪才进入纯杂分立的时代。经过提纯祛杂,纯文学周边的大量“杂”文学被长期忽略或屏蔽,但杂文学事实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实存的有机构成。杂文学疆域极广,文类众多,借用来自西方的“副文学”、“非虚构文学”、“私人文学”等概念来命名和限定并不完全相洽。杂文学具有一定的文学性,更具有非虚构性、实用性等本体特性,呈现的是一种丰富和驳杂。杂文学同样是“有意义的结构”,具有其特殊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批评价值。杂文学写作是中国现代文人日常文学生活和中国文学国情的表征,只有破除20世纪以来形成的“文学”观念、文类观念、文学史观念等观念规限,我们才能对这种文学实存进行客观、公正的衡估,从而撬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板块。     

论新时代中国外国文学批评的立场、导向和方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者引进和吸收西方国家的文艺理论、批评方法和研究观点,在外国文学批评上取得快速发展,已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批评立场、模式和理论。比照中西思想之异同,探讨中国外国文学批评的立场、导向和方法,将有益于探明新时代中国外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在批评立场上,以翻译引进和充分运用西方文论这两个阶段为基础,我们的外国文学批评正处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新阶段,要坚持“中国思维”和“对话创新”原则,即以中国思维为主导,力求中西贯通,展现我们的世界主义视野。在批评导向上,面对西方现当代批评理论先导且频繁建构/解构的趋势,我们的外国文学批评可遵循“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六观说”等中国诗学原则,中西互鉴,推进审美批评。在批评方法上,面对西方批评根深蒂固的“定义—分析”修辞学模式,我们的外国文学批评可遵循中国诗学的“整体观照法”,不仅促进审美批评,而且实现中国批评理论的创新。     

张天翼创作略论

张天翼是三十年代初脱颖而出的左翼青年作家,曾被誉为左翼文坛的“新人”,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 作为左翼文坛的“新人”,张天翼的出现并受到重视,跟当时整个文坛的现状有密切的关系。正如胡风所说:“我们考察张天翼的作品在当时是怎样地受到了广大的欢迎,不应该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湘西书写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湘西是一个被众多作家一再书写到的地域性乡土。湘西书写,是指以湘西为表现背景,展示20世纪中国人在湘西乡土中的生活习俗、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和生存形态,以及书写者本身在这种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对湘西的认识、期待、回忆和想象。湘西书写可分为“诗意化”与“审美化”的湘西书写、“写实”与“批判”的湘西书写、“左翼”与“革命”的湘西书写、“传奇”的湘西书写四种形态。这是由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从诸如反现代与反都市、追求现代化、追求左翼与革命、追求形而上的终极与民间狂欢的立场和角度将自己对湘西的记忆、想象、感受和期盼文学化的结晶。     

除了“阐释”，文学理论还能干什么？

“阐释”是对既有文学现象和理论现象的解释,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文化诗学”和“文学理论的批评化”的实质都是对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进行“阐释”。避免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学现象进行“强制阐释”,追求“对话性阐释”、“适度阐释”是文论界的共识。“阐释”的过程中虽然也会有理论观点和理论态度,但“阐释”的侧重点却不在于面对纷繁的文学现象提出新的理论话题。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危机并不仅仅在于“强制阐释”,而在于“阐释”本身。对“阐释”的较多关注,对新的理论建构的有意回避,是导致文学理论研究缺乏个性和创新的重要原因。     

载道、言志、缘情的变奏：古典文学批评框架下的新文学观念考察

文以载道、诗言志、诗缘情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核心命题,从道、志、情的内涵来看,载道与缘情一者强调文学对“道”的无条件附属,一者强调文学对主观情感的抒发,构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极,而诗言志观则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个较强包容性的命题。五四作家在社会启蒙与文学本体建构的双重考量下历史性地选择了“言志”的文学观念,一方面展开对“文以载道”与“诗缘情”观的双向批判,另一方面却又吊诡地徘徊于两者之间。“五四”后“言志派”开始了两个方向的分化,一是“志”的个性化色彩逐渐淡化从而走向“载道”;一是“志”的社会责任感消退,逐渐走向“缘情”。“言志派”的分化,是现代文学观念逐步多元化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     

批评框架与理论资源:胡风左翼文学批评再认识(一)

胡风批评理论建立在"三根理论支柱"之上,汲取了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理论资源,又受到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启示;同时,又是在与"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自然主义"倾向的对立和斗争中形成的,建立在对左翼文学创作的切实感受与认识之上,是通过他的左翼文学批评发展起来的。     

文学研究中的'关键词批评'现象及反思

源于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批评”开启了以阐释核心术语来反思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新视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在方法论上给日趋程式化和成见化的文学研究以极大启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关键词写作现象。“关键词批评”在批评实践层面有了不少新变与推进：　不再仅以对关键词的词源学追溯为批评中心,而是以关键词在批评实践中的衍生为考察重心,以期有益于文学批评理论与相关学科的建构和发展;表现出注重紧密联系文学文本进行批评实践的趋向;编撰体例有所突破,文论性得以进一步彰显。这些都昭示了“关键词批评”发展的新路向,也显现了其在新时代语境中的勃然生机和研究实绩。我们在充分认识“关键词批评”理论价值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些理论“陷阱”与实践误区,避免政治视角从“一维”成为“唯一”,谨防关键词的霸权化和快餐化。     

“二二八”文学：战后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后反映、表现台湾社会的“二二八”文学迅疾纪录了战后台湾现实的真实面影,凸现了台湾回归祖国后台湾民众“当家作主”的愿望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矛盾冲突,以丰富的历史细节化解了“二二八”中的族群冲突,在社会心理和台湾历史的层面上揭示了“二二八”事件症结所在,其中包含的反思尤为深刻。“二二八”文学是战后台湾政治文学的滥觞,其主导是左翼文学思潮,这种在野的左翼文学根植于台湾社会,呼应于中国大陆的革命形势,但又有自觉、鲜明的台湾本土建设性,其影响存在于日后台湾文学的发展脉络中。“二二八”文学反映了战后台湾文学遭受的重挫,但它提出的台湾文学课题及其表现出来的建设性构成了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医学人类学对过程哲学的阐释

通过对过程本体概念的理解和阐释,使阐释人类学的“深度描写”在认识族群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基础上,并结合医学人类学对“过程”理论进行研究,这种以 “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 对中国传统中医文化进行“深度描写”,并从批评的角度度对人类知识进行重新洗礼和审视,使过程哲学思想与医学人类学之间形成契合点,并以此对“过程”研究的范式来构建起医学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医学人类学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论胡风的古代文学批评

在胡风的著述中很难发现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富于学理性的宏观批评,"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文学现象就整体而言没有进入胡风的批评视野。当然这不能否认他对少数作品的批评,尤其他对《红楼梦》《水浒传》的批评值得关注。这些批评意见有的确乎发人深省,有的则未必妥当。这些意见和看法隐含着胡风对世界文学经验的重视,既是其理论个性使然,又是"五四"时代精神对他的深刻影响所致。     

茅盾与文学批评体制

在文学研究会群体中,茅盾无论批评成就还是社会影响,都是现代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他不仅为社会—历史批评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而且开创了以阶级分析为宗旨的"作家论"批评文体,对左翼批评乃至整个现代文学中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建设都有典型性的意义。     

胡风文学批评概说

胡风是怀着对国际普罗运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满腔热情投入到创作和批评活动中来的。胡风解放前的批评主要收录于《文艺笔谈》等七部评论集和《论民族形式问题》《论现实主义的路》等论文中,建国以来的批评主要是"三十万言书"。胡风的文学批评是中国现代革命文艺阵营中最有个性的批评,足以跻身"五四"以来最富原创性的批评之列。胡风的文学批评在现代革命文艺史发挥过重要作用,产生过巨大影响。我们至今依然能够感受到它的某种活力和理论冲击波。     

失乐园的哀歌——试论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创作

李金发是中国象征派诗歌的“开山祖”。他的诗作大量使用象征、比喻、通感、意象,以怪异、神秘、晦涩、颓废被称为“诗怪”,并被当作食洋不化的例证而受到批评,这是不公正的。造成李诗的不被理解以至遭到很多人批评的原因有三：其一,李诗的主题多为死亡、梦境、幻觉及破灭的爱情等,改变了传统诗歌惯用的主题。其二,李诗的内容虽歌咏家国、爱情、艺术、自然等,但大抵歌其悲哀的一面,是消极的。其三,李诗的形式带有明显的欧化痕迹,大量比喻、通感的运用、意象的跳跃,使得解读困难。事实上,李诗在新诗的探索实践中对诗歌艺术有独特贡献,其艺术个性与独创性,在新诗艺术上有深远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到20世纪40年代“九叶”诗人的创作,再到到20世纪70至80年代盛行的“朦胧诗派”,都与之有着血脉联系。可见,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诗歌不是无病呻吟和毫无意义的,而是具有超前意识和一定价值的作品。     

体验·隐喻·历史——福柯“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研究

福柯文艺思想的根本方面是“关系本体论”。福柯在“文学时期”就思考并提出“文学本体论”的问题,其文艺本体论性质是“关系本体论”,基本方面由“体验”、“隐喻”、“历史”三个维度构成：“体验”是存在与他者的关系维度,体现出理性与非理性对话交流的开放思维;“隐喻”是形式与意义的关系维度,体现为语言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新型构造;“历史”是结构与变化的关系维度,话语分析成为有效的批评方式。福柯的“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对后现代主义文论具有反思与认识价值,对当代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