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影响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整体上的理论自觉意识是在20世纪30年代表现出来的,这与马克思主义影响直接相关。20世纪30年代较为完整的批评理论首先出现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文学批评家中,突出表现就是建立起整体阐释框架和＂历时性＂观照方式的＂作家论＂。左翼文学批评直接带动了20世纪30年代文学批评整体上的发展,具有说服力的是1936年完成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胡风与卢卡契

胡风以至整个中国的现代文学批评理论未能充分发展起来,有多方面原因,这在1940年代后半期有更为突出的表现。围绕“胡风与卢卡契”所作分析可以看到,卢卡契是有自己完整的哲学、社会历史学和美学相统一的思想理论学说的。它恰逢其时地出现,并进入中国,对于胡风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无疑提供了一次不可忽略的“契机”。就此而言,胡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认识中国左翼文学最重要的批评家胡风,他与卢卡契理论发生联系的根基和表现,他最终未能真正进入卢卡契理论的个人原因、时代原因以及所受到的整个左翼思潮的限制,在深化我们对胡风理论的价值、意义认识的同时,可以进一步看到他的理论局限。显然,这又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整体局限的表现。     

胡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文化断面

胡风是以文学批评参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他的文学批评有着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特征,尤其是从胡风所认同的文化断面的价值观来观照其文学批评时,其文学批评的批判现实主义特征就更为明了.本文试图从文化的断面上对胡风的文学观及其文学观所表现出的核心内容加以透视,从而寻找到胡风的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的文化的根据性.     

1933年的左翼“新人”:周文的地缘小说(下)

从周文30年代小说的变化可以看出,这批左翼"新人"在起点上更为统一的地缘小说创作并没有发展起来,这与茅盾的创作和批评的影响直接相关,更有他们自身的局限,可见胡风30年代对"客观主义"批评的左翼文学发展意义,他们的地缘小说创作更需要通过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得到真正发展。     

关于“国民文学”的倡导——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二）

从创造社的内部差异可以看到,与法国19世纪诗歌传统相联系建立起＂诗＂的观念的,是创造社京都作家,这里有着郑伯奇与成仿吾文学批评观的深刻差异,由此出现1924年＂国民文学＂的倡导,以及翌年以穆木天为主在《语丝》上与钱玄同的论争,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诗＂与＂散文＂观念的碰撞。从中可见,＂诗＂的观念,对＂诗＂与＂散文＂之不同的认识,在进入＂五四＂后的新文学独立发展中是艰难的。     

文艺与意识形态交错纠缠的开始——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与胡风事件

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无论是对于五四新文学还是旧形式的认识和评估，胡风和左翼同仁均表现出了如下差异：胡风的理论偏激和失当主要属于认识或理论视野的局限，而左翼同仁的理论偏差则主要来自意识形态的策略操作。双方所代表的“大众化”理解和“现代性”逻辑都可以从毛泽东的论述当中找到根据。胡风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创获仍然围绕着“主观战斗精神”这一核心。“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拉开了胡风事件从“文艺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序幕。     

批评框架与理论资源:胡风左翼文学批评再认识(一)

胡风批评理论建立在"三根理论支柱"之上,汲取了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理论资源,又受到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启示;同时,又是在与"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自然主义"倾向的对立和斗争中形成的,建立在对左翼文学创作的切实感受与认识之上,是通过他的左翼文学批评发展起来的。     

“小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及其“话语”研究的当下意义

文学领域中对＂小资产阶级＂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小资产阶级＂文学形象的研究;二是对＂小资产阶级文艺＂的研究;三是对＂小资产阶级话语＂的研究。以中国知网为主要检索平台,从研究的内容和数量上看,文学形象研究占据主流;从研究态度上看,可以发现,无论是对作品中＂小资产阶级＂人物形象的态度还是对＂小资产阶级＂文艺的态度都有一个由贬斥到褒扬的转变,对＂小资产阶级＂话语的研究虽相对薄弱,但也有逐渐推进之势。由此,对＂小资产阶级＂相关命题的关注与研究可以成为理解现代文学、文化发展动力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法国文学取向的中国新文学批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一）

文学革命倡导与新文学独立发展之间有不同的历史要求,新文学需要向文学审美形态转化与深化,文学批评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形态建设具有首要的意义。“诗”与“散文”的分裂,是19世纪法国文学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诗”与“散文”及其关系的认识,是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审美建设的重要内涵。从中可见,陈独秀仅仅建立起了中法文化暨中法文学通道,更体现新文学独立发展意义的穆木天与沈雁冰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却起到明显不同的作用：穆木天为‘嗷文化”的新文学注入了‘恃”的内涵,这有助于新文学向文学审美形态的转化,沈雁冰则更表现出对文学革命倡导观的延续和套用,在他的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中,“散文”与“诗”是截然对立而难以相容的。     

"多元"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理念变革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当前受到的挑战,既表现在学术领域,也表现在教学领域,随着多元史观的普遍接受,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理念需要经历从启蒙向对话的变革。     

胡风文学批评研究断想

要深化胡风文学批评的研究,应当进一步开阔视野,搞好实证性研究,同时要平心静气精心研读胡风的批评著作;要抓住关键方面作为突破口,进行深入的探讨。也应当努力吸收新的学科理论,将其运用到胡风文学批评研究中来。     

“情感折射”与“感物兴怀”:中西方表现理论之同异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形象地把文学比喻为"镜与灯",作家就是不断在镜里模仿、在灯中表现的创造者;中国的文学批评传统则崇尚情感的自然表达与表现,以期实现"物我合一"。中西两种诗学均侧重情感的自然流露,同时也各有其特点。     

“复元古”意识下的写作精神重构——论中国现代文学对民族神话、传说叙事精神的理论阐扬

神话、传说与民族精神是一种表与里的关系,民族神话、传说蕴含着民族文学的叙事密码和叙事精神。中国现代文学在理论上大力阐扬民族神话、传说的叙事精神,其意在恢复叙事效果上的“新鲜感”,实现叙事文风上的“古风”意韵,在叙事经验中抵达对“神思”的妙用。中国现代文学对民族神话、传说叙事精神的理论阐扬,实质上是“复元古”意识下的写作精神重构,沉潜地表达了对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归心;在如何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时代潮流的当下,中国现代文学在理论上对民族神话、传说中深层次意蕴的发掘,于当代中国文学叙事的民族性建构,以及相关的文学批评等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     

感“性”与理“性”——与梁晓声先生的餐桌对话（之二）

人的性是需要用理性去引导的,但更重要的是用理性引导民族超越性对人性发展的局限,认识高于性的社会文化与审美文化在提升民族精神方面的价值。中国文化的崛起将对拯救后工业时代的人格精神虚无产生积极的价值。     

智顗观“一念心”的认识论理路及其时代意义

借助＂一念三千＂和＂三谛圆融＂的理论观点,探讨智顗＂一念心＂以及＂心＂作为认识对象的合理性问题,兼论这种认识论方式所具有的时代意义。通过层层分析和推理,考察出＂心＂作为认识主体与客体的整合是其自我反思方式的必然结果,并为解决现代社会在认识层面上的混乱局面提供新的理论指向。     

从本体论到主体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话语误读

＂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提出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这一对重要的理论范畴,＂内部研究＂指的是对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研究,＂外部研究＂指的是对文学作品＂经验事实＂的研究。这对范畴传入中国后,从理论内涵到功能意义都发生变异,引起了划分标准、作家归属和读者归属的误读,中国文学批评实现了从文学本体论向文学主体论的过渡,引发了中国文论的＂向内转＂。     

论前期创造社期刊的创办对中国现代文学进程的影响

前期创造社期刊,分别从昭示＂五四＂文学走向、引导＂纯文学＂时代到来、加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和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等方面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另外,前期创造社期刊的编辑者和出版书局的责权不明晰、编辑者之间的分工不清楚、期刊和社团关系认识的偏差以及期刊栏目设置的不足等方面也留给后人很多意味深长的教训。     

胡风文学批评概说

胡风是怀着对国际普罗运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满腔热情投入到创作和批评活动中来的。胡风解放前的批评主要收录于《文艺笔谈》等七部评论集和《论民族形式问题》《论现实主义的路》等论文中,建国以来的批评主要是"三十万言书"。胡风的文学批评是中国现代革命文艺阵营中最有个性的批评,足以跻身"五四"以来最富原创性的批评之列。胡风的文学批评在现代革命文艺史发挥过重要作用,产生过巨大影响。我们至今依然能够感受到它的某种活力和理论冲击波。     

“大师的批评”之另一面——论沈从文文学批评的局限性

30、40年代的沈从文,是京派小说的“大师”级人物。沈从文在小说创作的同时也写下大量的批评文字。作为“大师的批评”,沈从文的批评文字的确有独到之处,但其局限是非常明显的:个人艺术趣味对其文学批评的制约;对左翼文学现象作简单化排斥、抵制所反映出的批评家学术立场的缺失;对理论的轻视与排斥所表现出的轻理智主义倾向。     

知识伦理与现代文学研究的价值

随着 90年代以来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和国内近 2 0年的“市场经济改革”所造成的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变化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 ,人们普遍感觉到 ,现代文学研究在 80年代形成的许多基本的理论预设和分析思路难以再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在今天 ,现代文学研究如何继续保持学科的“当代性” ?如何拓展研究的范围和丰富自己的分析方法 ?如何在发展学术规范的同时保持艺术敏感和思想锋芒 ?如何理解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 ?如何将历史研究和当下的文学批评结合起来 ?……在这一系列问题上 ,学术界正在产生许多新的理解、新的分歧和新的共识。本刊在上海大学 2 0 0 1年 1 1月举办的“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组织的这一组笔谈 ,正部分地触及了这些问题